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

提到中国古代文人，大家就会想象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穷秀才摇头晃脑地吟诗作文；秀才在书童的陪伴下爬山涉水，进京赶考；科考得中，秀才成了状元；峨冠博带的状元披红带花，荣归故里……

广西贡院有幅对联写道：“十年寒窗诵四书言五经习六艺只为龙门一跃，三考得志官七品威八面谒九尊全因河鲤重生。”历朝历代，相沿成习，文人们趋之若鹜地竞奔在仕途上，乐而不疲。似乎做官从政，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成了文人自我价值的唯一实现形式。

“学而优则仕”根深蒂固的思想枷锁

孔门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于是有了“头悬梁，锥刺骨”，有了“凿壁借光”，有了“映雪囊萤”。十年寒窗，学富五车，就是为了换个官当。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人似乎就未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他们一方面得心应手地创作着美仑美奂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苦苦地追求着“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他们的内在追求，文学作品则是这种追求的外在表现。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是为文人的头上戴上了一顶光环，并不一定能为他们追求政治理想锦上添花；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却常常是文人们创作文学作品的素材源泉乃至精神支柱。于是，文人们在追求中苦闷、彷徨，在创作中自娱、欢欣。

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仕途情结，所以中国文学里充满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鸣。在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极少数文人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在如愿以偿的少数文人中，最终因政绩卓著而堪称政治家者，寥若晨星。在仕途上艰辛跋涉，政绩平平者则所在多有。只有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身在朝廷，却心在文学。他们和那些仕数不遇、壮志难酬的绝大多数文人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种瓜得豆”地在文学创作的田地里收获着成绩和希望。

当然也有例外，《庄子·秋水》篇里讲了一个故事，庄子的好友惠施在魏国做丞相，庄子打算去拜访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来意不善，想和自己争夺相位，竟派人搜拿庄子。庄子见到惠施后，对他说，鹞鹰得到一只臭老鼠，惟恐鵷鶵(yu ān chú）相夺，殊不知鵷鶵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从不把臭老鼠当美食的。鵷鶵毕竟是神鸟，庄子毕竟是神人，红尘中的文人总得吃喝拉撒睡，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多数文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官职当臭老鼠。虽然后世不少文人也常引用这个典故以示自己敝屣功名、品行高洁，却总让人觉得矫情，颇有些“酸葡萄”的味道。

仕途失意乃有传世名篇吗

文人的悲哀正在于这种“种瓜得豆”的不对称性。这又怨得了谁呢？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文人对文学的追求不足以为“稻粱谋”，生存的需要使得文人的“种瓜得豆”成为难以规避的宿命。于是，文学家、诗人的一生注定是与苦难、煎熬相伴的一生。

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排比句，常为人征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包括司马迁在内，也是在受“宫刑”之后，隐忍苟活，创作出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大凡青史留名的文人，多有“得咎”于政治而成就于文学的经历。

司马迁之后，文人们继续拥挤在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撒着政治的种，却结着文学的果。曹植贵为皇子，竟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来自骨肉同胞的迫害。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

到了唐代，文人对仕途的热衷可谓登峰造极。“初唐四杰”作为新一代文人的代表，在文坛上造成较大的声势。他们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毫不掩饰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有时甚至表现为赤祼裸地要官做。但是，四杰都只做过很小的官，抒发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思想感情成了他们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

比如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写道：“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阔裁，用安书卷。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高树易来风，幽松难见日。羽翼未备，独居草泽之间；翅翮若齐，即在云霄之上……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抟风，舍薹衣而见绛阙，幸甚，斯不为难矣。”这段话把当时文人追求功业、积极用世的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

杜甫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我们从他的政治履历表里只看到“左拾遗”这个专职讽谏的官职与他的理想较契合，其他如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之类，不过是看看库房、管管基建之类的小官。工部员外郎虽然管一些建筑工程之类的事，但与杜甫能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万间”“广厦”工程的要求相比，这样的官职实在太小了。杜甫一生创作最多、最辉煌的时期，其实也是他仕途最坎坷、生活最困顿的时期；倒是在短时期的平顺生活中，他的创作反而量少且乏善可陈，无怪乎他会在诗歌中发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一声叹息。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的是求仕；他向当道上书，也是为了求仕；他隐居学道，想走“终南捷径”，目的仍然是求仕。正是在求仕的过程中，李白彰显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和极富魅力的人格；也是在求仕的过程中，李白创作出大量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篇。但是，李白一生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就是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而供奉翰林三年。然而，唐玄宗赏识李白的并不是他“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才能，而是他的文学才华。所谓供奉翰林，其实就是让他做宫廷里的御用文人，这显然不是李白所想得到的职位。

于是，狂歌纵酒成了他排遣郁闷心情的最佳方式。朝中大臣们见他狂放不羁、恃才傲物，也看他不顺眼。唐玄宗经过三年的近距离考察，也觉得他不是“廊庙之器”。在这样的处境下，连他本人都感觉到无尽的悲哀。在《宋玉事楚王》一诗中，他自比宋玉，受到登徒子的忌妒和诬陷而被斥去朝。在《绿萝纷葳蕤》一诗中，他又自比遭人遗弃的妇女。在《秦水别陇首》一诗中，他则自比陇头流水，发出“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的悲鸣。

唐人如此，后世的苏轼、王安石、曹雪芹、龚自珍等等著名文人，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