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哲学思想

论荀子的哲学思想［文化大观］
陈晓娟 约4655字
摘要:荀子是先秦继孟子而起的儒学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先秦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他创立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本文对荀子的哲学思想作一简单梳理,领会荀子留给后人的珍贵的思想遗产,以期对荀子的哲学思想有个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关键词:荀子 哲学
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史》上说:“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可见,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之高。荀子以儒学为本,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也是先秦思想史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荀子尽管遭到以后儒家学派和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不可忽视。其所著《荀子》思想相当丰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近人胡适说:“研究荀子学说的人,须要注意荀子和同时代的各家学说都有关系。”[1]又说:“这可见荀子学问渊博,曾研究同时诸家的学说,因为他这样博学,所以他的学说在儒家之别开生面,独创一直很激烈的学派。”[2]本文对荀子的哲学思想作一简单梳理, 以期对荀子的哲学思想有个全面认识和理解。
一 、荀子生平和时代
荀子,名况,字卿,也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生于诸侯相互兼并、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的动乱年代。荀子的生卒年代已无从查考,我们今天已有史料记载,推知他的政治、学术活动约在公元前298至公元前238年之间。[3]
在先秦时期,旧的社会体系行将解体,新的社会秩序还在探索之中,天下异说纷纭,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学说,其中以儒家的地位尤为显著。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显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成衰微之势。生当战国晚期的荀子,有感于群雄争霸,杀人“盈城”、“盈野”,“残贼生而忠信王”,为谋求匡正之术,他高举起“隆礼”的大旗,试图通过“君子”的“正己”和“修身”,施及邦国,以达到天下大治,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的政治理想。诚如刘向所言:“如人君能用荀卿,庶几于王,然也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4]然而,荀子终究未能借着仕途而达成志向,遂以在野之身,发愤著书,序列数万言而卒。荀子一生著述颇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著作曾经刘向整理,编之为《孙卿新书》后唐代杨倞为其作注并重新编排为20卷、32篇《荀子》。
二、荀子的哲学思想
荀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贡献主要有:1、自然观方面,提出“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人

定胜天”的著名思想。2、在人性论方面,提出“性恶论”,主张“化性起伪”。3、认识论方面,提出要“解蔽”和“正名”。
(一)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术问题,战国时期这个问题更是各派学者们争论的中心。在儒家思孟学派那里,“天”往往具有人格的意义和道德的属性,并以此与人相通。《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便可达到心性与天命相通,最终通过知天命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思孟学派的“天”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并且过度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天”的自然属性。而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及黄老学派则过度强调“天”的自然属性。道家及黄老学派认为“天”具有自然属性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他们在天人关系方面却认为人要顺应“天”的自然性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道家及黄老学派的重大缺陷。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著名的稷下先生,他首先在吸收了道家及黄老学派“天道”观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抛弃了传统儒家学派“天道”观中的神秘内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荀子“天”、“地”并举,这里的“天”很明显地指自然之天。这与老子的“天长地久”(《道德经·第七章》),慎到的“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庄子·天下篇》),其性质一样,都是强调“天”的自然属性。荀子在吸收道家、黄老学派“天道”积极因素的同时,又克服了他们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荀子意识到老子、庄子、慎到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只听命于自然的天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弊病,因而进一步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命题。荀子天人关系的理论,既吸收了传统儒家学派“天命”观中发挥人主观能动作用的优点,又克服“天”的观念中的神秘因素;既吸收了道家、黄老学派“天”的自然属性的积极因素,又克服了他们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从而使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是荀子对先秦天人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荀子又吸取稷下道家学派宋钘、尹文的气的思想,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总的物质根源,他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是由同一的物质性的“气”构成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与万物不同,不仅在于人有“气”,

有生命有知觉,而且还在于人有义,即伦理道德。对于自然界的怪异现象,荀子以唯物主义无神论加以解释,要人不必害怕。荀子认为可怕的并不是自然界的怪异现象,可怕的倒是社会政治混乱。[5]荀子坚持唯物主义宇宙观,客观地认识世界,对待自然,并积极去改造之,这样的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中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种唯物务实观实质也是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奠基石,并因此巩固了其一代儒法大师的地位。
(二)人性论。人性问题和天人关系一样,同是战国时期各家各派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据统计,战国时期人性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时,曾出现五大派理论。第一派以周人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第二派以孟子为代表,主张人性善;第三派以告子为代表,认为人性无分善恶;第四派以公都子为代表,认为“人性有善与不善”。第五派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性恶。其中孟子的“人性善”和荀子的“人性恶”保存的资料最多。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两大代表人物,荀子在人性论上之所以提出与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它吸取了稷下学中有关人性论的合理因素。稷下先生尹文说:“心、欲,人人有之”,“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尹文子·大道上》)。他把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稷下先生田骈、慎到进一步认为人们应该顺应人的这种自然本性,并因势利导地加以利用。因而提出“因人之情”的理论。荀子接受了稷下先生们的这种观点,并在如何引导人性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在肯定人性恶的基础上,认为要很好地引导人性,就必须用礼义加以教化,用刑法加以制止。
荀子的人性论学说一方面大大丰富了战国时期人性论的内容,另一方面把稷下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荀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礼”。荀子的礼同传统儒家并无二致,都是指等级制度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但由于他认为人性恶,因而在“礼”的起源这一根本问题上与孟子学派发生了分歧。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本性固有的,因而加强道德修养就可以限制人的物质欲望和扩张人心中固有的善性;荀子则认为礼起源于人欲与物质的供求矛盾,因而强调不但要以道德修养来教化人的自然本性,而且还要靠礼、法等手段强制来加以约束。这也是荀子“礼”、“法”并提,“礼”中含有一定的“法”的成分的重要原因之一。荀子的人性论思想被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两大法家人物吸收,不论对于秦汉的学术、还是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荀子的性恶论在中

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它为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基本上继承了荀子的人性论,宋明理学表面上否定了性恶论,但他所谓的气质之性和变化气质之说完全是荀子人性论的翻版。
(三)认识论方面,提出要“解蔽”和“正名”。荀子所说“解蔽”,主要着眼于纠正政治上的谬误,而在如何达到“解蔽”之认识和方法方面,则深入地探讨了认识的规律,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获矣。天下无耳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是或是或非,或治或乱。”此所说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包含一般认识论之意义,是指由于认识有局限性而产生弊病,如指一端(一曲)而忽视全面(大理)即是。所说治则复经,是指以“解蔽”克服“蔽”患,以恢复正常的认识。所说两疑则惑,俞樾解:“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与之相敌者是为两;有与之相乱者为疑。两焉疑焉,惑从此起。”[6]据上所说,自然涉及认识规律问题。但是,荀子认为认识所生之蔽,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引起,即由于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引起。荀子站在儒家立场,认为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而因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异端竟起使圣人之道受到干扰破坏,故生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之患。
荀子认为要解蔽,必须发挥心的思维能力,因为心的思维活动高于感官的感觉活动,因此,心的认识能力不发挥,则有白黑颜色而目不能见,虽有雷鼓声音而耳不能问。这亦使得道之人受乱君乱人之非难,而遭可悲结局。荀子又说:“故未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今为蔽。凡万物一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此所说故为蔽,“故”字,杨倞注:“数为蔽之端也”。“故”即“数”,梁启雄赞同此说,意为“数,计也”。[7]俞樾认为“故”为“胡”,乃语气词[8]。这一段话是荀子看到事物皆有两段或两面,如欲与恶,始与终,远与近,博与浅,古喻今,等等。因此,人认识事物,如果执其一端便容易产生蔽。然而万物因起相异,亦易使人在认识事物时而偏执一端而产生弊。荀子指此为心术之公患,使将如何克服片面性,提高到认识的规律上来说的。
“ 正名”是儒家的主张,孔子最早提出“正名”。《论语·颜渊》篇中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孔子和孟子两位都关注伦理问题,因此,他们对正名的解释也是就其伦理意义来立论的。荀子所生活的时代是名家十分活跃的时代,因此,他关于正名的理论不仅着眼于伦理,还反映了对逻辑的关注。荀子较为深入地探讨了逻辑思维规律,提出比较系统的逻辑学说。关于正名之

原则,荀子提出了四层意思:其一,实相同,名也相同;是相异,名也相异,这表明名是说明实的,名以实为转移。其二,分析概念的种类,荀子将概念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共名”和“别名”。“大共名”是最高的类概念,“大别名”指最低的类概念,即个别具体的概念;“共”和“别”指一般的类或较低的类概念。其三,名有社会性,即“约定俗成”。其四,明之稽实定数:名以实为转移,因此要以实之多寡和实之实际状况,考核名之与实是否相符。这四层意思,为正名之重要原则,故荀子强调:“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这便是认为,正名,制名以指实,必须掌握逻辑思维的形势和规律。[9]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子学时代·荀子及儒学中之荀学》,中华书局,1961年4月出版。
[2]《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十一篇《荀子》,中华书局,1991年12月出版。
[3]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1页。
[4]王先谦.荀子集解[A].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页。
[5] 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125页。
[6] 转引自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篇》。
[7]见梁启雄《荀子简释·解蔽篇》
[8]《诸子平议·荀子》
[9]参阅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183页—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