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读后感

“要想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你不能不看《瞿秋白传》。”这是某篇书评的第一句。是的，我看对书了。“想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却因为多余的话一度被误为多余的人。五四风云人物书系·《瞿秋白传》，36年悲剧人生说历史误会，从容就义是书生，74载烟云过尽见个人性情，细节还原真秋白。”这是《瞿秋白传》腰封上的两句话，当然，我拿到这本书时并没能看见它，但在网页图片上见到时着实感受到了编辑推荐的诚意。确实，这位从容就义的人物是个书生，一个坦率的书生，他把自己称为“半吊子文人”；确实，这本书还原了一个真真切切的秋白，个人性情充分表露，思想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以前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和论文，多半侧重于介绍瞿秋白的文学活动，而陈铁建先生所著《瞿秋白传》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他的生平事迹，从各个侧面描述了这个历史人物。瞿秋白先生是一位有个性、有特点的人，作者力图通过描写他的多样的兴趣、复杂的感情，展示他的生活。书中写了他对母亲的深情，他对母亲自杀的悲怆；写了他去俄前夕的父子情、儿女情，写了他的两度婚恋；写了他与茅盾、鲁迅的友谊。人物传记，一要真实，二要生动。瞿秋白一生虽然短促，但将他经历的种种，一一考证确凿，并非易事，本书所记瞿秋白生平是准确的。《瞿秋白传》包括十五个按人物各个人生阶段划分的章节和瞿秋白生平活动年表及后记，是一本非常成功的传记，准确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瞿秋白先生生平,也为此作了很好的解读。
瞿秋白在临死之际坦然无情地解剖自己，为后人留下了近百年之谜。1990年，曾经和瞿秋白一起在苏联当国际代表的陆定一说：“《多余的话》也反映了秋白同志的内疚，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都知道共产党内斗争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瞿秋白到苏区工作后，依然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打击斗争，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的是，亲眼目睹了王明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失败，当他提出随中央机关“长征”要求时，被数次断然拒绝。那些“党内同志”要用“甩包袱”，“借刀杀人”的手段，来地排除异己。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我们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的悲哀、低落的情绪，他不能在这其中谴责对他的不公，因为毕竟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只能用“滑稽剧结束了”之类的话来嘲讽自己。
瞿秋白是一个失败的政治领袖。作者在书中写了这样两段话：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遇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完全克服，不能不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事。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他的内心，去感受他所产生的种种情绪。当他的时代渐渐久远之后，处在世纪之交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年轻的目光平静地看待他。
在解剖文人与政治的矛盾之后，在隐隐约约流露出对党内残酷斗争的厌倦之后，“烈士”的称号对于瞿秋白已变得无足轻重。他十分清楚，作为错误路线领导人而被解除职务后，这些年来，即使活着的他，早已被那些正掌握着领导权的人视为“异类”。因此，他可以从容死去，却是以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个人，而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人。
瞿秋白的一生生前曲折，死后不得安宁。一会是烈士，一会是叛徒，一会再平反。历史也许就是在这样的闹剧中发展的。正应了瞿秋白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
认识瞿秋白，无论如何都躲不过他的《多余的话》。如何认识《多余的话》也就成了如何认识瞿秋白的关键。我赞成这样的认识：“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事实上，在读《多余的话》时，我不了解它有怎样的历史背景，也不清楚中共的发展史。很惭愧地说，我甚至不知道曾在中国的革命高潮中有着这样一位领袖人物，所以，完全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细读，就像在倾听一个人的独白。即便不能明白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想我当时是能感受先生的内心情感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些文字那般坦然真切，我无法不用心去体会——在《告别》里有这样的话：“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读到这里，我想，或许在这个世界活着，或多或少都会有假面具，只是，先生的假面具太过于沉重，沉重地让人忍心再继续在他享受那所谓的痛快时有所言语。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概括说就是杨尚昆同志在1985年纪念秋白就义50年时代表中共中央讲的四句话：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瞿秋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的代表作品有： 《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等。他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并在1923年6月15日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陈铁建先生认为“：这样的文字，它很特殊，一般人呢不大容易理解，有的呢，甚至像丁玲说的，甚至有些浅薄的人，他会拿有些话作为话柄，加以误解，甚至曲解，所以丁玲的话是不幸而言中，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是没读懂，因为没有瞿秋白这样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这种复杂性，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很难理解，怎么会，共产党的领袖写这样一个东西呢？”
瞿秋白从小极爱读书，勤于钻研。他增提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文学、史学、哲学。否则又怎么能算一个中国人呢？"主修俄语的他，无论每天多忙，一定要按照自修的课程表完成德法英功课，不到深夜不止。作为一名书生，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谋求当时有志青年发展之路。这些都值得我好好反思。读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十年读书路，难道只为换回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进入大学，是否意味着停止读书？当然这些并非指教科书。人们常说用理论武装自己。我想这理论当下指的应该是能塑造我们健全人格的，对我们灵魂深处有所启迪触动的先进理论。作为新一代的学生青年，我们确实应该多读书，不仅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更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有所思考。漫漫人生路，我们需要坚定的信仰指引我们，不偏离人生的正轨。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们也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紧密的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是建设国家的栋梁，关注国家的发展并以之为己任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瞿秋白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有理论上的勇气和胆识，但是他自己也看到了自己和中国知识界的不足。他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的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
《瞿秋白传》读后感
我不算是个爱读书的人，也向来对中国的近代史没什么兴趣，这是我第一次读人物传记，也是第一次试图去了解一位早期革命工作者，进而接触到部分中国早期革命史。一开始就选择读《瞿秋白传》，或许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在时间与空间的偶然，让我遇到了《多余的话》，从而造成我对产生这位先生必然的好奇，于是翻遍整个书库，找到了库存唯一的一本《瞿秋白传》，开始对秋白先生作更客观更深入更进一步的了解。
瞿秋白不是完人。他生在一个发展不健全的社会里，自然存在着弱点和不足。本书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力求在毫无歪曲的前提下，明晰地指出这些弱点和不足。作者写道：“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青年时代的瞿秋白未能找到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答案。“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瞿秋白在临死之际坦然无情地解剖自己，多余的话》的瞿秋白，的确难以重叠在一起。在死亡来临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阳光之下，他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让人费解的是，《多余的话》总是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这就为把他污蔑为“叛徒”留下了口实，后来即使许多善良的人为他打抱不平时，也不能不用惋惜的口气，感叹于作者的低沉消极。这恰恰说明，瞿秋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文本，一个难以解说的生命。
陈铁健著《瞿秋白传》是党史研究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卓越的科学成果。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瞿秋白曾因在牢里写了《多余的话》，道出了心中的委曲，大受污蔑。其意仿佛告诉人们，革命烈士只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口吐八股，不能说半句真话。陈铁健看不惯这一班专门欺负已死先烈的好汉。“四人帮”统治刚一结束，就撰写《重评〈多余的话〉》，对瞿秋白这个充满争议的遗篇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这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这个分析与自有这个遗稿以来所有各方人士的看法大异其趣，不但思想新颖，而且非常合理，受到了茅盾、丁玲等前辈作家和党史学界的热烈称许，一时成为话题。中央专案组特邀陈铁健参加瞿秋白案的复查工作，并起草复查平反报告。他因此获有机会遍读公安部从1954～1964年十年间办理瞿案的全部审讯记录数十卷以及其他档案材料，访问了所有与瞿案有关的人员，并到长汀察看了当年的囚室和刑场。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本传记无疑是精神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因为它恢复了瞿秋白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表现了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公平正直的态度，也是使党史研究成为科学跨出的大有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