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文化的一些反思

对汉文化的一些反思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到秦王朝灭亡、汉王朝建立，其间三百余年，这既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混乱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一次最重要的变革、转型的过度时期。

在这一期间，接连不断、相互交织的混战、掠夺、奴役与杀戮成了诸侯各国的主体政治活动。

古老的中华文明遭到了惨重的破坏与摧残，整个民族都处在灾难深重与彷徨、迷惘的状态之中。

为了维护人类那极其珍贵的现存文明，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现状，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们，适时地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浩大、轰轰烈烈、多姿多彩而又是波澜壮阔的精神文化改造运动。

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决定着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精神文化改造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被尊称为“诸子”的先贤圣哲。

这些先贤圣哲们就像是高悬在夜空中的颗颗明星，给笼罩在黑暗之中的神州大地带来了可以辨别方向、能够看清道路的亮光。

通过这些先贤圣哲们前仆后继的孜孜追求与竭智尽力，终于形成了具有“诸子、百家”思想，并能够源远流长汉文化。

在汉文化体系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当数儒家文化，依次而论就是道家、法家、兵家、名家、纵横、农、医、阴阳等等各家以及还有后来传入中国的释家文化。

儒家思想主要是以“仁”为本。

儒家注重于对人性，特别注重对于人的那些由于后天的因素所影响而形成的人性、人情（也就是人性中那种多变而又各异的特性）的研究。

儒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我内在的意识对事物的主导性作用。

守“中”致“和”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礼”和“义”是儒家所认定的公共行为规则。

儒家提倡“人治”与“礼治”相结合。

儒家“人治”中的“人”，主要是指自我本身，其次是指圣人、大人与君子。

儒家的“人治”理念也就是自我约束与圣人之言、大人之教与君子模式的管理相结合。

而“礼治”的内涵就是要求人们要按照“礼制”来规范自己的意识与行为。

儒家特别重教化，主张以教育与修身这种内外结合的方式，求得人们对“礼”和“义”的认知而形成共识，然后达到对“仁”的认同。

儒家尊重传统文化。

主张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以教而化之的非暴力方式，对社会实施和风细雨式的循序渐进的改造与变革。

儒家反对激进，更反对走极端，因此特别强调与推崇“中庸”之道。

当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激烈对抗的状态，冲突与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的时候，儒家思想就会暴露出一定的保守倾向。

儒家思想重精神而轻物质，重视治本但却疏忽于治标。

儒家的治国方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但是，在处理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和涤荡腐污、铲邪惩恶方面，却显得过于的软弱而难收速效。

中国道家文化从总体上定位应该是属于哲学与玄学。

道家思想是以自然万物及其存在、发展与变化的规律也就是“道”为本。

道家注重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研究与保护。

突出强调自然客观规律对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主导作用。

因此认定：在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那些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事物，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向各自的对立面进行转化，而这种转化也就是一种规律。

道家认为：这种相互转化的规律，其中有一些是非自然因素所形成的。

而这些非自然的规律，不但也是人类可以预知的，并且是可以控制的。

道家相信：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要强行的去企图随意去进行改变，并能较好的领悟和掌握那些非自然规律，就必然能够收到最完美的效果。

道家对自然形成的传统文化是给予高度肯定的，但是，对于有些由人为因素所形成的传统却持有一定的反感。

道家反对暴力、反对激进、反对走极端。

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的理念，也就是“道治”与“人治”的结合，所谓“道治”，就是要依照事物存在、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来治理社会，也就是顺道而行。

道家的“人治”理念，虽然也强调圣人治理的观点，但更多的是主张以公正、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实施广泛自由化的自我管理。

这种“人治”理念，虽然带有个人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但是，这种公平与自由的价值观念，既是人类的永恒真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

道家所追求的是一种人人自由自在、自然和谐的境界，是人类在高度理智与高度文明状态中的原始回归。

虽然这种“伊甸园”式的境界是人类一直以来乃至永远都在向往与全力追寻的目标，但是，对于处在野蛮与文明共存、愚昧与理智同在时期的人类社会来说，这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可想而不可求的超然境界。

由此看来，站在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在道家思想中，除了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外，在某些方面还具有一定的保守与消极的倾向。

中国的法家思想是以现实为基础，以“治乱”为目标。

法家注重于现实存在与物质基础，法家强调外部的客观因素对人性的主导作用。

中国的法家历来都是以刑、赏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

主张用刑罚来惩治奸恶与不法，用奖赏来鼓励能力与有功。

法家主张运用国家政权的统治力（主要是依靠政权暴力）来强制人们归顺于法度之内。

大政府、小民众是中国历代法家的“法治”观念。

这种观念不但与道家的那种大自由、小政府的观念截然相反，也与儒家的那种民为重、君为轻的理念完全不同。

由于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法治”理念中“法制”，都是由最高统治者本人或统治集团内部的极少数几个人单方面所制定，因此，这种“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代表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与统治集团的利益。

因此，在实质上，这种“法治”不但依然还是“人治”，而且还是一种以强人治弱人、以此人治彼人、甚至是以恶人治善人的这种单向的、高度集权专制的强权“人治”。

而不是那种官吏可以依法来治理民众，民众也可以依法来制约与监督官吏，政府可以依法来治理社会，社会也可以依法来监督与制约政府的这种具有互向性的、权力相对平等的现代的民主“法治”文化。

中国的法家倾向于运用强制力对社会实施暴风骤雨式的改造。

当社会处于混乱动荡的时期。

法家的思想与方法具有定祸乱、济危难的功效。

当社会走向纲纪紊乱、腐败堕落、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家的思想与方法具有一定的惩奸除恶、荡腐去污的整肃作用。

中国的法家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一般都比较倾向于反传统，并且带有比较浓厚的激进色彩。

由于中国的法家思想一般是表现为重视能力而轻视德性，图急功近利而忽视长治久安，因此，就治理社会而言，中国的法家擅长于治标而疏忽于治本。

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法家的这种改造社会的思想主张，其实与当时已经走向没落与衰弱的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由于法家的反传统倾向，因此，在当时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山东诸国，却遇到了传统文化的抵制而没有被接受。

在文化相对比较落后、传统观念相对比较薄弱的秦国，法家的思想主张却找到了适合它植根的土壤而被接受并推广实行。

由此使得秦国很快就收到了国富兵强的效果。

在经过了百有余年的发展强大之后，终于在秦始皇执政的过程中，征服了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山东诸国和貌似强大而实际上却相对落后的楚国，从而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也中止了中国的联邦政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由中央高度集权的秦王朝帝国政权。

并使得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之后，这位席卷天下、横扫八荒、威震四海的皇帝却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在大乱初定，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医治创伤、恢复元气之时，而他的思维却继续停留在战争状态，继续加强贯彻他那种战时的思想方针。

并且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来推行他那高度集权专制式的全方位的整齐划一。

秦始皇利用他所掌握的统治暴力，以强制高压的方式来贯彻他个人的意志。

他不顾当时民穷力疲的社会现实，大举兴建那些有损人民生计而又无益于国家富强的浩大工程。

苛政、酷刑、繁重的徭役，致使本来就挣扎在泥塘之中的人民又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第二：当时有人向他建议采用儒家的治国思想，推行“礼”“乐”、教化，广施仁义，循序渐进的改造这个国家。

对于这些建议，秦始皇非但不予采纳，反而采取了“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毁名城，杀豪杰*1”等等这些残暴的举措，来实现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这样，就把中国法家思想中那种强权“人治”模式与激进的倾向推向了极端。

虽然秦始皇取得了对中国社会全面改造的成功，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由于他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错误，所以导致秦王朝政权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遭到了灭亡。

秦国由相对比较的弱势，由于采取了法家的思想方略而发展成为绝对的强势，并征服了诸侯各国而统一天下，但随即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推翻了。

这段历史，既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也成了后来历史的一面最重要的镜子。

这一页对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重大而且深远。

秦始皇所推行的政权模式与政治制度，所制定的社会结构与法制架构等等，虽然一直都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但秦王朝速亡的前车之覆，也就成为了后来中国历代王朝的后车之鉴。

由此而使得后来那些稍有政治头脑与文化理论水平的统治者们都多少懂得了一些可以依靠暴力来夺取天下，而不能完全依靠暴力来治理天下这个道理。

于是，那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者们，就只好着重的从儒家与道家的文化思想中去寻求治国的方略。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在先王圣贤之道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涵盖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宗法、礼制、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各门学科的综合性文化思想体系。

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山东诸国传播。

由于儒家尊崇先王之道与维护传统的思想，使得山东诸国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予以表面上的认同。

但是，儒家具有广泛意义的“礼治”思想和以仁爱精神为基础来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却有损已经走向没落的奴隶主们的统治利益。

因此，山东诸国的统治者们对儒家思想从实质上却进行了抵制。

也就是说，山东诸国的统治者们只接受儒家思想中倾向于保守的一面，而抵制儒家思想中进步与改革的一面。

因此山东诸国就只能日趋衰落而最后被那个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所灭亡。

秦亡汉立之初，在汉王朝的当局者中，有一批崇尚道家思想的文化精英人物。

如汉高祖刘邦和张良、陈平、曹参、周勃等谋臣武将，都是属于道家文化的继承者。

（萧何则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

由于执政当局都比较倾向于奉行道家的“无为”理念，因此，给了天下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特别是到了汉文帝执政时期，统治者除继续崇奉道家的“无为”思想外，并且积极主动的推行儒家文化中那具有“仁孝”精神的“礼治”。

这样一来，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很快就收到了巨大的功效，并使国家进入了一种“天下大治”的状态。

由此，使得那位智商平平、经历简单，但却具有质朴、宽厚、务实与好学精神的汉文帝刘恒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无可争议、也很少有非议的伟大的政治巨星。

我们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地留意一下中国的历史，就很容易发现：在中国汉代的“文景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这些时期里，中华民族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举世公认的、较高程度的人类文明，基本上都是儒、道两家那些优秀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所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