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撰写

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撰写社会、文化与田野是民族学专业（编者注：作者就读专业）最令我着迷的地方，读书、走路和写作随之分配了我读研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我经历了从转行到入门再到沉淀这一系列困顿而又渐进的过程，同时也于毕业论文的调研与写作中践行了学术生涯里不可或缺的一场成人仪式。

虽然我的毕业论文说不上多么优秀，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把自己的错误看得珍贵无比，希望能在写下一篇20万字的论文之前汲取一点经验教训，如果侥幸惠及他人，不胜荣幸。

前期的知识储备摘抄笔记既然选择了读研，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毕业论文肯定就不能像本科论文一样草草了事，不求写得如何出众，但起码要对得起这三年的光阴。

刚一进校，导师就语重心长地的对我们说，三年不读够一百本书，想写出一篇好论文就不容易，研三挤牙膏似的写作应验了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船到江心补漏迟。

由于我并不是民族学科班出身，本人系天天论文网就职11年的资深论文编辑；工作中与各大医学期刊杂志社进行学术交流过程中建立了稳定的编辑朋友圈，系多家医学杂志社的特约编辑，常年为医学期刊杂志供稿，负责天天论文网医学论文·分检·编校·推送·指导等工作！工作企鹅1:1550116010工作企鹅2：766085044所以在步入研一时，上课感觉非常吃力，仅凭考研时急功近利的复习是无法应对课堂上老师层出不穷的提问以及接纳源源不断的新知识。

迷茫和心急的情绪让我感到了胸无点墨的焦躁，于是我开始疯狂恶补，一方面旁听宗教学和历史学的课程，希望充实与民族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另一方面大量看本专业的经典著作，即使第一遍不能完全领会主旨要义，起码先装出个顿学累功的模样。

这一阶段读书不成体系，走的是条野路子，仅凭借兴趣爱好、难易程度和不同课程的要求到处涉猎，并没有从民族学的理论脉络中构建起自己的知识框架。

因此，我当时看书的策略就是必须在广泛的阅读中试图拓展自己的知识维度，以期为毕业论文中可能涉及的内容做好前期的知识储备。

到了研二上学期，毕业论文的方向终于敲定——研究塔城地区柯尔克孜族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乍一看这确实是一个研究问题，即塔城地区柯尔克孜人在其所信仰的宗教与保持的民族认同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直到写完论文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对现状描述背后的原因分析，而并非是一个在民族学经典理论脉络中形成的学术问题。

当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就带着伪问题意识开始针对性地看书、搜集研究对象的相关资料以及尝试与田野点建立联系，但事后的调研证明这些积极的尝试都没有白费，前期庞杂的知识储备也在实践中拓展了我的视角和思考。

所以我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的寻觅。

准备开题报告研二下学期一开学，我便开始做文献梳理，按照史志资料、调查报告、期刊、硕博论文、汉文版研究著作、网络文章和相关研究的启发这七类板块爬梳与我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和可能涉及的理论，尽管我对所有参考文献做了综述，但是却忽视了彼此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未能从研究现状、研究问题和理论方法的体系之中去进一步梳理这些文献背后暗含的逻辑关系，充其量将其以来源或载体的形式分类堆砌，简要评述一番。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硬伤是前期我并没有做过试调研。

由于田野点选择在一个迥异于我自身文化的他乡，研究对象是我此前从未接触过的群体，对二者的了解仅限于网络资料和知情人士的介绍，开题报告中对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的设计也完全出于有限资料基础上的构拟，很多内容都与实地调研后的情况相出入，因此，前期文献梳理缺乏关联和体系、研究问题不明晰，加上两眼一抹黑地就踏入田野，这三方面原因直接导致了我正式写作中研究思路和行文框架与开题报告的分层，写一稿时不得不重新修改研究思路和设计行文框架，但也恰恰证明了“田野出真知”的必要性。

所以,这一阶段我称之为在磕磕巴巴踉踉跄跄中的摸索。

值得注意的是，开题报告自成一套范式，从论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问题、理论依据、研究方法、论文大纲、进度计划、创新之处、研究意义到最后的参考文献等等分析维度都是对论文或课题所进行的一种程序化的管理方式，借以增强学术活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计划性。

这就如同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追女生套路，先暗中调查姑娘的身世背景，过去的情史和最新的情感动态，接着剖析她的心态，get到她万变不离其宗的需求之后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选择最佳策略开始攻坚，可以因循他山之石稍做微调，也可以另辟蹊径给人惊喜（姑娘一般喜欢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但在此之前务必形成一套详实计划和应急预案，并且通过实践不断检验—修改—完善—再检验，循环往复地向前推进，最后，还要在姑娘心中努力营造出你之于她的责任感、安全感和依赖感，如此这般，就有可能在有条不紊中追女成功。

当然，不管是写开题报告还是把妹，前期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情商训练，否则再精心的设计不过是落伍的俗滥招式。

继续潜心看书论文开题结束后，并没有急忙下田野，而是针对欠缺的知识点继续查漏补缺，并且将研究对象的历史概况梳理出来，因为这块内容通过现有的史志文献就能搭建起框架，写作时再将调研获取的资料和访谈案例填充进来，这就为我写研究对象的历史渊源一章节省了不少时间，而剩余的部分只有实地调研之后才能落笔成文。

这一时期的学习让我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平和富足——作息有序，三餐规律，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日子将我的生活规制得井井有条，我不必考虑太多未来的压力，也无需为眼前的苟且妥协，良好的心态和对知识的渴求为我的学术积累增添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信心，在一个如此浮躁的时代我还能偏安一隅潜心读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所以一周两本书加摘抄的效率使我不再像刚入门时那么吃力。

要培养自己能持之以恒读完一本大部头著作的“腚力”，不要把读书看成负担，而且读书要带着问题，不能读完就完了，最起码要留下点烙印，可以做摘抄，写书评，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思考和厘清问题的过程。

记得研一时看书非常慢，一本《菊花与刀》居然看了半个月，但当时写文章的速度却很快，不管是调研时的故事还是生活中的所思所想都能洋洋洒洒地落笔成文，然而随着逐渐找到了民族学的门路，对知识的领悟以及对此前田野经历的反思就像一把悬在我感性头颅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断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规训我的学术路子和调研体验，毕竟写论文不像写诗，浪漫随性或是多愁善感只能把自己带入不被这个学术圈所认可的逼仄角落。

因此经过写开题报告时的训练，我内心的理性小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感性小人只有在醉酒后的夜晚才敢掀起我心底暗涌的波澜，于是我很少再看风花雪月的文章，每次写作也都尽可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为的就是培养自己科学规范的学术思维以及客观理性的行文风格，所以我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中的积淀。

田野征程经历了四个月的准备之后，终于在研二下学期暑假踏上我朝思暮想的田野征程。

我怀着像保罗•拉比诺“我要去摩洛哥成为一名民族学家”一样的豪情，进入了位于塔城市西南十公里处的奇巴拉尕什村开始做第一站的田野调查，当然，只空怀一腔热情还远远不够，其中得益于塔城市民宗局干事牛俊帮我提前与村里对接，他给我引荐了关键报道人阿勒腾巴特大叔，并且在驻村工作组里安顿好了我日常的饮食起居。

人脉关系的搭建使我能够通过关键报道人来了解当前塔城柯尔克孜社会的实际情况，而驻村工作组的后勤保障不仅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还赋予了我一种值得信赖的身份，即村民能够接受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在村里游荡、访谈、闲聊和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

刚进入田野点时还是有些不适应，除了水土不服外，经常会徒生一种莫名的恐惧、畏缩以及对日后写论文的忧虑，但我知道如果不及时扼杀这些初露苗头的负面情绪，那么它的结果只能是绝望，接下来的调研工作会更加困难重重。

所以强迫自己做那些不愿意做但又是非做不可的事情，最终一定会让自己受益良多。

既然恐惧，就熟悉村落的整体布局，我徒步丈量了每一条乡间小道，计划好从住处跑到警务室的最近距离，知道谁家门前栓的狗哪一只是狗仗人势，哪一只又虚有其表；既然畏缩，就壮起胆子与村民搭茬、聊天、交朋友，学习地方性知识，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吃酒肉；既然发愁在田野调查后如何才能写出一篇五万字起的论文，就每天晚上将当天的访谈录音和调查笔记整理出来，并且随身携带一个记事本，记录一天的调研流水账和田野中转瞬即逝的灵感巧思，在结束一个田野点的调查后汇集成阶段性的田野日志，以此日积月累，在后期写民族志时丰富的田野资料自然能顺手拈来。

当然，无论在书斋里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也不及复杂现实掷来的当头一棒。

调研中我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如开题报告里陈述得那么简单，我前期提出的假设、分析模型还有调研计划被统统打乱，顿时陷入一阵迷茫，好在下田野前我就预设出各种最坏的打算，如果出现意料之中的糟糕状况，我也能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应对。

这种思想冲突反而是一个好的征兆，起码使我挣脱了预设理论的桎梏，能够更加贴近实际地重新制定研究计划。

磨刀不误砍柴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调研策略，暂时的困顿与纠结不过是下一次出发前的洗礼。

在经过十天左右的迷茫期后，我终于克服了独自一人调研的恐惧、落寞与迷茫，逐渐找到田野调查的门路和技巧，并且通过关键访谈人的层层介绍打开了进入塔城柯尔克孜社会的局面，前文也已说到，塔城市民宗局干事的帮助，是我顺利进入田野点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当一个民族学菜鸟初涉田野时应该如何与田野点和调研对象建立联系？我用自己田野调查的亲身经历，总结出人脉关系网络“点线面片”的搭建经验。

首先“由点连线”，即找准关键访谈人这个点，这个角色是连通调查者与田野点的中介，我的关键访谈人阿勒腾巴特大叔在村里很有公信力，他既是塔城市喇嘛庙的法人代表，也是其所属巴仁部落的精英之一，调研之初，他带我挨家入户熟悉情况，村民们对他的信任自然也延伸至对我的信任，通过他的引荐我也得以与其他田野点的调查对象建立联系，特别是他身上的头衔、地位、声望和亲属关系等象征资本为我在塔城柯尔克孜社会中的调研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庇护与方便。

其次是“连线成面”，由于调研对象居住的比较分散，我必须在进入下一个田野点之前联系好新的关键访谈人和住所，而此前积累的资源和人脉恰恰为我疏通了这些新的关系网络。

因此每次做完访谈后我都要同受访者合影留念，然后在下一站的调研时将这些照片分享给当地人，他们能从中迅速指认出自己的亲戚或是熟悉的场景，这不仅使调研对象放下了对我的戒备，同时也在促进我与他们之间的感情过程中，把我自己的身份和来历通过研究对象的关系网络层层传开。

最后是“以面带片”。

不仅要从塔城柯尔克孜社会内部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变迁，还要从其与周围的蒙古、哈萨克等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中去分析这种变迁的外因，所以我仍然得以关键访谈人入手，在他们日常的族际交往中去认识那些哈萨克邻居、蒙古族朋友或者是汉族同事，以此来拓宽我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