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24年间孙陈调和问题研究

1923—1924年间孙陈调和问题研究李吉奎(广州中山大学)内容提要：1922年“六一六”之变，造成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裂。

孙陈分裂直接引发粤军的分裂和战争。

随后，孙中山决策联俄容共，客军入粤祸粤，以及蒋介石受到孙重用，使之得以在广东崛起。

历史表明，孙陈分裂，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影响极为深远。

孙陈分裂以后，不断有人主张调和〔和解〕，在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的若干时段，还进行过较为密集的调和活动，但是最终未能成功。

本文简略梳理了孙陈分裂后的双方态势，概述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面临的难题，最后分析调和未能成功的原因。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三次与党内同志发生严重冲突。

第一次是中国同盟会时期与章太炎、陶成章的冲突，即两次“倒孙”风潮，导致党内分裂。

第二次是中华革命党时期与黄兴的冲突，他要黄兴“静养”两年，不过问革命之事；黄兴远走美国，党内不满孙者另组“欧事研究会”与“中华水利社”，与孙分途。

第三次是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之变，陈部叶举炮击观音山“总统府”。

嗣后孙对陈恶言相加，称陈为贼，为逆，为枭獍，双方征战连年，迄无宁日。

前两次冲突大体上都化解了，随后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第三次冲突，在互相攻伐的同时，虽然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调和〔和解〕活动，但最终未能达成和解，其原因何在，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孙陈分裂原因非止一端，双方均有责任，而“六一六”事变是一个关键。

经此事变，直接引发下列问题：〔一〕粤军分裂，由袍泽而成敌人。

〔二〕孙中山决策联俄容共。

〔三〕客军入粤祸粤，引发商团反抗。

〔四〕孙中山重用蒋介石，予以权责，使之坐大。

由此可见，“六一六”事变不仅是孙陈关系史重要一页，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事变后调和无效，历史便在新轨道上发展下去，影响八十余年，直至今日。

本文指要，首叙“六一六”事变后孙陈双方的态势，其次概述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面临的难题，最后简介调和最终未成的原因。

〔一〕“六一六”事变后孙陈双方的态势“六一六”事变次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

等待北伐军反攻无望，1922年8月9日，离粤经港赴沪。

北伐军许崇智部经江西退往福建，原第一军第一师参加北伐的部队返粤，重归陈炯明麾下。

8月15日，陈炯明回广州，重任粤军总司令，以陈席儒为省长。

事变之后，陈炯明不是选择放洋，亦不发表宣言对部属管束不严而自责〔多宗材料证明他并不赞成搞兵变驱孙〕，而是亟亟于返省重掌大局，这就在道义上失其价值，对外界的责言亦无以自解〔当时除了胡适撰文赞扬陈部兵变驱孙是“革命”行动外，公开支持此举者不多。

〕且叶举、林虎、洪兆麟等各部亦互争雄长，难于约束，加上广州经济凋敝，纸币无值，又不开赌禁，财政上毫无办法，广东名义上在陈炯明控制之下，实际该政权存在严重危机，势难持久。

8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上海。

在此前二日，苏俄政府为打开中俄外交局面派来华的越飞，抵达北京。

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随即赴沪，于25日会晤孙中山：28—30日，中共举行西湖会议，讨论中共党员有条件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

①孙中山决策联俄容共，在起初并不见得会预想到日后有那么大的作用。

因为从1919年以来，孙中山抛弃前嫌，与第一次护法的对手段祺瑞合作，在第二次护法时联手对付洛阳的吴佩孚，并逐渐形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

此次孙中山联俄，又通过李大钊、王法勤、张继等人联络洛吴，②在1922年9月以后形成另外一个三角，即孙中山、吴佩孚与共产国际（苏俄）的合作关系。

两个三角并存，孙中山似乎游刃有余。

中国政局之荒谬与吊诡，真妙不可言。

如果不是1923年的“二七”事件结束了共产国际与吴佩孚的合作关系，历史真不知如何写法。

孙中山谴责陈炯明的罪恶之一，是陈不提供军费，与吴佩孚勾结，破坏北伐。

③当两个月以后他本人与吴佩孚合作时，陈所背负的这条罪名，便不再方便说出口了。

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往往容易饥不择食，何况，孙中山与俄国人合作，是他遍求列强（包括日本、美国）援助而遭到拒绝的时候，俄国人伸出援手。

俄国人发表的“加拉罕宣言”，表示新俄政权将自愿放弃帝俄时代对中国侵略所取得的一切利权，皇皇告示，使许多中国人信以为真。

对此，孙中山也当然欢迎。

他或许并不知道苏俄还有另外一手。

在一方求助心切的状态下，1923年1月26日，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从而使孙中山的联俄外交正式启动。

对孙而言，联俄是他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并非独沽一味，此后，他还想搞中日、中美、中德、中日俄、中日俄德的联盟，但形格势禁，成效毫无。

故其及身，联俄也只是半拉子工程。

在其身后，这个工程甚至以血腥的方式告终。

伟人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旨哉斯言!附带说一句，从李鸿章开始，国人搞了三次联俄外交，皆凶终隙末，教训惨痛。

后之来者，当三复斯言。

尽管许崇智的粤军在福建与皖系的王永泉合作驱走了李厚基，暂时有了立足之地，但局面太小，不足以图发展，故孙中山仍然希图在广东卷土重来。

他派邹鲁在港主持，联络流落省外的杨希闵等各部滇军，桂军刘震寰部，肇庆粤军陈济棠、莫雄、吕春荣、卓仁机等部，岑春煊又促在桂的沈鸿英相助，运动已经成熟，1922年12月6日，杨、刘、沈等人或各自的代表在广西平南县白马圩会议，决定拥孙讨陈。

邹鲁以孙大总统名义，分别委任杨、刘为滇、桂军总司令。

是为西路讨贼军，与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相呼应。

12月28日，滇、桂军会同反陈粤军克梧州，31日分两路东下，1923年1月9日，滇、桂军攻占肇庆，次日克三水，接近广州外围。

年前，省城纸币已跌至二成二三，人心惶惶，粤军不稳，陈部将领建议主帅暂回惠州，总部交叶举代拆代行。

在当时的情况，能否解决经济问题，实在是一个政权存亡所系。

各种情况如此恶劣，陈炯明似未想到打商团的主意，勒索它一下。

而且，广东政府收入，向以赌捐为大宗。

尽管经济极端困难，12月1日陈在粤军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仍表示赌博之禁，“断无再开之理。

质言之，粤军可倒，而赌不可开”。

④到了3月15日，炯明深感事无可为，乃召部属磋商进退，并令各机关翌日起不用到差，且令前敌部队退防。

同时，责成熊略、李炳荣维持省城秩序，令袁带、李群回防河南（李福林地盘）。

即令秘书拟辞职布告，通电各社团宣告辞职，旋随部属返回惠州。

同日，洪兆麟在潮汕宣布脱离陈炯明独立。

次日，滇桂军占领广州。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此次陈炯明返据广州，不过四个月光景。

何以如此快速溃败，据同年2月8日北京《晨报》所载《陈炯明败逃之原因》认为，一是失民心，所谓民治，徒有其名，秕政未除，且加甚焉。

二是失军心，众叛亲离，盖陈之猜忌有以致之。

三是失外援，复职后不表服从中央，仍搞“联治”，使孙执为攻击借口，且使其潜势力分化陈部，遂不得不下野。

这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

陈炯明第二次下野后，基本上失去了影响力。

退居惠州后不久，即赴香港，偶或返惠州、海丰，但难号令部属。

陈炯明所辖粤军旧部，大体上由四大板块组成，即子弟兵、亲信海丰派，以惠州为中心包含梅州的客家人，以洪兆麟为主力的湖南军人，以及中途入伙聚散不定的各部，如林虎等人。

据载，陈炯明对林虎印象较好，粤军回师时曾收编他的“三黄散”（黄业兴、黄任寰、王定华），在滇桂军会师东下时，派林虎指挥一部分粤军对滇桂军作战。

迨粤军在西江战事节节失利之际，林虎仍能统帅大部分粤军由北江边境退至江西寻乌、黄乡地区结集休整。

至于叶举则将杨坤如、熊略、洪兆麟、翁式亮等和其他各部分别安置在惠州、汕头方面而出走天津。

⑤惠州老巢，一直由杨坤如据守，直至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才被击破。

至于南路八属，名义上仍拥陈，实际上是各自为政，形同割据。

1923年3月9日，陈在惠州设粤军总司令部，但它是空架子，其本人亦未就职。

（二）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面临的难题陈炯明失败得如此之迅速，实出乎各方预料。

说起来，所谓滇桂联军，亦不过是一伙乌合之众，无主旨，无主义。

滇军各部是流落省外之武装，有家归不得，且不说它。

桂军刘震寰部鼓动入粤，便是说广州如何繁华，西关简直是人间天上，犹如上代当年宣传南京是“小天堂”一般。

沈鸿英亦兵亦匪，反复无耻。

然而，正是这帮“争食之军”（孙中山语），居然搞垮了陈炯明政权。

沈鸿英刚进广州，便在1月26日在广州江防司令部会议上发动事变，拘捕魏邦平，差点要了胡汉民、邹鲁的命。

同日，桂军缴了魏邦平第三师的械。

广州的突发事变，使孙中山不得不缓期返粤。

这时，孙称沈为“叛逆”，要许崇智回师会同各军予以讨伐，迫沈退出广州，移兵郊外。

2月12日，孙表态准其悔过自新，告“文日间即来粤一行，勉副期望”。

21日，又委沈为桂军总司令。

敌我之间，宛若儿戏。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偕陈友仁等人离沪返粤。

此前，陈友仁已会晤英国驻华公使。

该使表示，“英国对于孙中山没有任何属于个人敌意”。

英国害怕孙中山在香港工人中挑起事端，另外，没有说出来的是，港英当局更害怕孙中山在广东引进苏俄的势力（不久前它拒绝越飞赴港“养病”，即可说明）。

为此，港英当局子2月17日抵港的孙中山以前所未有的礼遇——自1895年以来，香港一直禁止孙登陆——准许孙登陆、逗留、港督接见、在港大讲演、与工团会座谈、与工商界领袖会见。

所有这一切，是与孙修好，希望他不要制造麻烦。

孙于21日抵达广州，先设陆海军大元帅府于农林试验场，后迁河南士敏土厂。

“大总统”一职不再使用了。

孙中山自任大元帅，但并无自己的部队，也没有自己可信任的将领。

他想到蒋介石。

此人不但与孙在“永丰”舰上共过患难，是陈炯明的死对头，他还具备光复时期在浙军、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与援闽粤军的历练，近期还在福建帮助许崇智，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

因此，他任命蒋为大本营参谋长，迭电相催：“各要事需兄相助，万望速来。

”至4月 15日，蒋始动身来广州。

但停留不久，7月14日，据说是“为许崇智所齮，愤而辞职，避往香港。

”即返宁波。

至8月，孙中山令蒋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与党务。

这样，孙中山想让蒋介石在自己身边起指臂之用的计划，便暂时未能实现。

不过，从当时广州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使蒋氏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广州在客军滇桂军占据以后，大开烟赌，乌烟瘴气，纪律废弛，白昼打劫之事屡见。

孙中山不断接到有关客军祸害民众的报告，他曾训斥杨、刘：“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

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

我要回香山去了。

”杨、刘闻诫后答谓：“大元帅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此后都服从你就是了。

”事后，杨、刘各部把持财政税收的状况如故。

孙中山在1924年2月间对军界人士亦作自责：“义军多客军，我粤人尽主人之责而招待之，一时权宜，开赌以谋供给，流毒遂至无穷。

”杨希闵日后也说，开始时沈鸿英入城，占据广州各重要机关，如公安局、造币厂及盐运使署等，肆意搜刮。

逐走沈之后，滇军实际是无组织的军队，“一师所驻之地，就总揽了整个防区的行政、财经大权，一团所驻之城，也控制了一城的财经命脉：甚至一连所驻之镇，也把持了一镇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