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学制药的前世今生

中国化学制药的前世今生
1、萌芽与初生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萌芽于20世纪初叶，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而在中国本土出现，但到共和国建国初期，我国化学制药工业基础仍非常薄弱，大部分原料药完全依赖进口，只能加工生产简单的制剂。

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西方的封锁，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原料药为主的方针，着重研制发展急需的抗生素、抗病毒和维生素等多种急需药物，并以国家重点建设的原料药厂为核心（出于战备考量，大都布局在非中心城市），按照“三线”建设要求在各省市布局发展骨干药厂，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化学制药工业体系。

这一阶段的重心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与当时迅猛发展的国际医药科技产业相比，低水平显而易见。

2、从单一国有走向多种所有制充分竞争的产业化发展阶段
1978年我国启动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纷纷被引进，既带来了先进的产品、先进的生产与质量管理理念和技术，也带来了全新的营销发展模式和临床使用经验，同时也在客观上为本土产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当时的“西安杨森”在业内就有中国医药界“黄埔军校”的美誉，为本土医药产业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了各层级人力资源的保障。

随着我国医药领域的全面放开，大量的资金与人才涌入，“全民卖药”、“全民办厂”成为一种潮流。

虽然出现了许多质量和营销乱象，并因改革的不同步、体制中的矛盾和法制的不健全等因素产生了诸多发展中的问题，
但当全球现代医药产业百年的发展进程，被中国浓缩到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所有各国都曾出现过的问题也就陆续集中表现出来，并不足为奇。

客观的来说，没有国际、国内大量的外部资金与管理人才的进入，没有面对近乎空白市场所激发出的创业热情，也就没有所谓“中国奇迹”的高速增长，使得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医药工业的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远高于国际平均发展速度。

也正是在这“浓缩快进”的过程中集中暴露出大量的问题，才一步一步地倒逼推动着我国药品监管体系逐步成型、法制逐步健全。

到2007年我国已经能够生产1500种原料药，2008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料药出口国和产量世界第一的制剂生产国，2011年成为世界第五大药品市场，临床所需的基础药品供应基本得到了满足。

但到“新医改”元年的2009年前后，按产量计，国内企业生产供应的药品97%以上还是无专利异议的仿制药品种。

此时的监管法规体系、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医药企业的理念意识与产品质量控制水平依然和国际先进水准存在明显的差距。

3、医改与产业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掀起各行各领域的创富热情，坚持公立的医疗服务和全面放开的药业也无可避免地被“靠山吃山”致富奔小康的洪流裹挟到一起。

传统劳保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瓦解，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面对的各种压力，让“医与药共同致富”逐渐成为改革的焦点问题。

这期间，虽然经历了针对医药工商业的各种大小整顿，发改委近30余次的连续降价，从地方阳光采购到中央统一办法、各省政府主持的集中招标挂网采购……，由于始终未能触及医疗体制问题的本质，也未丝毫改善医疗服务的补偿机制，与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同盟关系，还始终是药品营销竞争的决定性要素。

研发创新、体系认证、质量标准提升、营销加入学术成分等，都成为核心之外的掩护或锦上添花。

而招标采购按质量层次分组竞价的政策导向性结果是，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化”的变异剂型与规格、变异复方的“仿制药”。

旧医改被“不成功”一句话就简单概括了，新医改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大讨论，逐步厘清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与“看病贵”的关系，“以药养医”的医疗运营、补偿和发展机制与“看病难”的关系，“药品质量不一致”问题与药品临床疗效价值、价格的关系等关键问题。

由此，中国化学制药产业也终于进入了一个最重要、也最能感受到“痛苦”的变革时期。

伴随着市场竞争升级与GMP认证、产品标准提升和监管手段强化，中国制药工业也伴随着结构的变化——制药企业数量从最高峰时的近8000家减少到今天的不足5000家，显现出一些转型升级的趋势，领先企业的运行发展水平有了十分明显的提升，到2020年已涌现出4家进入全球制药500强的企业。

四家中国制药企业进入了全球药企50强榜单，排名最高的是云南白药。

其他上榜的企业包括中国生物制药，以及江苏恒瑞医药，上海医药也首次上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