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与诸葛

诸葛亮和吴用是类型相同的两个人物，在四大名著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因作者的差异，人物描写的血肉丰满程度却大相径庭。诸葛亮从小说中走出来，进入《空城计》、《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戏剧剧目中，依然演主角，照样光彩照人。而吴用竟然没有以主人公面目出现在其它艺术领域中，可见小说给这两个人物提供的文学底蕴深浅不一。

即使不翻开原著也能列出诸葛亮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火烧赤壁、水淹七军等一系列生动精彩的故事，使人过目不忘。描写的何等机智豁达、出谋划策，游刃有余，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有情有义、细节迭出。《水浒传》中的吴用几乎不能信手拈来几处发现其大智大勇的范例，充其量也不过是“智取生辰纲”、“智赚卢俊义”之类的小计谋。更多地方描写吴用出行征战时“叠两个手指”或“低低说一句。”晁盖问吴用取生辰纲“软取”还是“硬取”?吴用则说：“力则力取，智则智取”。说了等于没说，看不出吴用比别人强在哪儿?后在黄泥岗上，仅是巧用了蒙汗药而已，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再看“三打祝家庄”，更使吴用相形见绌。诸葛亮借东风是识天文；关羽在华容道截曹操，说明诸葛亮识地理。梁山人马二打祝家庄就是因为不识进庄路径、不明祝家庄设防原因才导致损失惨重，做为权谋军机的军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梁山最后取了祝家庄，明眼人自然清楚不是吴用的智慧作用，而是祝家庄普遍地盲动轻敌。

吴用假扮算命先生，凭三寸不烂之舌，搞得卢俊义家破人亡，不能算正大光明之举。梁山好汉，肩膀齐是兄弟，排座次是难中之难。吴用在地下埋了石碣，谎言天授，轻而易举地排定了一百单八将的座次，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矛盾，自己又稳坐第三把交椅。别人心里不服也说不出口。所以吴用用计险恶有余、大度不足，尤缺机警过人之处，也是梁山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水浒传》的署名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仅就诸葛亮和吴用智慧描写的巨大差异来看，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只是编修者。作为“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军事谋略的修养是施耐庵无法望其项背。而《水浒传》的谋逆反叛的先躯意识又是《三国演义》正统忠君思想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