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一)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一)

内容提要：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二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关键词：经济追赶，制度变迁，俄罗斯

纵观俄罗斯的历史，追赶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过程。从摆脱蒙古统治之后，数个世纪被压迫的经历转化为俄罗斯不可遏制的王朝政治野心，持续的领土扩张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绪和对地缘安全空间的极度渴望。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同时代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们把俄罗斯的经济追赶进程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业化时期，分为十月革命前的经济追赶阶段和苏联体制下的经济追赶阶段；另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这个阶段开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苏联解体为界，也就是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

一、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采取了军事优先的国家追赶战略，这其中包括：军事体制、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也就是以提高国家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同当时国际竞争格局

中硬权力优先的大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历史证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当时俄罗斯对外扩张正处于上升期，随着1793年与1795年的瓜分波兰，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达到了近代的最远点。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对整个欧洲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始终挥之不去。但俄罗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彼得大帝这种片面的现代化努力终究难以保证国家长久健康成长。

十月革命前，随着工业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优异，并取得了国际竞争的优势。而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强国或丧失传统的地位，或发生激烈的国内变革，导致外部干涉。所有这些都对俄国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影响。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以挽救日趋衰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以便参与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沙皇政府不断地推出各种学习西方的社会改良措施，主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其目的仍在于巩固传统的政治体制。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各国，甚至与德意志地区相比也显得过于缓慢。不仅农业中广泛存在着强制劳动，直至1860年俄罗斯的工业部门中强制劳动还占到40%以上的比例。在俄罗斯出现了企业主宁愿把军警请到生产车间来维持生产秩序，也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怪事。但不可否认，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也在取得进展，而政治制度却没有得到改造。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架构，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和改革家，他曾这样评价俄罗斯社会状况：“我发现俄罗斯只有两个等级：地主的奴隶和沙皇的奴隶。”从根本上说，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现代化的政治障碍。由于历代沙皇顽固地拒绝现代社会的政治载体——议会民主制，哪怕是君主立宪，从而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政治通道，也失去了议会机构对君主的辅佐和制衡，于是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呈现一种渐进的、缓慢的过程，整个国家的发展被锁定在过去的发展轨迹上无法突破。

由于俄罗斯国内相关域的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结和捆绑，关联和互补，尤其是其作为共有资源域中作为社区规范的村社制度安排、社会交换域的俄罗斯精神，组织域的官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和政治域中勾结型国家模式等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俄罗斯内部的累积性因素只能导致既有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进行边际上的调整。只有在面临着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政府主导的变革。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为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1861年俄罗斯开始了以废除农奴制为核心的改革，而这远不是俄罗斯内部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俄罗斯开始的破坏农村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国内累积性因素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下，由政府主导才得以进行。不言而喻，用既得利益集团的铁腕来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是谈不上公正的，但新的

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同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一致，而“斯托雷平领带”下的稳定促进了这种效率的发挥。随着历史的发展，制度变迁带来的并不丰厚的收益被社会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大量旧制度残余所耗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逐渐恶化，社会矛盾又开始不断的积累。

鉴于沙俄的国内阶层力量对比，作为政治域中的稳定均衡结果的国家或政府正好符合青木昌彦所说的勾结型国家模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博弈的过程，博弈的各参与方的地位和行为力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各方可以划分为强势团体和弱势团体。强势团体提供的制度变迁路径在博弈的过程中，居于一种卖方垄断的地位。而对于弱势团体提供的路径选择则要面临着一种买方垄断的局面。由于制度变迁的主导权把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的政府手中，这种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自然不会有一个公平的结果。短期内兑现的制度变迁的收益掩盖了长期的、高额的社会成本，带给社会的往往是一个非效率的均衡，全社会的福利因此就要承受一种净损失。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悬殊，社会的或国家的公共选择过程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局面，制度变迁并不能够获得一种帕累托改进。新的制度安排对强势集团给予了充分的斯拉茨基标准的补偿，但这份帐单的支付却是通过对弱势集团实施最大限度的剥夺实现的。这种情况又会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下降。而这种制度变迁的不彻底迟早要付出代价，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历史清楚的反映了这一点，克里米亚战争的

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和当年的革命风暴，最后是1917年的红色狂飙，都是沙皇专制制度为自己前一阶段不彻底的改革付出的代价。以满足王朝政治野心为出发点，国家制定的赶超战略导致经济发展的赶超模式，也就是采取集中的统制型经济发展模式。于是，宪政体制的不规范和经济领域的高度垄断的相互作用使得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重重，最终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时的俄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权的生存和国家的现代化。对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问题，马恩经济作家早就有过这方面的阐述。如果说“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应该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对“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引进，加速实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先进成就，同时缩短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的过程。具体到俄罗斯，也就是在公社集体主义传统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制度引进和制度创新，重视制度演进的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创造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均衡的稳态，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追赶的实现。

世界经济史中，苏联第一次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发展状况还处于一个“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的阶段。列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