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追忆两弹元勋的低调人生

邓稼先追忆两弹元勋的低调人生

“在所有知识分子当中，他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样评价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先驱一样，邓稼先受人们尊敬，被后人缅怀，然而不太一样的是这位原子弹之父生前坎坷的命运。他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和很多同时期的科学家一样，把最好的时光完全奉献给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荣誉和光环只在

身后。

人们似乎对他很了解，却又不太了解。他是一个最没有私心的人。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与国人共同艰苦奋斗，只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也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他为中国核武器的事业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了28年后，才因为一篇简短的报道为人们所知。他一生的信仰是一个“纯”字代表的品格，忠厚平实，从不骄人。正是这种品格，让邓稼先能在那个一穷二白，充满斗争和混乱的年代，领导社会各阶层工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追

忆，这位两弹元勋的低调而不凡的一生。

受传统文化启迪的童年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降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白麟坂镇。这是一个颇具古风的老镇。一条条街道用青石板铺就，一座座徽派风格的建筑，历经风风雨雨几百年，但在当时仍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清遗留的繁华景象。邓氏家族在白麟坂镇声名显赫，邓稼先六世祖爷邓石如，被推崇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闻名大江南北。宫廷还赠与他一套宅院。这套宅院建于四灵山水间，并命名为“铁砚山房”，这里成为邓稼先小时候的摇篮。当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时，他的祖国像是一部老牛拉着的破车，行进在风雨迷漫的世纪之途。在邓稼先出生的1924年，中国历史上正上演一出军阀混战的悲剧。然而，白麟坂古镇却是一块安静的沃土，是一处“世外桃源”。宁静、古朴的山水启迪了他的智慧。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家、艺术评论家。自幼接受父辈的严格家教，苦读诗书，工画山水。1907年，邓以蛰刚满15岁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13年，邓以蛰学成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期间，邓以蛰在《晨报》《新青年》等我国早期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文笔奔放，见解独到，给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蠲，同“涓”）女士，?颖贤淑。虽然是大家闺秀，但自嫁到邓家，无论农活家务，她都勤于操作，且手脚麻利，不怕辛苦。她为人宽厚，从不与人口舌，不在背后讲别人的是非；她还把娘家陪嫁的布匹拿出来给佣人做衣服。人们夸奖她是一个宽宏大度、仗义疏财的好人。

这种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家庭，对于邓稼先品格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在邓稼先出生的那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等在同国民革命军作战中均遭败绩。紧接着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并偕宋庆龄赴京。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出现了第一次合作，这使得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邓以蛰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1925年，他借回家度假之机，将妻子儿女接来北京定居。当时，邓稼先刚满八个月。

邓稼先的第二故居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是一座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邓稼先刚满五岁时，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来访，小稼先穿了一件齐地长袍站在比他还高的火炉前背诵《论语》。

张奚若不禁惊奇地问道：“叔存兄，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你还让孩子背诵这些东西？”邓以蛰则操着浓重的安徽乡音笑微微地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让孩子懂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对他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

邓以蛰尽管受过日美文化的熏陶，但他在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操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思想的色彩。他认为儒家思想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很有道理，合乎人情。在邓稼先的印象中，父亲修长的身材，总是挺得很直，走起路来，神态自若，透出一股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他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头脑中深藏着博大精深的学识，外表却显得极为平易随和。在学校他是一位严谨治学的教授，在家中却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学习和行为规范上，他对幼子严格要求；在生活和爱好上，则对稼先相当宽松。邓以蛰喜欢京剧，自邓稼先懂事以后，他便经常带着爱子去剧场看戏，《武松打虎》《林冲夜奔》《野猪林》等水浒戏中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镌刻在幼小的邓稼先心间。

邓以蛰的幼儿教育可谓做得非常成功，他不仅注意开发儿子的智力，还总是从多方面启迪邓稼先，使儿子懂得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经常对小稼先说，人活在世界上，不光要和自家的人一起生活，还要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不仅要和人交往，还要和其他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一切生物密切相关。像树呀，草呀，水里的鱼呀，天空飞的鸟呀，都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伤害它们。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就像她的名字那样，秉性贤淑、倩丽。她待人和蔼可亲，对待孩子们关怀备至，协助丈夫管理家务，教养子女，是邓先生的贤内助。让邓稼先难忘的，

是每当六七月盛夏季节的夜晚，父亲冒着酷热在室内灯下做学问，母亲便带上他们姐弟，坐在庭院里讲故事或看闪烁的星辰。母亲手里的大蒲扇不停地摇动着，为他们扇凉，驱赶蚊虫。母亲指给他们看夜空中的“银河”，看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牛郎星”，还有酷似一把羹匙似的北斗星，并给他们讲有关这些星座的神话故事。

邓稼先最感兴趣的，是母亲讲的嫦娥奔月、吴刚砍桂的故事：人吃了那种神药竟然可以飞到天上去，月宫里有棵桂树，永远也砍不倒，真神奇！他问母亲：“现在还有那种吃下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的药吗？”母亲说：“这是神话传说，世间哪有这种药？”小稼先遗憾地说：“要能买到这种药就好了，我真想飞到天上去，到月宫去玩玩。”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笑了。

次日清晨，小稼先起床后兴奋地跑到母亲身边，说道：“妈妈，你猜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母亲摇摇头。小稼先手舞足蹈地说：“梦见我上天了，天上那么多星星，我想摘一个，可是它们太大了。我摘不动，就急醒了！”父亲听到了，走过来摸着邓稼先的头，心情很是兴奋。他知道邓稼先是一个心智初萌且富于幻想的孩子，便夸赞道：“好孩子，有志气，将来一定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邓稼先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邓以蛰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其长子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这样的

特殊家世、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童幼教育，对于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到了?P键性的作用。

书香门第里的少年

邓稼先从小活泼健康，好动会玩。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得最精的是杂技项目“抖空竹”，这项爱好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据妻子许鹿希回忆，“他年轻那会儿，甚至可以把茶壶盖拿来抖。”

父亲邓以蛰同时在3所大学兼课，家里经济条件算中等偏上。但邓稼先没有少爷脾气，他甚至能跟保姆和黄包车夫处得很好。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烟拿出来给车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老岳说，我可以陪你玩一两盘，但你不能拿家里的东西，养成坏习惯可不行。劳动人民的朴实品质在邓稼先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稼先5岁时，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诵《诗经》《论语》。6岁那年，他被送进北京四存小学。这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邓稼先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那是邓稼先最爱看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了英文教师，到小学毕业时，邓稼先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邓稼先的中学是北京崇德学校。他与杨振宁是同学。杨

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稼先父亲邓以蛰是多年挚友，一起去过美国留学，在清华大学又是同事，因而两个孩子从小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一级，所以在学校里处处护着他。那时崇德中学里有许多纨绔子弟，他们不好好学习，就叫邓稼先把作业给他们抄，否则就欺负他。杨振宁外号“杨大头”，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老憨”的邓稼先撑腰。邓稼先与杨振宁都热爱数、理、化，并且成绩优异；而邓稼先的外语尤其好，那时已经能看英文的《格林童话》了。

在民族解放大潮中成长

邓稼先成长的年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始民主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华民族独立意识早已觉醒，各种进步的思潮涌动。由于身处思想活跃、开放的北平，邓稼先也受感染和熏陶。这样的历史环境，为他日后深厚的爱国情结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时邓稼先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府右街，中国人路过那里就得鞠躬，邓稼先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给日本人行礼。一次，日本人召开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邓稼先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并告到了学校。因崇德学校是教会学校，

对日本人不屑一顾，校方就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搪塞过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勒令崇德学校解散。校长找到邓以蛰，说邓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最好把他送走。邓以蛰便下了决心，让邓稼先的大姐带他到重庆去念书。那时，大姐邓仲先刚从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又和杨振宁成为同学。

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等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4人，炸伤20余人。惨案发生后，为了给受伤同学买药，邓稼先曾不顾同学们的劝阻，趁夜晚跳墙出去，买回了药品。

在此之前，邓稼先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便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也就在这时，邓稼先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幸运的是，当时邓稼先大姐夫郑华炽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与校长梅贻琦很熟，他们悄悄把邓稼先的名字从学校名册中划掉了。

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助教。此后，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据邓稼先的同胞弟邓携先回忆，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

他也在北大广场集会，曾亲眼看见邓稼先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让邓携先印象深刻。

留学普渡的“娃娃博士”

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六年的北平。他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上等香烟，他一回到家就紧紧地拥抱着母亲，好像瞬间返还到童年时代，这种返还显示着心灵的纯洁。邓稼先赞赏别人爱用“pure”（纯洁），这是他特别欣赏和终生追求的道德境界。

回家后第二天，邓稼先便骑着自行车找老同学们去了。他寻访旧地和故友，有一种久别后的关切之情涌动于心。一次他从北京图书馆回来，带着深感安慰的神情对弟弟邓携先说：“图书馆还是那么窗明几净，鸦雀无声，自来水龙头和以前一样还可以喝水，真舒服呀！”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邓稼先始终积极参加这些运动，并在北京大学讲助会里勤恳忠诚地工作着，这都使得他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如何给新中国做贡献呢？他觉得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物理学根

底。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稼先无意中碰到了北大物理系二年级的于敏，两人并不相识，却聊得很投机，无所不谈，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没有想到，20年后，他们俩合作提出了“邓――于方案”，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在理论设计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8年秋，邓稼先受杨武之教授之托，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乘船，飘洋过海到美国去。临行前，一位对他思想帮助很大的同志袁永厚要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但是他明确地回答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

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还要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随着试验阶段的到来，很快，研究基地就迁到了我国西北的荒漠地区，而邓稼先所在的九院则远迁到了青海的金银滩。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他们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在室内玩“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

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正是靠着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张把机

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摊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又组织召开庆祝会。由于休息不好，他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一量血压，竟低到吓人。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才醒了。他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的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邓稼先的心。许多领导忍不住都来问他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新疆罗布泊，这片沉寂了1600多年的荒漠上骤然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出了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邓稼先又受命率领原班人马研制氢弹。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邓稼先的家却遭遇了变故。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进京汇报工作，终于见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妻子。然

而，清秀的妻子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显得清瘦而疲倦。14岁的女儿也被下放到了内蒙古。后来邓稼先争取到一个出差的机会，特地来到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

那一天，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女儿时，觉得她整个儿变黑了，头发黄黄的。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看到女儿狼吞虎咽地吃，他强忍着酸楚，把泪水咽进了肚里。后来，他通过询问当地几个年轻人了解到，女儿曾连着吃了一个星期野菜糠窝窝头。

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她太小，在这里又受这么多的苦，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如今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他们一家4口，天各一方，邓稼先的小儿子还在爷爷那里寄养。

然而，邓稼先自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只身在大西北，亲人远在北京。妻子偶尔会托人捎来酸三色糖块和油炒面。而这些他爱吃的东西，他都跟基地的同事们分着吃。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特意留着穿去看女儿，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警卫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

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下属说：“嘿嘿，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邓稼先的工作时常伴随着危险。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工作中最危险的。他总是默默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经过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一次意义重大的会面

1971年，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首次访华。他要见的亲友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他们是安徽同乡、中学好友，后来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和在美国留学的

好友。他想知道阔别了22年之久的邓稼先在做些什么。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1971年8月，杨、邓二人在北京会面。杨振宁询问他的工作地点时，邓稼先只说“在外地工作”。接着杨振宁又问，是不是象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Joan Hinton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等回去再证实一下。他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在电话机上，总理让邓稼先如实地对杨振宁说。

1971年8月16日，杨振宁在上海的告别晚宴上收到邓稼先的亲笔信，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看完此封短短的信后，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默默流泪，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会面的意义不仅在于促成二人久别重逢，对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来说，更是一次生命的挽救。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期。在会面之前，青海

的“四人帮”爪牙正给邓稼先办“学习班”，称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据许鹿希回忆到，“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周总理就下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当时，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被抓的科学家也因此而得救。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

“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重要”

70年代末，一次投试实验出现事故，核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核弹碎片仔细检验。正是这次意外，让癌细胞在邓稼先体内埋下了根。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张爱萍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说：“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接受了直肠癌手术。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大国的核技术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多次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妻子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

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这个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重要。”

生命的最后时光

1986年初，在妻子的陪同下，邓稼先去游览了地坛庙会。他依然显露出天真的童心，集市上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而在被工作拴住的28年里，他从没有去过一次庙会。

邓稼先非常热爱生活，在家有好的电视节目，他会看完

再投入工作，他会像孩子一样站起来给中国女排鼓掌。他还能一本正经地给别人讲解到剧场钓票的经验。遗憾的是，事业留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他预感到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此时他正在计划着写一本预计80万字的书――《规范场论》。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医生从研究基地带给他，晚上偷偷地写。

但是，这个工作却没有完成……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突然过上了一种很不习惯的生活，他身不由己地被记者们的鲜花、相机与话筒包围着。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与报纸摘要”中也播发了这则新闻。

1986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理李鹏前往301医院，向邓稼先颁发全国劳动模范证书和奖章。邓稼先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

就在戴上这枚奖章的12天后，邓稼先与世长辞。

让记忆延续着

如今的罗布泊，空气中飘荡的是悠扬的驼铃声，戈壁上一片辽阔与平静，很难让人想起曾经发生的热血故事。风从倒下的胡杨树的缝隙间掠过，那些人，那些不朽的足迹都已

远去。

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去世10周年。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青藏高原上的金银滩，千里旷野，依旧是草原如茵，牛羊遍地。青海湖水映照出天空纯净的蓝色，在那里，邓稼先的英魂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