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桃源情结

《聊斋志异》中的桃源情结

一

古代文人心目中的桃源有两种故事模式。《幽明录》载，东汉时，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旬余粮绝。绝望时，遥见远山有一桃树，果实累累，攀援而上，各吃数枚。后翻山涉水，在一大滨旁遇二女子，资质绝妙，二女子一见如故，邀请二位还家，设宴款待。当夜，温柔相待，刘、阮遂忘忧，作了新郎。居十年，求归。出山之后，家乡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后来，刘、阮不能适应现实，再度失踪，不知去向。从内容上看，这是人仙相爱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幸入”的模式。另一种就是进入的虽不是神仙所居之所，却是与仙境无异的人间乐园，是理想中的“洞天福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两个桃源故事的精神其实是相通的，都体现了人们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更多最新电影新剧尽在 ) 蒲松龄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聊斋志异》的许多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下层文人理想中的生活境界。在《翩翩》中，罗子浮被邪人引诱堕落，沾染恶疾，满身臭疮，污秽难闻，令人不齿，流浪山中，遇到仙女翩翩，被带至深山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架之。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翩翩以溪水为罗子浮疗疮，以蕉叶剪作美馔，以蕉叶裁作“绿锦滑绝”的衣裳，而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制作“温暖如襦，且轻松如新绵”的冬衣。罗子浮在洞中，不仅病被治好了，而且结婚生子，生活安定，精神也得到净化。一次，另一位仙女花城来访，罗子浮羡其美貌，暗中加以挑逗，“生方恍然神夺，顿觉袍裤无温；子顾所服，悉成秋叶。几骇绝。危坐移时，渐变如故”。不久又加挑逗，“突突怔忡间，衣已化叶，移时始复变。由是惭颜息虑，不敢妄想”。15年后，罗子浮思念家人，携子返乡。“后生思翩翩，携儿往探之，则黄叶满径，洞口路迷，零涕而返。”这种遇仙故事陈述，从创作意识上说，与刘、阮故事是一致的。

蒲松龄笔下单纯的桃花源型故事并不多，而是多与天台山型故事交织在一起，并充满浓厚的道教色彩。如《巩仙》一篇，写尚秀才的情人惠哥被王府抢去，痛苦不堪而又无可奈何。幸得巩道士神通广大，让尚秀才在袖中与惠哥幽会、生子，成全了好事。这既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又是一个避世的故事。袖里乾坤的描写，是受道教天人合一、人身是一个小宇宙的理论的影响，也是最早的道教神仙小说中的“壶中天地”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与延续。所以，异史氏曰：“袖里乾坤，古人之寓言耳，岂真有之耶？亦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鸡犬哉！设容人常住，老于是乡可耳。”一袖之间，包容了人间仙境。

道教的人间仙境在《聊斋志异》中有多姿多彩的展现。蒲松龄笔下的许多遇仙故事，虽不都是典型的桃源故事，但作品所描述的洞天福地和其它道教胜境，令人心驰神往。洞穴遇仙故事是与“桃花源”型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自从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人间世外桃源之后，洞穴仙窟便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乌托邦。《翩翩》中所描写的仙境——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架之。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安期岛》写刘洪训在安期岛上所见，“时方严寒，既至，则气候温煦，山花遍岩谷。导入洞府，见三叟趺坐。东西者见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迎客，相为礼。既坐，呼茶。有僮将盘去。洞外石壁上有铁锥，锐没石中；僮拔锥，水即溢射，以盏承之；满，复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试之，其凉震齿”，完全是世间凡人的理想生活之所；《丐仙》中高玉成救了一个身上长疮的乞丐，后听乞丐劝告避难山中，这里的景象是：严冬季节，温暖如春，异鸟成群。亭中几案，皆镶以瑙玉。一水晶屏，莹彻可鉴：中有花树摇曳，开落不一；又有各种珍奇异鸟，上茶献酒，珍错杂陈，肴香酒洌，都非常品。蝶化丽人，仙仙而舞……见有高门，口圆如井，如则光明如昼；街路皆苍石砌成，滑洁无纤翳。有大树一株，高数丈；

上开赤花，大如莲，纷纭满树。这无疑是桃源仙境。

可见，蒲松龄的桃源表现与以往许多文人笔下的桃源梦一样突出了理想境界的超凡性，这种超凡性表达了世人企图超越世俗局限的幻想。仙境无寒暑荣枯的变化，无时间流逝之感；既无赋税科考之重压，又无疾病、死亡的威胁，是世人的理想乐园。仙境中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与世人沧海桑田、地覆天翻的变化，仙境一日，世上千年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惊。所以遇仙者重返人世后，目睹几经沧桑的现实社会，往往顿悟人生的苦恼，遂决然抛开世间的一切，或再返深山，或寻之不果，或不知所踪。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笔下的太虚幻境以及理想境界的超凡性，更加注重了世俗内容和欲望的实现。由上文可以看出，蒲松龄更加注重描写与凡人比较贴近的“洞天福地”,仙境的描绘更加世俗化，仙境中的生活也更加世俗化。蒲松龄心中的桃源，有的只是对艳遇、富贵、长生、享乐的大肆渲染，遇仙就意味着一切欲望的实现。在这些桃源仙境里，吃穿不愁，逍遥自在；人间追求而不得的所有一切，在这里都会凭借道教神仙的异术轻而易举的得到：富贵长生，良偶佳丽，衣食住行皆无虑，声色美味皆享用。例如翩翩能取洞口树叶剪裁为衣，绿锦绝滑，穿在身上舒适温暖，又能将山泉和树叶纸张变为酒、菜。《仙人岛》中的芳云送王勉返里时白练一掷，无际的康庄立现眼前，连别墅居所也可以行时为篮，随身携带，居时一放，即楼阁耸立，从容安居。《西湖主》中的陈生甚至分身有术地逍遥在人间与仙境两个世界之中，“一身两享其奉”，长生不死，享乐无穷，而人间的苦荣顿挫、遗憾烦恼却一概没有。这种理想境界，实际上是更为幸福和快乐的人生境界。

二

蒲松龄的桃源情结与他的功名情结以及仕途遭遇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典型的中国士人二重人格结构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即仕进与隐退，有为和无为的有机结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主流的人格理想，它带有强烈的现世性与实用性。但是当人生失意时，古代的知识分子总能在文化土壤中找到心灵的安慰，总能寻找一处灵魂的家园和寄生处所。蒲松龄一生热衷于功名仕途，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虽然屡困科场，而功名之心未曾泯灭，直至51岁在其夫人的劝说下犹豫再三而放弃。而到71岁“援例出贡”后，还写诗：“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对自己功名无就深表遗恨和痛心，并激励儿孙们继续努力：“无以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实望继世业，骧首登云路”。也就是说，蒲松龄经历了人生理想的反复跌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戏剧性命运看似近在咫尺，实际上却是遥不可及。他体会到了人生的幻灭和悲怆，也产生了强烈的孤愤与不平。这种孤愤与不平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缓解和释放，他便自然而然的有了另一种寻求作为寄托，而可能的方式就是寻求一个心灵上的世外桃源。从作品来看，早期的《叶生》篇抒发了作者科举失意的悲愤，篇中叶生解释他的行为是“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可见作者对当时科考失利心情既沉痛又不甘认输；至中期的作品，转而对考场舞弊现象进行揭露以及对试官目中无文加以讽刺嘲讽，也寄希望有人执凭文运，但这一希望最终也归于破灭；所以在晚期的《贾奉雉》中写主人公因劣等文章而中举，“真无颜出见同人”，便遁迹山林，逃离名场。后因俗念未消，回到故乡，“但见方圆零落，旧景全非，村中老幼，竟无一相识者，心始骇异。忽念刘、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之后又赴科考，中进士，升高官，春风得意，声名赫奕，歌舞楼台，一时称盛，然而终不免发配充军的下场。于是如梦初醒，“十余年之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又随郎生漂海而去。《贾奉雉》一篇是最能体现蒲松龄功名情结与桃源情结交织纽合的作品。蒲松龄于篇末评道：“世传陈大士在闱中，书艺既成，吟诵数四，叹曰：‘亦复谁人识得！’遂弃而更作，以故闱墨不及诸稿。贾生羞而遁去，盖亦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贫贱之中人甚矣哉！”“陈大士”即明末陈际泰，他少时家贫，父使治田事。年10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携至田所读之，毕身不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