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以“获利没有法律根据”的标准为视角200218百度文库
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是怎样的
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是怎样的
如果要向⼈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有举证责任的⼀⽅当事⼈，是需要积极向⼈民法院举证的，这样⾃⼰的诉讼请求才有可能得到⼈民法院的⽀持。
不当得利是⼀种债，那么，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是怎样的?下⾯，店铺⼩编详细为您介绍具体内容。
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是怎样的
主张成⽴不当得利的原告应当对三个要件负举证责任，即原告不仅应当证明被告获得利益并使⾃⼰受到损失，还应当证明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和证明对象
不当得利为债的发⽣原因之⼀，也是审判实务中常见的案件类型。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
”根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
(1)⼀⽅(被告⽅)获得利益;
(2)他⽅(原告⽅)受有损失;
(3)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在诉讼中，以上三个构成要件均为案件的证明对象，必须由当事⼈加以证明，才能成⽴不当得利。
⼀般情况下，对于前两个要件事实，举证较为容易或者⽆需举证，对于谁应承担证明责任也不会产⽣争议。
但对于第三个要件事实即被告获得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往往双⽅各执⼀词，并各⾃提出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
法院在审理时，对该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应由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常常存在较⼤分歧。
要是你还有什么不明⽩的地⽅，不妨向我们店铺的律师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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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
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本文以瑞宁制冷公司诉新春洋暖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为例,把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审判实务中规范和完善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提出笔者的一些建议。
本文第一章先介绍了案件背景和经历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一审、二审四次审判程序的经过,重点介绍了每次审判程序中给付人的诉请及理由,受益人的抗辩理由,双方提交的主要证据,以及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理由和裁判结果。
通过对两次大反转的裁判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引出了本文拟研究和探讨的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这一主题。
本章第三节从不当得利的概念和功能入手,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即“一方取得利益”、“他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等四个要件,为下文中继续探讨举证责任分配奠定基础。
第二章首先探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基于规范说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和法律特别规定,对比分析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对不当得利举证制度的法律规定,评判我国学界和审判实务中关于“给付人负有举证责任”和“受益人负有举证责任”的不同观点,最后提出“在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中,应当确立给付人承担举证责任为一般原则”的观点。
第三章就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中如何规范和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提出了笔者的建议。
如坚持适用给付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适当并公开行使法官释明权,适当行使法官的调查取证权等。
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如何规定
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如何规定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直争议较⼤，很难说清楚其中的缘由，本⽂我们将通过⼀个案例来对这个问题进⾏说明。
接下来由店铺的⼩编为⼤家整理了⼀些关于这⽅⾯的知识，欢迎⼤家阅读！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如何规定关于如何分配给付型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四的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主张：1.是由受益⼈举证证明其财产增益有合法根据;2.第⼆种是由请求不当得利返还的请求⼈举证证明受益⼈的财产增益没有合法根据。
⼀、案情抗诉机关：⼴东省⼈民检察院。
申诉⼈(⼀审原告、⼆审被上诉⼈)：曾某某。
被申诉⼈(⼀审被告、⼆审上诉⼈)：简某某。
原审第三⼈：曾某。
⼴州市越秀区⼈民法院法院⼀审查明，曾某曾于2009年9⽉9⽇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该院起诉简某某，请求简某某返还500万元及利息，曾某某是该案的第三⼈。
后曾某撤诉，遂由曾某某于2010年3⽉30⽇起诉本案。
曾某某⼀审诉称：⾃2006年8⽉⾄2007年10⽉，曾某某从⾃⼰所有的**明廊眼镜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眼镜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款5000万元中分多次划拨2000万元给简某某，要求简某某将该款中的500万元代曾某某⽀付给曾某。
2008年底，曾某某⽅知简某某⼀直未将该款项⽀付给曾某。
曾某遂于2009年9⽉3⽇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简某某返还曾某某⼈民币500万元及利息。
简某某⼀审辩称：其收取了曾某某⽀付的2000万元，但认为该款是曾某某代简某某持股的明廊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简某某从来没有接受过代曾某某付款给曾某的委托。
曾某在⼀审中同意曾某某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并提供了⼴州市**区博益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份证明书》，⽤以证明曾某某是按照三⼈在**公司的持股份额分配的5000万元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款。
该《股份证明书》上确认的**公司股份分配⽐例为：曾某某70%，简某某20%，曾某10%。
⼆、裁判⼴州市越秀区⼈民法院⼀审认为，⾸先，简某某⽆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委托曾某某投资**眼镜公司。
不当得利纠纷中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举证责任分配
不当得利纠纷中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举证责任分配在日常生活中，不当得利纠纷时有发生，对于该类纠纷，事实真伪不明非常常见。
当事人在解决此类争议时，需要考虑到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以便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当事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证明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另一种是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的不当得利行为。
一、当事人证明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当发生不当得利纠纷时，当事人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那么法院是不会认定其权益受到了侵犯的。
因此，此时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受到侵犯。
举证的方式可以是通过提供现实证据或者证人证言等方式。
例如，当甲和乙之间发生不当得利争议时，甲认为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而乙则认为其所得到的利益是合法的。
那么在此情况下，甲需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被侵犯，例如提供相关的合同、凭证等证据，或者请证人出庭作证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事人举证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一般来说，举证责任应该由甲来承担，因为是甲需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受到侵犯。
二、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的不当得利行为当发生不当得利纠纷时，如果当事人可以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那么法院有可能对对方进行追究不当得利行为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
举证的方式可以是通过提供现实证据或者证人证言等方式。
例如，当甲和乙之间发生不当得利争议时，甲认为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而乙则认为其所得到的利益是合法的。
那么在此情况下，甲需要证明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的，例如提供相关的合同、凭证等证据，或者请证人出庭作证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事人举证目的在于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因此一般来说，举证责任应该由甲来承担，因为是甲需要证明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的。
综上所述，当事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当事人需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被侵犯，则需要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则需要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
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应对无法律上原因负证明责任
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应对无法律上原因负证明责任作者：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1期摘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原因，使得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
不当得利由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利益受损、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原因四个要件构成；四个构成要件均为案件证明对象，前三个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没有争议。
第四个要件事实即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争议较大，本文主张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司法解释加以明确，也可由审判机关公布典型案例进行引导。
而目前，仍应以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理论作为裁判规则，即由主张权利发生的原告负证明责任。
关键词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举证责任作者简介：李洋，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陈庆峰，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一、案例索引陈某某在某银行存款45万余元（凭密码支取）。
2010年１月5日，李某从该账户中取款2次，合计7万元。
之后，陈某某又在该账户存、取款数次。
李某取款时，在取款凭条印鉴一栏中，同时签了陈某某、李某，并在凭条上标注存折密码。
陈某某陈述：存折在李某处自己并不知晓，现主张请求李某返还被其取走的7万元。
李某答辩称：因自己曾借款给陈某某，陈某某为归还借款，亲自将存折交于自己并告知密码，让其从陈某某存折中取出7万元。
二、案件审理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涉案7万元款项所有权属原告。
被告主张取款系原告为偿付借款而授权其为之，应提供证据证明，鉴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被告获得7万元款项的行为属不当得利，故判决被告应将该款返还给陈某某。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从被告整个取款过程及在取款凭条上注明存折密码的行为可以推断出，被告从原告存折中取款的行为是经原告认可，原告将存折交付给被告并告知了密码，以上行为和事实表明原告是向被告给付了7万元款项。
但考虑到被告抗辩原告的交付存折并告知密码的行为是归还先前所欠借款，其给付目的在于消灭原债务，并非产生新债权，原告应当就给付义务不存在或给付错误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能证明，根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包括四个要件：
1. 基于给付而取得利益：这意味着利益的取得是因为某方的给付行为。
2. 他方当事人受有损失：给付行为导致另一方的财产减少。
3. 损益具有因果关系：即一方的损失和他方的获利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方的损失是由于另一方的获利造成的。
4. 无法律依据：这是指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这并不要求取得权力或财产也无合法依据，例如加工人取得加工物的所有权是合法依据的，但他取得的该项利益却无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应按不当得利制度返还该项利益。
这些标准是为了判断不当得利是否成立，具体情况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境和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建议咨询专业律师获取帮助。
给付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
给付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作者：刘正川许佳慧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6期摘要：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构成要件类似于大陆法系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对于“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形成较大分歧，所以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的实务和学说见解。
通过对比德国和我国台湾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举证责任，发现皆以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而我国大陆的立法现状与规范说的观点相仿，由主张权利者负担举证责任，但为了减轻其举证困难，可以强化债务人之具体化义务，要求被请求返还的被告对其所主张之原因事实为具体说明，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
关键词：给付型不当得利；规范说；没有法律根据；举证责任；具体化义务中图分类号： D9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6-0036-06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可见，该条文延续了《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对不当得利的规定。
该条明确规定了利益损失的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律效果。
总的来说，《民法总则》对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没有大的变化，对不当得利的利益返还内容与范围、构成要件之一的“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等亟需规范的内容都没有规定。
没有合法的根据构成要件在超过法定利率利息的支付案件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借款人已经支付的不得以不当得利请求出借人返还。
这个条文被质疑，因为其与《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存在矛盾，因为超过年利率24%但未超过的利息，既然不符合法定的年利率，应当与约定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相同处理，都是不法而无效的，都没有“合法的根据”，应当可以主张不当得利。
在司法实践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再审案件中，一审原告黄清龙以被告柳朝华借款不还为由起诉，但是原告仅有证据为转账凭证，基于证据不足的考虑后，原告又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
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研究--(2018)最高法民终314号案例评释
第１３卷第３期２０２０年６月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２０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３１４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文讨论的争议焦点无关之案情兹不赘述。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５作者简介：陈 扬（１９９５－），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民法学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已于２０１９－１１－０７１０∶４７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２１．１５５８．Ｃ．２０１９１１０７．０９５１．０１０．ｈｔｍｌｄｏｉ：１０．７６８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０８２３．２０２０．０３．１１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研究———（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３１４号案例评释陈 扬（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摘 要：司法实践中，对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存有较大分歧。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３１４号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根据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规范说，该要件属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产生、形成）规范，应由请求权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待证事实分类说，划分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依据应是具体案件事实而非“获利无法律依据”的抽象表述，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待证事实是“给付原因消灭的具体因由”，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属积极事实，应由请求权人证明。
类型化对待说之合理性值得商榷。
该要件之证明范围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可能，请求权人仅证明自己主张的原因即可。
二审法院的判决正本清源值得肯定。
程序法困境之根源系实体法未明定“占有的推定效力”。
关 键 词：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证明责任；证明规则；请求权人；案例分析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２３（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５９－０９ 一、案情概要 １ 基本案情①原告仁宝公司与被告乐融公司及另外９方拟签订《Ａ＋轮融资协议》，约定原告通过向被告增资的方式投资，载明于最后一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
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在实践中，不当得利是债的重要产生形式之一，如果不当得利纠纷中的受害人要就不当得利提起诉讼的，那么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阅读完以下我为您整理的内容，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
一、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的争论主要聚焦在给付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分配上。
对此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实践中多从救济原告的角度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理由是如果按照原告举证的观点，那么原告需要对“没有合法根据”负有举证责任。
而“合法根据”属于消极事实，从实际操作来看并无举证的可能性。
如果仍由原告举证，原告将会因为自身无法抗拒的因素无法得到救济，不符合法律的衡平理念。
但是也有不同看法，不当得利之诉中是否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并不当然归于被告。
原因有三：其一，让被告承担该要件的举证责任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此时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2条，即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适用原告举证。
其二，并非所有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都属于消极事实，上文所述先存在合法根据，后其根据消失的情形就属于积极事实，不存在举证困难。
此时仍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则是对被告的不公，同样不符合法律的衡平理念。
其三，若都以被告承担有无“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来进行不当得利之诉，将会无限扩大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使不当得利之诉变为一种规避举证责任的诉讼，不但偏离了不当得利的立法目的，而且最终会导致此诉被滥用从而造成司法审判的混乱无序。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一味适用原告举证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原告确实存在着对消极事实的举证困难，如果仅由于原告自身不可能举证的原因而失去追求个案正义最大化的机会，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认为同样可惜。
因此请：在是否存在“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应以由原告承担为原则，被告承担为例外。
既然不当得利有无“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需要区分情形进行分配，那么笔者就擅自将不当得利之诉按照原告举证的难易程度进行类型化划分：1、自始无合法根据之给付。
给付型不当得利“获利没有合法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
给付型不当得利“获利没有合法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某人获得了他不应该得到的财产的情况。
这些情况可能包括错误的转账、错误的支付等。
在这些情况下，对于受益人来说，他们不能通过获得不当得利来获得财富。
相反，这些不当得利应该返还给合法拥有人。
但是，这种不当得利的返还，受益人有时会主张自己没有过错，因此不应该承担举证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将需要分配举证责任，以确定哪一方应该对证据进行证明。
本文将探讨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法律的规定下，给付性不当得利是指从他人处获利，并且该获利是在正常法律程序下被认定为不公平或者合法拥有人不应该享受的获利。
这些给付一般是通过银行电子转账、支票、汇款等方式进行的。
需注意的是，只有在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才可以认定为给付型不当得利：1. 给付人将款项错误地发给受益人；2. 受益人无意中偶然获得这笔款项；3. 受益人在得知该笔款项错误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通知给付人。
在这些情况下，受益人通常会获得不合法的财务收益，而没有合法的根据。
这些收益可能包括资金、财产、股份等。
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收益是不合法的，因此法律规定必须返还给合法拥有人。
当返还财产时，需要分配举证责任以确定哪一方应该对证据进行证明。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应该由受益人承担。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益人获得了不公平的收益，并且他们通过合法手段去要求返还财产。
因此，受益人对这笔款项的原始来源和正当性负有举证责任。
要证明其合法性，并证明为什么他们是错误的受益人。
换句话说，如果受益人主张没有过错，则必须证明他们是无意的受益人。
这将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他们没有意识到款项的问题，或者他们曾经尝试通知给付人。
此外，还需要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他们对款项没有控制权。
如果他们无法证明这些，那么他们可能会失去对款项的合法权益。
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进一步分配举证责任。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摘
要 ： 当得利制度是并列 于契约、 不 侵权 、 无因管理 等的一种请 求权基础 ， 依据 非统一说 的观点， 付 给
型 不当得利是不 当得利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 分。基 于给付型 不当得利待证事 实的特殊性 ， 对其证 明责任 的分 配， 理论界和 实务界也 多有争论 ， 但依据通说 法律要件分 类说 以及保护 交易安全与公平理念等的考量 ， 则应
当由不 当得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
关键词 ： 给付型不 当得利 ； 明责任 ； 证 法律要件 分类说
中图分类号 ：９ ５ １ Ｉ ２ ． ） 文献标 识码 ： Ａ 文章 编号 ：０ ８— ６ １ ２ １ ） ３— ０６— ２ １０ ４８ 《０ ２ ０ ０ ５ ０
不当得利是指无 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 ， 致他人受损 害的事 实 Ｊ 。依据我国《 民法通则》 ９ 第 ２条的规定 ， 国不 我
原则是权利根据规范 ， 例外是权 利妨碍 规范 ； 由于法 律一 般 对“ 一旦成立就 消灭 ” 的权 利都作 出较 为明显 的规 定 ， 因此
利， 给付型不 当得利主要调 整欠缺给付 目的的财产变 动 ， 强 调凡依 当事 人意思而增进他人财产者 ， 均有一定 的 目的。
我国尚未就不 当得利 的证 明责 任分配 问题作 出专 门的
依 据是 消极事实说 ， 依该说 ， 主张消极 事实 的人 不承担 证 明 责任 ， 而应 由相 对方 承担证 明责任 。笔者认为结 合学 界的通
再者 ， 占有 的公示效力 ， 依 被告享有其所受利益 维护这 种权益的静的安全是实体法 的立法 目的所在 ， 因此 理应 由破
坏这种权益的静的安全 的原告承担 汪明责任 ， 我国台湾 地区 学者姜世明教授 即认 为 ： 就 现在之 权利所 有人 （ “ 利益 所得
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权利人利息损失计算标准
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权利⼈利息损失计算标准裁判要旨给付型不当得利情形下，原告应就其主张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证实其利益受损，被告因此获利且“⽆法律根据”，原告成初步举证后，被告可对其获利“有法律根据”进⾏抗辩。
给付型不当得利情形下，孳息损失表现为受益⼈占⽤货币期间产⽣的利息，⼀般按中国⼈民银⾏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在受损⼈对损失存有过错情形下，兼顾公平原则，可按中国⼈民银⾏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基本案情原告博安⼯程公司诉称：被告郑某某于2016年11⽉14⽇收到原告转账款项150,000元，被告取得该款项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被告拒不归还，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原告损失，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原告，故呈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150,000元；2.被告按照同期银⾏贷款利率⽀付原告利息8,471.92元（⾃2016年11⽉14⽇计算⾄2018年1⽉22⽇）并继续⽀付利息⾄全部款项实际归还⽌；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郑某某经传票传唤⽆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14⽇，原告名下的中国农业银⾏尾号0097账户收到案外⼈宇昊公司的银⾏转账400,000元，当⽇原告通过该账户分三笔向被告名下建设银⾏尾号9541账号分别转账50,000元，共计150,000元。
宇昊公司曾于2017年1⽉18⽇及2017年12⽉28⽇分别通过上述账户向原告上述中国农业银⾏尾号0097账户转账⽀付150,000元及210,000元。
原告庭审中陈述：原被告并⽆业务关系，被告与原告的法定代表⼈纪树永的姐夫纪明亮相识，原被告均与宇昊公司有业务关系。
2016年10⽉17⽇，原告与宇昊公司签订《天津市建设⼯程施⼯专业分包合同》，约定宇昊公司将其承包的“天津⼤学24楼修缮⼯程消防⼯程部分”分包给原告，合同价款800,000元；2016年10⽉17⽇开⼯，2016年11⽉30⽇竣⼯；合同价款的⽀付为，合同签订后，宇昊公司⽀付原告预付款为⼯程合同造价的25%，计200,000元，⼯程完成50%时，宇昊公司⽀付给原告⼯程合同造价的25%，计200,000元，⼯程完⼯后，消防验收合格后，宇昊公司⽀付给原告⼯程合同造价的45%，计360,000元，余⼯程造价的5%为质保⾦，⼀年后⼀次性付清。
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理解与适用
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理解与适用【摘要】《民法典》未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二者之区别贯穿至构成要件、请求权基础以及法律效果方面。
在民法典解释时代，采用法教义学法，对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进行再认识。
（1）没有法律根据，即没有给付目的；（2）一方受损，损害是指“得利以他人为代价”，（3）一方得利是为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与《民法典》抽象概括之下的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存在差别。
（1）取得他人应得的利益；（2）一方获得利益；（3）一方遭受损失；（4）获得利益与受损具有因果关系，以上四点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存在差异。
【关键词】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法律根据”一、问题的提出《民法典》总则编第122条与合同编第985-988条，共计五个条文，规定不当得利制度。
自1986年《民法通则》首次确立不当得利制度以来，学术界就主张依据得利是否基于给付行为，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而《民法典》仅作抽象概括，规定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1）没有法律根据；（2）一方取得利益；（3）一方受损；（4）取得利益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未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二者之区别贯穿至构成要件、请求权基础以及法律效果方面。
对“没有法律根据”、“受损”等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对请求权规范的不同选择，造成不当得利制度要么弃之不用，要么被滥用的局面，最终增加了司法适用的难度。
民法解释论的时代下，为改变这一局面，采用法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对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不同的请求权基础，进而准确选择正确的请求权依据。
二、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理解与适用给付，是指有意识、有目的地增加他人的财产。
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基于给付所产生的不当得利，此种不当得利是由受损人自己的给付行为造成的。
或者说，给付型不当得利系给付一方有意识、有目的地增加接受方的财产，而该给付行为导致自己利益受损。
【律师手记】不当得利纠纷中“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责任在谁
【律师手记】不当得利纠纷中“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责任在谁前段时间阅读王泽鉴先生的作品《不当得利》，竟读到爱不释手的程度。
原来觉得简单的、浅薄的不当得利制度，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深刻起来。
尽管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中，不当得利制度从《民法通则》的1个条文，到《民法总则》的2个条文，再到《民法典》的6个条文，已经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不当得利的规范体系。
但是，与王泽鉴先生的《不当得利》一书所形成的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体系无法相提并论。
众所周知，财产变动是否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应予返还，系于债权、物权、人格权、身份法等领域作其判断，认定受益者有无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正当性，而由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私法上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变动，可以说是财产法体系的反射体。
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研究不当得利有助于更深刻的了解整个私法上财产变动秩序的价值判断及其调整的机制。
因而，不当得利制度具有两大基本技能：其一，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货转移——不当得利制度与私法自治；其二，保护财货的归属——权利保护的继续作用。
《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以及民法学通说原理，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因此不当得利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相对应遭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
这是对于不当得利的基本理解。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85条的规定，认定不当得利成立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其一，一方获得利益（是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财产积极增加，指财产本不应增加而增加；第二种情况，财产消极增加，指财产本应减少而未减少。
）、其二，他方受有损失（这里的损失并不是侵权赔偿中的损失，而是相对于取得利益方而言，另一方的利益因为利益转移导致的利益减少，或者债务增加。
）、其三，获得利益与收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是司法实践中认定不当得利之债是否成立的一个重要依据，获益的另一面必然有他人的损失作为一个对等关系。
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实际上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段使他⼈利益受损⽽使⾃⼰获得利益。
这种利益的获得⽅式不同于正规的合法的获利渠道，因此受到了相关法律的禁⽌。
并且这种⽅式会对他⼈利益造成损害，也不符合公平公正地获得利益的原则。
下⾯，跟着店铺⼩编⼀起来看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吧。
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的“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利”、“使他⽅利益受损”权利发⽣要件，应由不当得利债权⼈承担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般规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四条第⼀款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根据此条规定，当事⼈在民事诉讼中对⾃⼰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这⼀规则对民事诉讼主要当事⼈提出如下要求：第⼀，原告对⾃⼰的事实主张应提供证据。
原告起诉必然提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并且需要对其根据的事实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第⼆，被告对⾃⼰的事实主张应提供证据。
被告在应诉、答辩过程中，可能对原告的事实主张进⾏承认或否认，或者提出反诉。
被告应当以提出⼀定的事实主张为依据，使否认或反诉成⽴。
最⾼⼈民法院《若⼲规定》第2条规定既是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四条的进⼀步阐述，也是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法律再现。
该条规定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般原则，在诉讼实践中，除⾮在法律中另有规定，民事诉讼应依据该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
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的“⼀⽅获利”、“使他⽅利益受损”两个要件属于权利发⽣要件，应由不当得利债权⼈承担证明责任这⼀点在理论实务界都是毫⽆争议的。
⽽有关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难点问题集中在“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这⼀点上。
“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作为⼀个消极事实，其是否可以定性为请求权发⽣要件，需要我们从实体法出发，进⾏综合分析。
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法者是将“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作为不当得利成⽴的前提条件的，其⽴法理由是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不返还，是与事理相违背的。
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作者：王秀淼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9期摘要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做出明确的规定，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本文根据不同类型的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及其特点，结合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举证的难易程度、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等方面的内容，对不同类型的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分析。
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以及由于受损人的行为而发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宜由原告承担，其他原因产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有无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宜由被告承担。
关键词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作者简介：王秀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1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022-02不当得利制度是民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司法实践领域还是理论研究领域，认定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对“有无合法根据”的认定，对这一要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
然而，不当得利案件错综复杂，我国法律在此问题上亦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实践中，同一或者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常常不同。
迥异的判决既难以实现真正公正，亦损害了法律的统一实施，所以，将不当得利划分为不同类型，并且根据其不同特征对其证明责任分配进行探讨，以此来促进司法判决的内在统一性和协调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证明责任的概念一直没有统一。
我国诉讼法学理论上多采用举证责任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也使用了该概念。
李浩教授最早撰文指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举证责任。
即，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前者指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不当得利纠纷中“获利无合法根据”举证责任之分配郭建标
不当得利纠纷中“获利无合法根据”举证责任之分配郭建标【案情】原告毛某诉称，2013年8月，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打款给朋友，因操作失误，将金额为4.55万元的款项打入了被告夏某账号。
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要求归还误打的款项，但被告拒绝归还。
被告已经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被告归还款项以及产生的利息。
被告夏某辩称，原告向其账户内打入的款项系归还之前向其的借款，借款的借据在收到原告的还款之后已经返还给原告。
原、被告双方除各自口头陈述外，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
【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由原告对被告获利没有合法根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理由为，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请求权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就请求权发生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由被告就自己获利具有合法根据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理由为，根据待证事实分类说，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无需负举证责任，由于获利没有合法根据这一事实属于消极事实，所以原告不负举证责任。
【评析】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在没有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外规定的情况下，应该由主张具有某一请求权的当事人就其请求权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结论的得出基于下述理由：1.给付原因在原告风险控制之内。
从一般生活经验来看，财产变动以有因为常态，以无因为例外，认定盖然性高之事实发生，远较认定盖然性低之事实不发生，更能接近真实而避免误判。
本案原告向被告账户内汇款，系原告有意为之，根据常理，作为一个社会理性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付别人财产，财产给付通常具有一定的原因。
金钱给付通常是为了履行一定的债务，给付是原告主动有意实施，财产利益是在原告控制下且基于原告原因发生了变动，损益变动在原告的风险控制领域之内，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自属合理。
2.从生活常理和逻辑维度分析。
把“获利无合法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将会导致极其不合理和荒谬的结果。
如果因被告不能证明自己取得账户内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就认定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将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司法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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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
——以“获利没有法律根据”的标准为视角
张稷锋
“获利没有法律根据”是认定“不当得利”的关键前提，依据在于《民法总则》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司法实践中，给付型尤其是货币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最为常见。
一方面，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给付方常以“没有合同或书面约定”、“约定不明确”等事实，作为其主张“获利没有法律根据”的唯一理由；另一方面，已有判例存在要求受益方承担“获利有法律根据”的严格证明责任的情形。
上述两方面认识，可能导致有悖法律和交易习惯的结论，结合本人近两年承办的相关案件，特撰此文。
一、“获利没有法律根据”的法理实质：给付目的未实现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法理基础，在于给付方实施了给付财产的行为，但给付的目的却未实现。
《民法总则》关于“没有法律根据”的规定，表面上指受益人“没有符合法律的理由”，实质在于给付人“合法的给付目的未实现”。
因此，证明“受益方没有法律根据”，也就是证明“给付方合法的给付目的未实现”。
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案件，往往存在给付方和受益方对“给付目的”作出不同解释的情形，且可能各方均不能举示直接证据，因此给付方要证明“合法的给付目的成立”及“该目的未实现”难度较大。
二、“获利没有法律根据”的证据要求
本人认为，给付方主张获利“没有法律根据”，应举示以下全部证据/依据：
1.给付原因的证据。
鉴于实践中给付方和受益方对给付原因的不同解释，在各方均不能举示直接证据的情形下，给付方应举示相互印证且足以形成证据链的间接证据，以证明给付原因成立。
2.给付原因合法的依据。
给付方给付的原因，也就是支撑给付行为的法律关系，可能基于合同、股东利润分配、婚姻继承等各种情形，该原因应当合乎法律，或者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通常而言，只要给付原因足以证明，且受益方不能举出前述原因违反法律的依据，则应当认为该给付原因合法。
3.给付原因未实现的证据。
给付方给付目的未实现，与受益方获利没有法律根据，实质上是相同的含义。
给付方应提供足以证明其给付目的未实现的证据，例如给付方系基于或认为基于委托合同向受益方付款，则应举示给付方的合同目的未实现的证据。
以上是从给付方的角度探讨证据要求。
对受益方而言，证据要求则是相反的。
三、“获利没有法律依据”的证明责任分配
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中，给付方应对“获利没有法律依据”承担较重的严格举证责任，且在给付方和受益方均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由给付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原因如下：
1.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
给
付方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应当对其主张的“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举证证明“给付行为”，否则大量本属于其他类型的法律纠纷将会以“不当得利”的名义起诉。
2.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并将于2020年5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删除了原《规定》第七条关于“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系进一步限制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因此，以往将“获利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受益方的做法，今后依法应当杜绝。
3.基于实体公平和举证难易的考虑：给付方对自身财产掌握着支配权与控制权，其对于主动给付的原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受益方对于自身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不承担举证责任，除非法律的强制性除外规定，受益方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即可认为财产的取得有合法依据。
以上内容，包含作者的个人观点。
实践中个案的差异性极大，对证明不当得利的证据要求和举证责任等问题也可能有所差异，欢迎探讨指正。
【参考文献】
1.娄爱华：《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之概念澄清》，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6期；
2.蒋巍、吴可加：《给付型不当得利“获利没有合法根据”举证责任
的分配》，人民法院报，2017 年11 月2 日；
3.李丽峰、白德强：《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期。
【参考案例】
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9号郑祥与洪叶珊其他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再审民事判决书；
2.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73号福州顺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开平贸易有限公司、常自信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8483号谢兴物与重庆逐梦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