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研究余京津

Vol.9No.5
2012年5月
第9卷第5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May.2012一、前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群体，也是学界、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工”一词正式进入了国家政策文件，获得了政策层面上的认可，“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参见：1991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令第87号：《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一章第二条）目前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亿，这一批人为我国的城市发展做出了了巨大贡献，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贡献已经有结论性的共识，同时也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户籍制度限制、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经济生活水平偏低等多方面问题。

进入21世纪，在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0%多的大背景下，城市化与市民化进程不均衡，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凸显出现，成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二、文献回顾
国内最早提出农民市民化的是黄祖辉等学者，1989年他们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一文中提到这一概念。

但此后研究几乎空白,形成1989、1994、1999年3个断点，从2001年开始，文献资料才逐年增多。

最近几年学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讨论较为热烈，笔者将其归纳为身份认同、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和整体市民化程度三个视角，并且这三个视角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自我认同影响社会融合水平，社会融合水平又是整体市民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农民工市民化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从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倾向就成为市民化程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对身份认同进行操作化时，有的学者采用的是“您现在不务农了是否还觉得自己是农民”（彭远春，2007；王春光，2001），有的学者则采用的是“你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来衡量（任远、乔楠，2010，人口研究）。

这两个典型问题也体现了身份认同的两个向度。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任远、邬民乐，
2006）。

社会融合建立在对自我身份的正确认知之上，其融合
程度又影响市民化程度。

张文宏等人指出，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应该包括四个部分：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

面对城市化研究社会整合
层面上的不足，王春光提出“半城市化”概念（王春光，2006）。

任远等人则认为现有多数研究将社会融合看作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忽略了对流动人口感知到的城市的研究（任远、乔楠，
2010）。

整体市民化程度研究视角也是本文所采用的一个视
角，目前已有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农民市民化，这就包含了失地农民市民化、政策性移民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等多个群体，专门研究农民工整体市民化的也就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笔者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首先是缺少整体性视角，更多地停留在个体心理层面，未能从宏观程度把握，更不能以量化的形式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显示出来；其次在研究中探寻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时，大多数还是分散的、孤立的因素列举，像提到人力资本就是简单的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就是有没有城市居民朋友等，缺少系统性因素研究（其实象人力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测量系统）；最后，在前面两个不足基础上的实证定量研究，就会因为因变量的测量尺度太低和重要自变量的纳入不足，导致模型解释力不够。

三、主要概念和研究假设（一）主要概念
关于农民工的认识虽已有共识，却还没有一个严格确切的定义，由于在当下话语背景中对这一名词所包含的贬义色彩，更是有很多学者呼吁取消这一称呼。

本文为了将农民工群体和“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群体区分开来，将其定义为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

这是一个广义的农民工概念，既包括了跨越本县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包括在本县务工经商的农村户籍人员和保留农村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

市民化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也是学者讨论的热点。

参考有关学者的市民化观点，结合农民工的特殊状态，笔者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居住、生活并融入城市，脱离农民的职业和身份，真正实现从外在资格和内在素质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结果。

因为农民工市民化要经过几个阶段：职业非农化、居住城镇化、生活城市化，所以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存在差异。

（二）主要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假设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研究
余京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
要：本文以2009年九城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假设，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均有促进作用，并且探讨了每项资本的具体影响因素。

因此，加快建设人力资本、培育再生性社会资本成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最先由舒尔茨系统提出。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通过投资于教育、培训、健康等方面而形成的体现于人身上的“非物质资本”。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人力资本同样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张文宏、雷开春，2008；叶鹏飞，2011；任远、乔楠，2010）。

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因此大多数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或者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经济收入低缺乏保障和福利，甚至和城市市民连基本的“同工同酬”都无法实现。

而且人力资本高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更加容易转向所在城市，受到的文化冲击和心理不适程度要低一些。

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1.1：技术培训次数越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2：学历培训次数越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3：技术培训的效果越好，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4：学历培训的效果越好，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5：打算自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高于没有此打算的农民工
假设1.6：通过培训获得的结业证书越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1.7：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2.社会资本假设
社会资本自提出以来就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被很多学科甚至国际组织拿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林南曾给出社会资本的经典定义：社会资本就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在农民工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中，社会资本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关系”主导的社会，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除了原有的“本土性社会资本”，更重要的就是建立基于所在城市的“再生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影响的就是心理状态和身份认同，社会网络中缺少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很难对所在城市产生认同，进而没有定居意愿，也就谈不上市民化了。

因此笔者假设：
假设2：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2.1：本土性社会资本的接触性频率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2.2：再生性社会资本的接触性频率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2.3：本土性社会资本的帮助程度越大，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2.4：再生性社会资本的帮助程度越大，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假设2.5：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市民化程度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进研究员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
—政策范式的视角》的调研数据，样本按照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西部地区共选取九个城区。

调查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期间进行，总共发放问卷845份，回收739份，回收率为84.26%。

（二）变量及其测量
1.因变量：市民化程度得分
本文的市民化程度测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生活能力、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

针对这三个部分，设计一个得分量表，包含二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五个程度由高到低的选项，分别赋值1分到5分，然后将这二十个问题的得分累加在一起，满分为100分。

2.自变量：
（1）人力资本因素
纳入教育程度、技术培训次、学历培训次数、技术培训效果、学历培训效果、是否打算自费参加培训、有无培训证书。

（2）社会资本因素
纳入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再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本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社会网络规模。

（3）控制变量
在设置模型时，根据已有的研究综合考虑，本文将性别、婚否、是否党员、当前工作的月收入、农民工代际（按照出生年月，将1986年之前的农民工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6年之后的农民工界定为第二代农民工）和目前的工作职务纳入进来。

五、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
在设置的人力资本模型中，除控制变量外，加进去的都是人力资本因素。

通过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假设1得到了证实。

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向，“技术培训效果”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366，受教育程度中“大专”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2.016、“大学本科及以上”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3.433。

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为25.95%。

我们可以认为，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但是在全部的人力资本因素中，只有技术培训效果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变量是通过了统计检验的，其他的人力资本因素均不显著，假设1.3和假设1.7得到了证实。

其中受教育程度因素，也只有大专以上水平和未受教育相比，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明显的影响，可见只有当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至少要大专以上）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技术培训次数、学历培训次数、技术培训效果和学历培训效果本来是四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指标，但是只有技术培训效果对市民化程度起到了作用。

笔者认为，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接受技术培训是当前增强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能够自觉进行学历培训的毕竟只是少数，囿于学历培训人数太少，所以设计的两个指标就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时，技术培训虽然次数总体上比较多，但如果流于形式的话，对农民工的生存或者市民化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农民工自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模型中不是技术培训的次数而是技术培训的效果呈现出很高的影响。

应该说培训证书对农民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进而使得其较为容易在城市中生存并接受市民化，但变量却是不显著的，笔者认为这主要和农民工获得证书的渠道太少有关，当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很难再去获得证书或者想过要去考取证书。

（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
社会资本模型主要分析的是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纳入的五个变量，只有本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
（下转第35页）
（上接第17页）度的作用方向为负（但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027，“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353，“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437，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为28.76%。

从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对市民化程度是正向的影响，即支持了我们的假设2.通过检验的有个三个变量：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和社会网络规模，本文的假设2.1，假设2.4，假设2.5得到了验证。

与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的越频繁其市民化程度越高，主要可以从社会认同方面加以解释，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显示，经常和老乡、朋友、同学等接触，可以使其在新地方较快的产生社会认同感并减少身份焦虑和身份危机。

而且一般说来，移民群体（包括农民工）总是在新的居住地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并且这个圈子几乎是原来居住地社会网络的一个复制，他们最乐意接触的就是原有熟人而不是新认识的城里人，所以再生性社会资本的接触频率是不显著的.当农民工来到新的城市后，原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关系就起不了很的作用了，这时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最能帮助他的就是再生性社会资本里包含的那些同事、当地居民或者当地干部，因为他所在的群体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显著而本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不显著的一个主要原因。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水平不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农民工所拥有的这两项资本都不多，成为导致市民化水平偏低的重要因素。

为了尽快缩小市民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差距，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着重建设他们的人力资本，在维持好本土性社会资本的同时培育他们的再生性社会资本。

清除制度性障碍，加快农民工资本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
会学研究，2001，（3）.
[2]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J].社会学研究，
2009，（4）.
[3]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
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5）.
[4]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2）.
[5]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人
口研究，2010，（2）.
[6]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J].人口研究，2007，（2）.
样更加促使了经济主体合理预期的形成，但在信息化的时代还是非常必要的。

公众对经济生活的接触是直接的、多层次的，长期不透明政策的存在必定会使经济陷入混乱。

所以央行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最大可能地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让其政策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三）针对影响政策效应的共性因素的几点建议。

首先，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执政能力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改善途径。

当政策效应不太显著的时候，可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

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

所以，中央银行可以适当减少调控的次数,而加大调控的强度。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

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

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

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同时相关部门还可以加强金融创新。

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随着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央行应该创造出满足当前形势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力度。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

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

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

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

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

现在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适当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

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

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