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青年思想及其当代启示马新飞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思想政治教育·2014年第4期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青年思想及其当代启示马新飞周建超（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科办，江苏南京210023；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摘要】陈独秀十分关心和关注青年的成长发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青年发展的目标模式与实现的途径选择等文章和演说，形成了独特的青年思想理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深入学习和研究陈独秀的这一思想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知识青年在近代中国民族危难时刻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情怀，进而揭示陈独秀青年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且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好青年工作，推动青年把个人梦与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五四时期陈独秀陈独秀的青年思想中国梦一、青年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动力陈独秀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内部政治社会衰败和外部面临帝国主义羞辱性掠夺的时代。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国之道，青年陈独秀从20世纪初开始就投身爱国革命活动，先后组织爱国演说、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创建岳王会，传播民权、自由与科学思想，鼓吹革命思潮。

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觉醒的”，大多数国人则沉睡不醒。

因此，要挽救中国，只有依靠青年，青年学生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动力”［1］。

首先，社会是属于青年的，青年是变革社会的生力军。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时期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年是社会中最新鲜活泼、富有朝气的因素，其成长发展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发展。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2］因此，陈独秀把中国的前途、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青年通过自身的发展完善来承担不断改造国家和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物质力量。

其次，青年身心活泼，受传统思想影响小，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思维。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蕴含着新陈代谢的规律，青年相对于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精力充沛，生机勃勃，是人类社收稿日期：2014－03－11作者简介：马新飞，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科办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88会新鲜之血液，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豪情壮志，而中老年人，体质微弱，精力不济，保守安逸，“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因而，“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3］。

同时，青年人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敢于怀疑，易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思维，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

再次，只有新青年，才能肩负起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陈独秀认为，既然青年是中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那么青年的正确成长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现实生活中的青年还烙印着旧时代许多痕迹，不能担当改造旧中国的使命，只有把“旧青年”塑造为新青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4］。

只有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被唤醒而奋起，才能完成救国救民之重任。

为此，陈独秀教育中国的青年，一是要明白自身的责任重大，不可自弃；二是要明白自身的力量微弱，不可自恃。

所以，“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5］。

二、青年发展的理想模式在探索青年正确发展的过程中，陈独秀深刻意识到，一方面青年对于中国社会之改造、国家之未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深感当时青年发展现状与其时代使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必须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和教育，从生理和心理上完成从旧青年向新青年的转变，才能履行职责，担负使命。

为此，陈独秀从以下多个方面努力建构理想新青年的目标模式。

1．拥有强健的体魄。

青年首先应在生理上具有真青年之资格，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在改造社会中发挥力量。

早在辛亥革命前，陈独秀就尖锐批评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国民身体素质教育的缺失，指出：“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

”［6］在陈独秀看来，民族衰微的原因在于我国青年体质虚弱，“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甚而担忧：“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

”［7］究其原因，陈独秀认为：“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

”陈独秀对比西洋教育，认为西洋国家强大的原因不仅在于军事实力，还在于西洋的教育德智力三者并重，“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

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8］。

因此，陈独秀主张中国教育应学习日本，发展“兽性主义”，“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兴率真，不饰伪自文也”［9］。

总之，作为新青年要强心力、壮胆力、增体魄、振雄风，以坚韧不拔、刚健奋进之精神面向社会、面向未来。

2．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

陈独秀认为，新青年要从心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还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从封建的依附、奴隶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自为主人，平等待人。

他指出：“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

”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使“民于君为附属品”、“子于父为附属品”、“妻于夫为附属品”［10］，青年在长期的封建“奴隶道德”下丧失了独立思考之能力和独立自主之人格。

“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11］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他又提出要“尊98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期望青年能够“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12］3．树立国家观，增强爱国心。

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真诚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炽热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广大青年身上，希望广大青年也能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早在1903年，陈独秀就对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爱国心进行了剖析，他说：“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13］1904年在《说国家》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意识到，国人是否有爱国心对于国家的强盛有决定性的影响。

他说：“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故“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

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

”［14］陈独秀还对比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国家观的区别，认为中国人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而“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

［15］因此，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陈独秀指出，只有“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16］。

他特别要求青年应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关心社会。

他说：“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

”为国家捐躯之烈士固然让人敬佩，但这“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17］，真正的爱国者应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故青年应培养自己“勤”、“俭”、“廉”、“洁”、“诚”等品质，这才是救国之要道，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行为。

4．勇于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

由于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青年必须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相结合，积极进取，勇于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

陈独秀不赞成中国文化中的退隐主义，指出“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18］至于青年如何改造社会？陈独秀提出了“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的改造方法，他认为中国寻求改造社会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

”［19］据此，陈独秀认为，唯有国民运动能够改造中国社会。

他呼吁青年“其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而为国民运动”［20］。

在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陈独秀对改造社会的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告诫青年，要奋斗，要改造社会，“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否则“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和世外桃源？”［21］5．确立科学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关于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它决定着人们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人生观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

因此，如何把旧青年改造为新青年，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使其自觉地承担挽救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是五四时期陈独秀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

他说：“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得回答的很。

我们若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22］在陈独秀看来，“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

全民族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联续的记忆和知觉吗？”［23］为此，陈独秀猛烈批判旧青年把做官发财作为人生唯一目的的思想，认为把个人发财当作人生追求的人是不懂得幸福为何物的人，他认为衡量09是否幸福“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24］，也就是说，只有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才是人生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