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我国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国企改革之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在宏观上是要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通过改革要使国有企业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同时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企业改革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有力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阶段的改革曾被戏称为“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当农村改革起步之时，在城市同步进行的是经济改革是我试点工作，国企改革时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并不仍被认为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计划部门决定。原料由国家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利润全部上交国家，用钱必须再向国家申请。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靠自觉。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6个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1979年7月，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后，下达了以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5个文件，以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为首，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国营企业早期改革并没有从体制层面上触动计划二字，而是围绕“放权让利”这一核心展开，无论是开始的利润留成，后来的承包制，以及中间尝试的利改税，都是这一思路的不同表现形式。从放权让利开始，中国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旅程。因此从1978年试点一直到90年代初，这个改革并不是把国有企业塑造成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是着重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国家包办一切的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不用说改革初期，即使是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旧体制的缺陷只是过度集中而已，通过企业放权让利就可以解决问题，未能完全认识到国企改革的艰难程度。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1，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缝后来回到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开了一家裁缝铺，经营日益扩大。后来担任了海盐衬衫总厂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的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的严格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此后步鑫生一时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楷模。作为改革典型的步鑫生自主权较大，但此后不久海盐衬衫总厂就陷入了困境，步鑫生几经努力，却无力回天。显然国营企业改革绝不是靠“放权让利”就能够结决的。国营企业制

度改革路向何方，改革的下一步是什么都成为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与之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第一阶段也就此结束。

不管怎样的改革都意味着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颠覆。这些今天看看稀疏平常甚至有些粗糙的制度的改革在当时却要冒极大的风险，此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路上走过的时间尽管还很短，却非常曲折，观念的碰撞异常激烈。人们已经感觉到了制度革新的艰难，感觉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就像一个魔方，看起来有点乱让人一时理不出头绪，但只要用心揣摩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国企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但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国企改革的坚冰已将被打破，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企的控制已经有所松动，一些走入发展死胡同的企业从新焕发出了活力，伴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的局面也被打破。同时有所发展的国企势必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解除经济体制对自身发展的束缚，于是新一轮的国营企业改革也呼之欲出。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改革的蓝图，加快改革的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本阶段改革的重点工作。此次全会虽然明确提出，今后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如何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变成市场经济下自负盈亏的主体，全世界都不可能给中国提供答案，更何况中国此时还不是市场经济。这一年人们认识到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

中心环节”，找到了改革的重心和方向。虽然这时的国企厂长虽然不用再为修一个厕所而向上级打报告，但是企业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改革的路依旧不明朗。

1984年年初，800多人的石家庄造纸厂已经连续三年亏损，上级下达当年实现17万元的利润指标竟然没人敢认领。此时的马胜利只是厂里的业务科长，这一年3月28日，他在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提出由他承包造纸厂，保证实现利润70万元，力争达到100万元。在无人接盘的情况下，马胜利顺利地承包了工厂。结果很快见了分晓，这一年5月份，企业实现利润21万元，一个月在超额完成了原定全年完成17万元的利润指标，马胜利之所以旗开得胜，在于他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了功夫。根据市场需求，马胜利调整产品规格并且研制出了新产品。我们发现马胜利的出现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如此的合拍，当马胜利的传奇杯媒体报道放大后，马胜利迅速成为当时国企改革的象征和公众人物。○2

由于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技术协作的步伐加快，经济效益有所提高，1984年工业总产值为7015亿元，比上年增长14％，也超过了计划规定增长5％的速度；包括村(队)办工业产值为7565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1％，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增长21．9％，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增长56．8％。同年重工业总产值为3641亿元，比上年增长14．2％。一次能源产量(折标准煤)为7.66亿吨，比上年增长7.4％○3。

虽然这次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承包制真的能够解决国企的问题吗？“放权让利”虽然给国企松了绑，但是绳子还在主管部门手中。放多少，让多少？很难界定。“承包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一个企业的命运仍要由地方各级党委来决定，承包制最终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很快，马胜利的“纸业集团”在成立4个月后也即告失利。而这也似乎预示着承包制的不祥命运。

这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国企改革，承包制与股份制并举的思路，很快这一思路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同志的支持。到1986年底，中国已有股份制企业6000多家。职工、个人与国家共同拥有企业产权，利益与风险紧密相连，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全体股东的共同目标，这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大为增强。股份制被初步证明是颇具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形式。但这距离真正的资本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7年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根据1995年末的数据，人们发现国有企业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只有1.4%，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8%，国有企业亏损额占全部亏损额的53.4%，而且亏损还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达到300万人，到1997年这个数字滚雪珠似的达到了1152万人，“下岗”也成为了“失业”的代名词。

国企改革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和政府主管部门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胶卷全行业出现了亏损局面，全行业负债超过了100亿元。此时，柯达总裁裴学德向朱镕基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