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寨：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合寨：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1980年，广西宜州市合寨村的壮族农民自发举行群众选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合寨村开启的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合寨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县(市)交界处的大石山区。

全村有12个自然屯，1050户，4298人，村民95％以上是壮族。

1979年，合寨生产大队学着外地的样子搞起了“分田到户”，村民的生活好转了，但偷盗、赌博，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的现象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于是，在果地和果作两个自然村，村民们率先自己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村民委员会，敲响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锣鼓。

最早村委会的诞生果地村虽然由8个生产队组成，但村民居住十分集中，住房一家连一家。

村民中以蒙姓为主。

从1978年起，该村连续发生多起耕牛被盗的事件，乱砍滥伐严重，村民们忧心忡忡。

合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蒙宝亮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1979年年底的一个晚上，蒙宝亮召集党员蒙正昌，蒙正奉一起到曾任民办教师的蒙光新家里开会。

蒙宝亮表示，在责任田分到户后。

就要搞好社会治安，要有人牵头，将村民组织起来。

“果地村要有个自己的组织才行。

”但是，搞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蒙宝亮非常困惑。

这个组织应该是多功能的，他可以管社员的事情，也管理村里的事情，比如修路，吃水、集体森林的年底分配等公益事务。

可是，这个组织该叫什么名字?蒙宝亮说：“毛主席讲过，革命委员会好。

我们村成立一个果地村革命委员会，不晓得行不行?”他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大家的反应并不积极，有些失望。

“我也觉得不好，跟我们要想搞的根本就是两码事!”曾当过民办教师的蒙光新陷入了沉思：虽然“革命委员会”过时了，委员会并未过时，委员集中起来开会不就是委员会么?“叫果地村委员会好不好?”有人提出。

蒙光新一边原地兜圈一边琢磨，“村委员会”这个名字，总还少点什么，不够明确。

突然，他眼睛一亮，说出了一句话：“城里的人叫居民，我们村里的人就叫村民吧!”大家听了，都说好，就叫“村民委员会”。

1980年1月8日，果地村召开全村户主大会。

500多人拿起小板凳，走向村口的晒谷坪。

晒谷坪搭起了高高的松门，松门上拉起一条红色的横幅：“果地村民委员会成立大会”。

蒙光新主持会议，他站在一条长凳上大声宣布：“今天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果地村民委员会!”柳江，忻城县过路的农民见到这里热闹，纷纷驻足围观。

他们只听说过“革命委员会”，从来没有听说过“村民委员会”，觉得新鲜。

他们和果地村人一样，老长日子没有开群众大会了。

会上，蒙成顺宣读事先起草的村规民约，主要内容为：有外来人来本村需要过夜的，户主必须找治安带头人报告(如果有外来人住宿，治安不好，要找户主)；山林水田纠纷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汇报给治安带头人；对乱砍滥伐者要教育处罚，本村人也不能到村外乱砍滥伐，否则会败坏本村的名声；组织村民架桥补路，整修挑水码头；集资购买低压线路设备，解决照明问题……这份村规民约经过村民讨论后，143个户主分别在上面按了手印。

随后，每个户主又领到一张白纸，用来无记名投票，推选村民委员会人员名单。

依照得票多少，蒙光新、蒙成顺，蒙国顺、蒙国论、蒙正贤5个人成为村民委员会的干部。

蒙光新得票最多，为村民委员会主任，蒙成顺为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其他三人是委员分别担任会计，出纳等职务。

果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举动将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创造的是一种崭新的制度。

根据1997年12月编撰完成的《宜州市志》第19页记载：1980年1月8日，果地村建立村民委员会，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在《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一文中说：“合寨所有的自然村都建立了村委会等自治组织，其他地方的农民也自发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最初各种叫法都有，有的叫治安联防队，有的叫村委，有的叫村管委会，有的叫村委会。

”遗憾的是，果地村那份由村民按了手印的村规民约以及这次会议留下的另一些原件资料，在后来辗转上报的过程中，不知在哪个环节被弄丢了。

老樟树见证历史果地村委会一成立，便组织各家各户出工出力，挑回山上的石头，修好了村里的石板路和巷道。

接着，村委会下达了责任制，要求全村各户睁大眼睛，盯紧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

违反村规民约者就会被罚款。

果然，真的有人被罚了款。

可罚款是迫不得已的手段，教育群众才是根本目的。

有了罚款，该怎么用这笔钱呢?蒙光新想出一个点子：请电影队放电影。

晒谷坪上挂起银幕，上千人聚集在一起，连外村，外县的人也被吸引来了。

电影放完第一卷片子，吊着大家胃口的时候，村委会主任蒙光新开始讲话：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今天请大家看电影，放电影的钱是某某某聚众赌博的罚款。

大家注意了，不准赌博，国家法律不允许，果地村的公约也不允许……我们罚款的目的是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这是轻的，重的要送交政法机关处理……此后，果地村人便习惯了这种放电影的方式，只要村里放电影，大家就知道，又有人违反村规民约被罚了。

1982年，果地村委会动员群众集资购买低压线路设备，终结了村里无电的历史。

与果地村相比，邻近的果作村在建立自己的组织时就更规范一些。

果作村与果地村同属于合寨大队，比果地村小，仅6个生产队。

1980年新年过罢，3月将到，该是春耕生产的时候，可分田到户了，根本没人管集体的事儿。

韦焕能(果作村以韦姓为主)当时是果作生产队队长，他回忆说：“大伙在村头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地议论，有人说快插田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修一修，需要一个管事的组织。

”韦焕能主动站了出来说，这样下去不行，要把大家组织起来。

于是，他把其他几个生产队的干部都叫到一起，商量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新的组织，大家都表示同意。

韦焕能提出新的组织不是生产队，不需要太多干部，由五个人组成，一正两副，一个会计，一个出纳。

后来考虑到原有6个生产队，就增加了1个人。

新领导人怎样产生呢?过去生产队长由上级任命，新的组织没有人任命，也不能自己宣布自己为领导，于是决定由群众选举。

1980年2月5日，在村头的老樟树下，果作村召开了全村6个生产队85户(一户一个代表)村民参加的群众大会，选举村领导。

会议由合寨生产大队大队长蒙光捷主持。

根据群众意见，不搞候选人，无记名投票选举。

“这次选举，我得了全票共85票。

我当时认为自己行，自己也投了自己的票。

”韦焕能说。

一种新的基层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就这样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壮族小山村里诞生了。

与果地村一样，果作村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新组织也被定为“村委会”，而果作村村委会当选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是领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和管理章程。

1980年7月14日，果作村再次召开全村大会，讨论并通过事先起草好的《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

这两份文件以村委会名义公布，并有85户村民的手印或签名盖章。

这份村民自我管理的章程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韦焕能手中，成为历史的见证。

让韦焕能没有想到的是，他精心保存的《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1998年在全国推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三个自我”、“四个民主”的原则，正是根据果作村的“两约”为重要参考资料的。

第一村之争果作村村委会的建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很快收到了实效，一度盛行的赌博风被刹住了，偷盗事件大为减少。

村委会成立后的两年间，果作村只发生过两起外地人到当地偷窃的案件，而且得到及时的处理，村民又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1980年，当其他村子乱砍滥伐日益严重的时候，果作村却开展了造林大会战。

接下来又修建码头、修路。

在解决村民照明用电问题时，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村委会就与群众商量，人均集资12元，全村终于用上了盼望已久的电。

由于资金来自于村民，村干部用钱时十分谨慎，会计出纳账目清楚，定期向村民张榜公布，从而取得了村民的充分信任。

原本果作村的村民准备在老樟树下竖一块村委会建立的纪念碑，但果地村不同意，找果作村理论：明明我们是第一村，《宜州市志》上面都写了，你们凭什么立碑?果作村的人说，你们是第一村，拿原始材料来!拿历史证据出来!果地村的人说，你们立碑，我们也立碑，就立在村口!于是，两个村子都扬言，“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如果对方立了碑，就一定要把它砸烂!不信就试一试!究竟判定谁是第一村呢?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最后用合寨行政村的概念包容了果地和果作这两个自然村。

自治区民政厅的领导说，果地村也好，果作村也好，都属于合寨村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这个荣誉属于合寨村。

自治区民政厅还拨款在合寨村委会的院子里竖起一块景观石，上书“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九个红字。

如此一来，两个村的人都接受，不再妄争第一。

1984年撤社建乡后，合寨大队成立了村委会，韦焕能当选首任村委会主任，原来各自然屯设立的村委会改为村民小组。

如今提起“村民自治第一村”，都以现在的合寨村委会作为统一的称谓。

1999年2月16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邀请韦焕能当嘉宾，自治区民政厅特意为他做了一套西服。

韦焕能回忆：那天晚上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6位嘉宾，其中包括安徽小岗村的严俊昌。

主持人介绍韦焕能，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制定了村规民约……韦焕能没想到，自己还能有到北京这样的风光，“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飞机，过了一把瘾，买一张飞机票，我回来卖牛都愿意。

”如今，合寨村开启的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农村已成立了62万个村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