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
公羊学引论
公羊学引论标题：《公羊学引论》公羊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学派，它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道德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公羊学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并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第一部分：公羊学的起源与发展公羊学起源于战国时期，以公羊赋和谷梁赋为代表作品。
公羊学在孔子弟子公羊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核心思想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石，强调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公羊学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君主应以身作则，示范道德行为，以影响和引导百姓。
第二部分：公羊学对国家治理的贡献公羊学通过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治理原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公羊学主张君主应广纳贤才，倾听百姓心声，实行仁政，推行以德治国。
这种治国理念在历代帝王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部分：公羊学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公羊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规范，提倡仁爱、孝顺、忠诚等美德。
古代社会正是在公羊学的指导下，形成了重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羊学的思想也对后世的儒家学派和社会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部分：公羊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公羊学虽然诞生于古代，但其核心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中，公羊学提供了一个道德伦理的指导框架，帮助人们在各种关系中保持和谐，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结论公羊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学派，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道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强调的道德伦理和关系和谐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应该学习公羊学的精神，倡导和践行仁爱、孝顺、忠诚等美德，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吴越春秋》与公羊学的思想关联
《吴越春秋》与公羊学的思想关联摘要：兴于西汉武帝时的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儒生的影响也颇深。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在思想方面与公羊学有着多重关联。
尤为突出的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的关联及《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之复仇观的关联。
关键词：《吴越春秋》公羊学内吴外越大一统内外有别复仇观西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西汉所尊的儒术实际上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儒学，即《春秋》公羊学。
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的影响也颇深。
董仲舒公羊学对东汉的影响可分为官方的与民间的两个方面。
对官方的影响反映在《白虎通》中，《白虎通》引《春秋》经传和其他经书时常采用董仲舒的说法。
对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
“被称为董仲舒的对立面的王充都受到了董学的深刻影响，其他人则无须多论了。
”①《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与王充生活在同一时代，《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亦有着多重思想关联。
一、《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的“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吴越春秋》采用纪传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有内传与外传之分。
现存卷帙内传分别为《阖闾内传》《夫差内传》；外传为《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
另三卷未标明内外的为《吴太伯传》《吴王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
两卷内传皆为吴国之传，越国则均是外传，吴与越内外有别，界线分明。
赵晔为越人，为何“内吴而外越”。
历代学者也屡次提出质疑。
元代进士徐天祜指出：“元本《阖闾》《夫差》皆曰内传，下卷《无余》《勾践传》皆曰外传，内吴而外越，何也？况赵晔又越人乎？若以吴为内，则《太伯》《寿梦》《王僚》三传不曰内，而《阖闾》《夫差》二传独曰，则又何也？”明人钱福在其《重刊吴越春秋序》中，也曾指出：《吴越春秋》“其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而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矣”。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山东大学学报l哲学社会科举版)2001年第4期J伽n试o{盘虹蛐Universiw(Soelal sc胁12001№4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张涛(山东大学古箱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摘要：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
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
当时民问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嚣物．人们推出的厚非或薄葬主张等．太都以经擘理论为依据。
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殳的直接体现。
当然，较之早期储家经典的记戢和规定．赴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关键词：汉代；经学；丧葬t祭祀；复仇中围分类号：I<234：132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1}04—0060—08The Ac tivit y of nn付锄and S acr if ice and Th e Established PI 锄嘶∞of熙唧Un d e r the I nfl uen ce of C on fu ci an C la s si c al Th eo ry in zhe Ha rtDyast刁洲GTao(Institute of An cien t Bo o l‘s，S h a n d o 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A lB t r ac t：I n Ha n Dynasty，folk c∞Ⅻ11s w a s dee p l y i n fl ue n ce d byConfucian％ssical Theor y。
and the inf lHeJl Ce s ho w e d011th e a cti vi ti群of funer al．sa crifi ce an d the镐toblishd pra ct ice of r e v e n g eAt that t i m e．p o p u l a r[u n e r a l ceremony an d ute nsil s with f un e ra]．v i ew S 0I l int ea ln g with m or e o rless uten sil s which pe o p le brough t up．were almost ba s e d o n th e Confucian classical t he o r y An dt h emtablished pr ac ti ce of r e v e n g e be in g inⅥ)gue for a per i od o f time．cv廿 1 m o re dir ect ly r efle ctedthe thought ofC on fu cia n cla镕icaItheory．Certainly．to eo m pa i re d tO t he e ar ly re∞rds andregu|atiomof Conf ucian classical Moks，s ome c us tcf ns also had changed a l it tl e in H an Dy na st y．K ey word8：the Hart Dynasty；Confucian Cla蛹cal Tbooty；Funera l；Sacr ifice；Reveng e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取得独尊地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受其濡染、得其沾溉，民间习俗自然也不例外。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春秋公羊传解诂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春秋公羊传解诂华夏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没有之一！四库全书，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提供对四库全书基本概念“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春秋公羊传解诂十一卷。
何休(129－182)撰。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东汉着名经学家。
据《后汉书·何休传》，何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
善历算，尤好《公羊春秋》。
曾以列卿子诏拜郎中，然非其所好，遂托病辞归，亦不仕于州郡。
后为太傅陈蕃所辟，参与政事。
及蕃败、罹党锢。
覃思不窥门十七年，撰《春秋公羊解诂》，后世传为“何氏学”。
何休一生着述很多，除此书外，还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着作，还曾注《孝经》、《论语》。
据《隋书·经籍》，还曾撰《春秋汉议》、《春秋议》两书。
党禁解，何休辟为司徒。
时君臣上表言何休道术深明，宣侍帷幄，但为佞臣所不悦，乃拜议郎。
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
《公羊》于汉景帝时立于学官，两汉之世，以胡母子都、董仲舒为首的治《公羊春秋》者代有其人。
何休因感“传《春秋》者非一，(《春秋》)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
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纪也。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因此，何休“窃悲”之余，乃“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撰成此书。
何休的《解诂》是解传不解经，应是当时经传异本而行之故。
一般认为，《春秋》三传中，《左传》传事不传义，《公羊》、《穀梁》则传义不传事，大抵正确。
《公羊》所传之“义”，西汉着名经学大师董仲舒总结为三统、十指、六科、五始等等，而核心是三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
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
董仲舒春秋繁露译文 春秋繁露原文及译文
董仲舒春秋繁露译文春秋繁露原文及译文董仲舒是西汉的著名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这本书里面究竟在讲什么事情，我们有必要仔细读一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董仲舒这个人的思想是什么，由此也才能知道他为什么在西汉武帝时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书的第一篇，是《楚庄王》，我来对此篇的部分内容做一个分析，对于《繁露》的原文及清人的《义证》，就不再引用原文了，直接来分析这些文本是说什么。
根据其原文及清人注释的资料，可以看出这是要对相关史事是怎么回事做出说明，并涉及到春秋公羊传对相关史事是有怎样的看法，并由此引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对以上内容仔细分析，其中的重要内容归纳如下：1、《春秋》的笔法问题，是公羊传最为重视的，是公羊学的特点，董仲舒在这一点上做了大量的阐释与发挥。
2、春秋笔法表达的大义：就此段所说，大义不仅仅是一条而是有多项，要仔细阅读原文及义证所说的事情而条疏出来。
如善与恶，罪与讨，诸侯能不能专讨专封，诸侯的贤及其权力的关系，诸侯惩恶与对待天子的关系等。
3、《春秋》对汉代的影响。
这在史记以及汉人相关论述中能看出来，义证中经常提到。
要仔细梳理分类。
4、董仲舒对相关史事的阐释。
与公羊传的说法进行比较，看董对相关史事以及其中问题的看法。
上面的原文与义证之注中有很多材料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5、对比公羊传的说法与董的说法，反映出什么问题？即董在繁露中对春秋及公羊传的发挥有哪些超出了春秋和公羊传的原文及说法，是发展与补充，也就是儒家学说的发展变化的问题。
就董在此段的论述来分析一下都有什么内容：庄王之行贤，而徵舒之罪重。
所谓的罪，就是徵舒于宣公十年弑其君平国。
而庄王的贤，见《史记》陈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虽然是以贤讨罪，但专讨非诸侯的事，所以要贬他这种行为。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
嫌得，苏注：“嫌于得褒。
读段熙仲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
读段熙仲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汤大民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文学院)教授段熙仲(1897—1987)先生的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下简作《讲疏》)已由鲁同群等点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遗著以畅达的文言写成，洋洋56万言，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求真的实证精神、传统训诂法与现代逻辑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公羊学，作了全方位的、完整的、系统的和深层次的研究：在纵向研究上，以公羊学鼎盛于西汉为中心，上溯先秦之滥觞，下及清末民初之余绪，展现了公羊学两千数百年来渊源流变、起伏兴衰的历史；在横向研究上，历述了众多公羊学大师、传人的承传关系、研治成果，并作出了客观评议；又以纵横研究为基础，展开对《公羊传》文本剖析和阐论，打破“随经释义”的常例，科学地把文本归纳为比事、属辞、释例、义四大类，并把历代公羊学家的训诂、考证及解读分类系于其下；不仅如此，段氏还“时下己说，辨证然否，语多精当，允推独步”①，尤其是对《公羊》大义，更能加以新知，“多所发明”②。
这里我谈谈学习《讲疏》的点滴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一《讲疏》致力于“复其本真”，就是还公羊学以本来面目。
为此，段氏确定了一条研治的路线：“以《公羊》为《公羊》，先求之《传》，次求之董(仲舒)、何(休)，次求之清儒之专治《公羊》者。
”③《公羊传》有一个“家法”：“以《春秋》为《春为》。
”④这一家法，在汉代由董、何直接继承，“经文之寻绎，经义之发明，舍董理汉儒仅存之学，殆将无以复其本真”；而清儒则“廪廪欲复董、何之旧矣”。
⑤段氏的研治路线显然是告白其对公羊家法的继承性。
公羊家法，对《春秋》文本逐字逐句加以解剖分析、训诂考订，以求真实，又能从儒家整体思想出发，探其深义，固然有求解过甚、繁琐牵强之失，但更多的做到了合乎情理，知微见著，贴切经义。
例如《春秋》：“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午朔，■石于宋五。
是月，六■退飞，过宋都。
”《公羊传》解释曰：“曷为先言■而后言石? ■石记闻，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天下一家”思想的悠久传统。
这种思想到战国尤其是汉朝时期，更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大一统思想。
《春秋公羊传》是表述这种思想的一部著作。
此书在战国时期就以口授的方式在学者间师生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
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
至东汉末，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把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一套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的理论体系。
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就是这三部书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以及其间的发展。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开篇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
”只是说明，所谓“王正月”就是周王朝所采用的历法的正月，即周正。
所以只是说明一下事实。
《谷梁传》云：“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这就连经文中“正月”前面的“王”字都未作解释。
唯独《公羊传》作了细致的解释，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对于这一段《公羊传》，董、何二家皆有解说；不过，他们的解说包含了他们各自的天人学说。
这可以说是他们对于传文的解释，也可以说其中已经包括了他们的发展。
所以，关于他们的解释，以下论及他们的思想时再说，这里直接谈我个人对于传文的理解。
为了尽可能减少个人先见（Prejudice或Vorurteil）中不应有的主观成份，这里将尽量采用汉代人的训诂成说。
首先，关于“大一统”的“大”，在这里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
按《公羊传》文例，凡言“大”什么者，都是以什么为重大的意思。
如隐公七年传中两次言“大之也”，都是“以此为大事”的意思。
又例如《荀子·性恶》“大齐信焉而轻财货”，杨注云：“大，重也。
”这里的“大”作为动词既与“轻”相对举，解为“重”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这里传文“大一统也”，意思是说，所以书为“王正月”，是因为以“一统”为重为大的缘故。
2013中考历史延伸阅读：公羊儒学的汉代大复仇观
2013中考历史延伸阅读：公羊儒学的汉代大复仇观诚然，在中国至少从战国初开始就不曾存在过的复仇自由，在以后任何时代也不存在，可是，复仇的问题为何会变成刑事政策乃至司法方面研究的对象呢?我认为，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完全是因为在复仇问题上，儒家的伦理与法律发生了冲突，而在现实中的冲突，则正是伴随着西汉中期儒学踏上封建的神坛、成为官方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以后，才逐渐变得显著起来。
如果要划分其中的阶段，可以分为：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公羊传》首倡复仇，而且主张也是最激烈。
第二个阶段，是《礼记》的出现，说法稍趋和缓，但这部书中涉及复仇的文字互有歧义，反应了主张者中间思想的混乱。
第三个阶段，是《周礼》的面世，对复仇问题采取一种较为折衷的方式，以限制和减少复仇事件的出现。
对照两汉时期社会复仇观念的演进，以及法律面对复仇行为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宽大与严厉，可以说在复仇问题上，最能显出古代中国特色的是各种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
向汉武帝建议以儒学为正统的汉代新儒家董仲舒，是专治《春秋公羊传》的。
公羊传的成书时期在汉初，该书在微言大义里面提出的复仇主张，就比较激烈。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就有这样的说法：“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
子不复仇，非子也。
”在(公羊传)写到庄公四年时，谈到纪国被齐国灭掉，春秋笔法不直书而写成“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解释《春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灭纪国的齐襄公是贤者，要为贤者讳。
从齐襄公往前九世代的先君由于纪侯(指当时纪国的侯)的谗言所陷害，被那时的周天子烹死，齐襄公现在灭掉纪国是为给先祖报仇，因为为祖报仇，所以他是贤者。
接下来《公羊传》设问：“九世犹可复仇乎?”回答是：“虽百世可也。
”也就是说，为国君的先祖报仇，不受时间限制，即使隔得再久远，也是可以的。
公羊甚至公然提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口号。
(《公羊传》定公四年)再往后到了汉宣帝时，博士戴圣又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等方面的论述，编成《小戴礼记》，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西汉中期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较系统地阐述
董仲舒《春秋繁露》简析《春秋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
《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
“蕃”与“繁”古字相通。
《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
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
繁：多；露：润。
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
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
《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一、《春秋繁露》的创作初衷作者董仲舒是汉代的经学大师，他不仅博学多识，担任过朝廷的大官，而且“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决心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促进国家的强盛。
而且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人民因为战争而终日慌乱不安的心也终于平静。
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中央集权统治急需一种理论体系来巩固，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应运而生。
董仲舒在当时的社会上不仅是远近闻名、人人尊重的大学者，而且他做官理事的能力又非常出色，他曾两任汉朝分封国的国相。
因此，有这样一位能力不俗，又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为汉代武帝出谋划策，皇帝当然会欣然接受。
《春秋繁露》作为董仲舒的代表作，主张在以往儒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这样的思想正是汉武帝想要的。
汉武帝有着建立千秋大业的雄伟壮志，首先就要有支持他统治的完备思想体系的支持。
《春秋繁露》相关论文整理资料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5-2526)相关论文参考资料：《春秋繁露》中的引“诗”现象1.董仲舒《诗》学研究姚艳慧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可借鉴的有：对《春秋繁露》中引《诗》情况以表格的形式归纳p11-13。
2.刘明华、张金梅：“《春秋》无达辞，《诗》无达诂”（1）董仲舒引用“《诗》”阐述“《春秋》大义”，在引用《诗》的过程中对所引内容加上了一层政治化、伦理化的外衣。
在董仲舒引《诗》的内容阐述中，可以加上从先秦开始的“赋诗言志”的相关内容。
（查阅相关论文和书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引《诗》29处，在引《诗》过程中对所引内容加上了一层政治化、伦理化的外衣。
先秦以来“赋诗言志”的起源：赋诗言志就是“诗以言志”，后者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曰：“伯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查出处）也即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
”（查出处）“赋诗”就是诵唱《诗三百》中的篇章，“言志”所抒发的是诵唱者之志，不是诗歌作者之志。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也有很多引用《诗三百》中的诗句以表明自己志向的，此时的“赋诗言志”呈现出“断章取义”的特点，也即“赋诗断章”。
“赋诗断章”在先秦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
“赋诗断章”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庄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
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癸氏，易内而饮酒。
数日，国迁朝焉。
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
癸臣子之，有宠，妻之。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十三经注疏》p2000）卢蒲葵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在这里是用作对他自己与同姓婚配的辩解之词。
《公羊传》齐襄复仇事诠释史
第40卷第5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9月 Vol.40 No.5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Sep. 2018────────── 收稿日期：2018-04-17 修回日期：2018-07-14 作者简介：柯棋瀚（1997-），男，四川成都人，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46-历史学研究《公羊传》齐襄复仇事诠释史柯棋瀚（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摘 要：复仇论是《公羊传》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经学史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齐襄复仇事是其中的代表。
《春秋》经对齐襄复仇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简单的勾勒，《公羊传》依托经文，构建了具有充分自洽性的复仇思想体系，后世经生在《公羊传》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主要有齐襄、复仇、纪季、纪侯四个议题。
《公羊传》的重心不在还原历史事实，而在依托历史引申新义，对文本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其思想无不与时代有着密切联系，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复仇；公羊；诠释；董仲舒 中图分类号：K225.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18)05-0046-08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5.010Interpretation of Monarch Qixiang’s Revenge in GongyangzhuanKE Qi-han(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Abstract: The theory of revenge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Gongyangzhuan . It has aroused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Qixiang’s reveng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Chunqiu has been simply outlined a series of events related to the revenge. Gongyangzhuan relies on the scriptures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revenge that is fully self-consistent. Later scholars had discussions on the basis of Gongyangzhuan . It started with four topics: Qixiang, revenge, Ji Ji, and Ji Hou. The focus of The Gongyang biography is not to restore historical facts, but to rely on history to introduce new meanings and to interpret the tex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ll of its though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mes and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 revenge; Gongyang; interpretation; Dong Zhong-shu一、引言先秦诸子之学直面时代环境，思想家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产生着深刻的沟通，他们的思想世界与背后的家国紧密结合在一起。
公羊学对汉代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公羊学对汉代政治产生深刻影响2019-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18日第1817期作者：宋艳萍]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简中，有《春秋》简100余枚。
它们与《公羊传》关系密切，同时杂入了《穀梁传》的内容，反映了西汉中期经学发展状况。
公羊学是研究《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汉代被称为齐学。
其核心思想被何休总结为“三科九旨”，具体析为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
此外，公羊学还包含很多“《春秋》大义”“《春秋》条例”，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与各方力量进行抗争汉景帝时期，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生将口耳相传的《公羊传》著于竹帛，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毋生和董仲舒同为公羊博士，前者为公羊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后者为公羊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武帝时，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努力下，“由是公羊大兴”，开启了公羊学的官学之路。
此后，公羊学为保持其政治优势和学术优势，一直与来自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争。
通过梳理《史记》《汉书》等文献史料可知，从汉武帝时起，西汉每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有公羊学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公羊学家位至三公者有公孙弘、贡禹、马宫，位至九卿者为王中、任公、孙宝、左咸，担任太子太傅、国相、刺史、郡守等其他高官者也不在少数。
可见，从汉武帝时期起，公羊学确实很受重视。
虽然汉宣帝试图压制公羊学势力，扶植穀梁学，但公羊学并没有消沉。
西汉后期，公羊学家马宫、孙宝、左咸都位及公卿。
王莽对公羊家马宫颇为器重，建立新朝后，任马宫为师疑，为太子的四师之一；公羊家左咸则被任为《春秋》祭酒。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恢复十四经博士，《春秋》经只设公羊博士，穀梁和左氏未设立博士，可见对公羊学非常重视。
东汉时期，公羊学博士最大的变化是分立两家，即严氏和颜氏。
据《后汉书》及汉代碑刻资料记载，在东汉每位皇帝统治时期，亦都有著于史册的公羊学家。
有的位及三公，有的为九卿，二千石官员更是不乏其人。
可见，东汉时期公羊学并非沉寂，虽然古文经学势力强盛，但公羊学顽强生存。
《左传》、《公羊传》逢丑父事迹异同发微
【哲学与当今世界】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16年3月（第3期，总第227期）Mar.,2016(No.3,General No.227)收稿日期：2016-01-05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孔广森及其经学研究”编号：CCNU14A03022）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大众儒学委托项目”（编号：RX14Y22）的部分成果作者简介：陈冬冬（1983-），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及清代经学史。
《左传》、《公羊传》逢丑父事迹异同发微陈冬冬1,2（1.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00；2.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摘要：《左传》、《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传记中较具代表性的二部，二者记事多有不同。
对于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事迹的记载，二传即存在许多差异之处。
特别是丑父在《左传》中得到郤克的赦免，而在《公羊传》中却被晋军处死，这一相反的结局，蕴含了《左传》重视臣子保卫国君的岗位职责，而《公羊传》强调道义高于生命的取义之道的差异。
《左传》、《公羊传》本是经书而不是史籍，应当注意通过文字细节挖掘思想价值，不盲目调和或判定不同记载，对《左传》记事详尽、《公羊传》义理优长的特点均予以肯定。
关键词：《左传》；《公羊传》；鞌之战；逢丑父中图分类号：B222；K225.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6）03-0026-04《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本是春秋时期鲁国编年体史书，相传经过孔子的修订，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各国发生的历史事件。
由于《春秋》经文较为简略，传说又含有孔子加入的微言大义，故而在后世传习中出现了文字和解释的不同。
西汉以后，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流派，即《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30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1, 2022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宋 艳 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摘□要：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
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
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公羊学；汉代；政治；海昏侯；《春秋》类简牍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1-0030-28今本《公羊传》僖公部分。
……据此判断，‘春秋’类简册不是完整的《公羊传》，只是其中的僖公卷。
”a 笔者赞同这一推断。
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虽文字与今本《公羊传》稍异，但内容相差不大。
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
《公羊传》出土于废帝墓中，或许与刘贺喜好有关，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汉中期社会上层对公羊学的重视，说明公羊学确实像《汉书》所说“大兴”，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拟对传统文献进行梳理，搜罗与公羊学思想相关的史料，以此权衡公羊学在汉代政治、思想领域所起作用及所占地位。
一、公羊学思想被汉代人普遍引用公羊学是研究《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汉代被称为齐学。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对公羊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
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公羊学战胜瑕丘江公后，公羊学受到格外重视，它所蕴含的“《春秋》大义”，成为时人争相引用的理论思想。
西汉前期春秋公羊学研究
西汉前期春秋公羊学研究略论《公羊传》在西汉前期的发展吴涛（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洛阳471022）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汉前期人们对《春秋公羊传》的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后世《公羊》学家们所强调的一些主要的《公羊》大义已经非常广泛地出现在了西汉前期人们的言谈之中，成为人们立论的主要依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就为后来的独尊打下了基础。
进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春秋公羊传》的成书应该是在先秦战国后期。
传统认为汉初著于竹帛的说法很可能是一个由先秦文字转写成汉隶的过程。
关键词：《春秋公羊传》；西汉过去很多人认为《春秋公羊》学派在黄老政治笼罩下的西汉前期①是默默无闻的②。
我们讲汉代儒学，或者汉代《春秋》学，一般都是从汉武帝以后开始讲起。
其实，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春秋公羊》学者的努力。
而《春秋公羊》学在西汉前期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儒学派别，已经开始被人们广泛征引作为立论的依据，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一、由西汉前期对《公羊传》的引用情况看《公羊》学派在西汉前期的发展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往人们对西汉前期《公羊》学发展的研究多是含糊其辞的概貌性的叙述，其实从人们对它的引用情况来研究它的发展倒是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
其实早在秦代就有人引用了《春秋公羊传》，《史记》记载对《春秋公羊传》最早的明确引用是秦二世时的一群博士，当时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咸阳，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进行讨论，于是三十多个博士说：“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
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③这里所谓的“无将”见于《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④进入西汉以后，《春秋公羊传》的影响日益扩大，《公羊传》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著作当中。
比较重要的有陆贾、贾谊、邹阳、袁盎、韩婴、《淮南子》⑤等人。
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春秋》观⑥。
在陆贾的《新语》⑦中有两处谈到了这一问题：①②这里年说的西汉前期是指刘邦的汉元年（-206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1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