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的变化与封贡关系的重构
宋元明清时期的外交策略与国际关系变化
宋元明清时期的外交策略与国际关系变化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四个重要朝代，也是中国外交交往与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策略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演变，不同朝代和不同的统治者都对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变化。
宋朝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是朝贡和海禁。
其中，“朝贡”是指中国向周边国家派遣使节，向对方国家表示敬意和友好，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获取对方的土特产和珍稀物品；“海禁”则是指宋朝政府禁止中国民众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等活动，这种封闭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经济贸易的发展。
元代时期，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推行海上贸易和推行开疆拓土的策略，同时也大力扶持东南沿海的沿海商业和海洋经济。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经济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与邻国间的贸易交往。
元代缺乏有效的对外政策，不断征战还以失败告终的例子也给中国国内带来诸多的不安和危机。
明朝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策略与元朝有所不同。
明朝政府采取了一个相对开放、多元的对外政策，同时，朝廷还积极开拓附近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往来，推行各种外交手段来维护和拓展国家领土和对外影响。
在明朝时期，中国发展出一系列“四明外交”、“香港島爭端”和“罗马教皇承认中国王朝合法性”等海外外交和贸易交往经验，良好的对外关系和开放的对外政策营造了一个和谐和平、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
清朝时期，在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土地推动下，政府大力推行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包括海禁的被废除，在全球保护主义浪潮的情况下，开放给外国强国的全船贸易的口岸，以及帮助贺兰山蒙古，整合朝鲜和台湾以确保领土完整。
总体来说，从宋朝到清朝的长时间内，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都经历了不同的演变，每个朝代和每个统治者都对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变化。
可以说，这些政策和变化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现在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
元末明初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研究
往为 中心》 、 冯荣燮 《 大 明移 民史》 、 玄主焕《 韩国 流移 民史 》 等 论 著 。研 究 成果 虽较 为 丰 富 ， 但 将 元 末明初作为一个单独的时间断限来考察 中国移 民 朝鲜 半 岛 的著述 则较 为 缺乏 。本 文 拟 将 中国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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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背 景
元末明初中朝关系也一波三折 ， 北元、 高丽、 明 朝三方 关 系摇 摆 不 定 ， 甚 至 险生 战 端 。有 元 一 代 ， 元与高 丽结为 “ 甥舅 之好 ” 的联姻 关 系 ， 元朝 将 公 主 嫁与高丽国王 向 高丽 派 驻 达鲁 花 赤 和 驻 军 ， 高丽
史》 等 。国外 的研 究 以韩 国学界 为 主 ， 主要 有 吴 一 焕《 海路 、 移 民、 遗 民 社 会—— 以 明清 之 际 中 朝 交
人、 使臣、 文人 、 僧 侣、 乐师等定 居高丽 ， 如北宋周 泞、 欧 阳征 、 周伫等人 。 元末 明初 中 国政 局 不稳 。元 顺 帝 至 正 十一 年 （ 公元 １ ３ ５ １ 年） ， 以刘福通 、 韩 山童为首的农 民起义 爆发 ， 随后群雄并起 ， 郭子兴 、 方国珍 、 的传统。商 则负有 向元遣送质子、 朝贡输粮 、 国王亲朝等义务， 末箕子率族人 ５ 千将商代之礼仪制度传人朝鲜， 在 两国关系异常密切。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 元丽关 大 同江流域建立起殷 遗 民 的方 国 Ｊ ６ ５ 。秦 末农 民起 系便 不 同以往 。高 丽恭 愍 王 即位 后逐 步 摆 脱 元 朝
义， “ 燕、 齐、 赵 民愁 苦 ， 稍稍亡往准， 准 乃 置 之 于西 控制， 打击 亲元 势 力 ， 对元 外 交 实 行 独立 自主 和 确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朝贡体系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明代中朝亲密宗藩关系下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在“怀柔远人”及“厚往薄来”的幌子下，灵活使用朝贡来追求帝国安全性，而建立朝贡体系的重点在于加强军事防御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朝鲜王朝“慕华”和“以小事大”的忠诚朝贡背后是为确保政权正统性和保证国家安全而对朝贡体系加以利用的政治需要。
标签：明代朝贡体系朝鲜王朝利益分析一、引言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明代（1368—1644年）与朝鲜王朝（1392—1644年）间的朝贡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无论在政治、文化交流中，还是使行往来的频率和次数上都具有历史上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新特征。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在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派往明朝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明朝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
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我们也容易想当然的认为明王朝是为了吸引“万国来朝”，从而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而朝鲜王朝是被中华王朝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所感召以及为了寻求经济利益而自愿朝贡，事实果真如此吗？朝贡体系固然有权威、礼仪、秩序、贸易和军事防御等诸多功能，然而诸功能在朝贡体系肇建、维系中的地位并非等同，各王朝在建立和维系朝贡体系的重点和本质利益需求也存在差异。
潮去岸显，水落石出，只有透过表面看本质才能更深入理解朝贡体系内部和复杂运作和朝贡关系下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演变。
二、明王朝与朝鲜建立朝贡关系的安全性动机分析在明王朝的朝贡体系中，明太祖最先开始关注的是中国东北边疆的朝鲜，并在《皇明祖训》中把它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
这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常常被认为是明王朝欲与朝鲜建立睦邻友好朝贡关系的最佳例证，也被认为是此后朝鲜王朝对明王朝“事大以诚”的渊源，朝鲜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典型模范朝贡国。
元末明初中朝关系演变研究
元末明初中朝关系演变研究元末明初,是中朝间所谓“典型朝贡关系”逐渐形成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中原王朝经历了元明鼎革的大变局,朝鲜半岛政权也实现了由王氏高丽向李氏朝鲜的“易姓革命”,双方的政治关系随之多次变动,甚至在宗藩与敌国之间徘徊,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渐趋稳定。
如此复杂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多重的因素,除了元明两朝实力消长这个基本因素外,元朝与高丽宗藩传统的遗留影响,明朝对半岛政权从疆域问题出发做出的战略考量,以及高丽·朝鲜内部政治环境导致的王权对事大政策的依赖,都是左右两国对彼此政策的重要因素。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其中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至正十六年(1356)高丽恭愍王发动反元政变之前的元丽关系,首先梳理元丽宗藩体系建立的过程,分析此过程中高丽王权的变化和高丽在元世祖战略布局中地位的变化,并对基于这些前提确立的征东行省、驸马国王体制的内容加以考察,包括其对高丽国王政治地位的影响,以及其中固有的使王权弱化和不稳定化的特质。
针对一些个案,如高丽内政改革挫败、恭愍王即位问题、赵日新之乱等,具体分析元丽关系体制对高丽政权的消极影响,即元丽关系瓦解的内在因素。
第二章以元末变局之中,包括元朝朝廷在内的中原各势力与高丽外交关系变化为主要考察对象。
这种变化起始于至正十六年的恭愍王反元政变,经过高丽与元朝朝廷政治关系数次反复,与中原群雄私自交往,以及明朝-高丽初建朝贡关系等几个阶段,最后因明朝势力进入辽东地区,明丽关系亦在明-北元开始对峙的局面中发生动摇。
整个过程中高丽内部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其外交策略的变化相互影响,特别是恭愍王王权提振改革的失败,以及都堂武臣集团的兴起,与下一阶段明丽关系的走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也是本章论述的重点。
第三章主要论述洪武七年(1374)以后的洪武时期明朝与半岛政权关系的演变。
论述遵循两个基本脉络:一是明朝在辽东与北元对峙的战略局势的变化,二是高丽王权状况的变化。
关于明代中朝边界形成的研究
关于明代中朝边界形成的研究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和周边国家的边界形成和变化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其中，中国和朝鲜的边界形成过程尤其引人注目。
本文将基于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综述明代中朝边界形成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历史背景明代初年，朝鲜王朝向中国的明朝进贡，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因此开始得以恢复。
但是，在明初时期，中国和朝鲜之间并没有确定的边界，两国在边界地带的争夺时有发生。
随着明朝的逐渐稳定和发展，中国逐渐将目光投向边疆地区并开始控制朝鲜半岛的南部。
在这一过程中，明朝向朝鲜的进贡关系逐渐演变为明朝对朝鲜的管辖。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满洲部族的崛起，中国面临着外患的威胁。
为了防止外族进攻，明朝开始将目光投向边境地区，并加强对边界的控制和管辖。
在这一过程中，明朝的势力范围逐渐向北扩展，形成了现代中国东北地区的版图。
在向北探险和扩张的过程中，明朝也开始对边境地区的使者和商人进行监控和管理。
这一措施，对明朝中朝边界的形成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界形成的过程明朝并非通过武力对朝鲜进行征服，而是通过强制控制朝鲜王朝，使其成为明朝的附庸国。
然而，这种附庸关系并没有在边界划定方面确定具体的范围和标准，因此明代中朝边界的确定过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根据相关文献和史料的记载，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次明确边界明朝初年，朝鲜向明朝进贡以维持两国交往关系，两国并未正式划定边界。
但在明景帝时期，朝鲜威廉（一名William Adams，日本人）在向明朝进贡时请求明朝明确边界，这是明代中朝边界首次明确界定的案例。
明朝根据当时的地理、政治和文化因素定下院辖林岭、望韶形的范围来作为明朝管辖的区域，而这一范围之外则属于朝鲜。
紫禁城条约明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和朝鲜在宁远镇签订《紫禁城条约》，明确了中朝边界的界线和朝鲜向明朝进贡的规定。
该条约规定：沿边界线每五里（约8公里）设置一驿站，负责检查来往边民。
元明时期的外交与文化交流
元明时期的外交与文化交流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外交与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元朝与明朝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还拓展到了文化和艺术等多个领域。
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本文将从元明时期的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两个方面探讨这一时期的特点和影响。
一、元明时期的外交活动元明时期，元朝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不仅统一了中国，还在东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元朝通过外交手段与邻近国家进行沟通和交流，维护国家利益并稳定边界。
其中，明朝与元朝的交往尤为频繁。
1.明朝的外交政策明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国内统治和确保国家安全稳定，采取了相对封闭的外交政策。
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对外政策的转变，明朝开始积极与邻国发展外交关系，其中包括与元朝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
2.元明两朝的外交关系元明两朝的外交交往主要体现在边界的争端和日常的朝贡贸易。
元朝统治中国期间，明朝向元朝称臣并派使节进贡。
这种朝贡贸易的形式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元明时期的文化交流元明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传承，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1.元朝文化的特点元朝的文化倾向于多元、开放的风格。
尽管元朝政权是由蒙古族统治，但它对各族文化保持宽容和包容的态度。
元朝推崇草原文化，同时吸收了汉族文化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元朝文化特色。
2.明朝文化的发展明朝是中国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时期，它汇聚了前代文化的精华，并进行了独特的创新。
明朝文化融合了元朝文化和传统汉族文化，成就了许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作品。
3.元明时期的文化交流元明时期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艺术、建筑和文学等领域。
元朝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草原文化的元素，风格多样且富有动感。
明朝在继承元朝艺术的同时，注重发展自身文化特色，形成了独立的明朝艺术风格。
封贡体系与明代君臣的天下观_以朝鲜王朝为中心_刘喜涛
明朝的天下观亦可称为明朝的东亚观，对待朝 鲜最为典型，可以概括为坚守中国正统，由“天下一 统”的传统“单一中心”向“多个中心”的天下观转 变； 在封贡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 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
所谓中国的正统观，是以传统的封贡制度和华
作者简介： 刘喜涛，史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研究一般项目（ 12YJA770023） .
首先，朝鲜王朝在政治正统性上依托以明朝为 主体的封贡体系。从明朝建立开始就向当时的高 丽颁布诏书，昭告朝鲜明朝是驱除鞑虏，承继大统 的合法王朝。要求朝鲜使用明朝年号和历法，并互 派使臣建立封贡关系。同样，朝鲜获得明朝的册封 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朝鲜太祖李成桂多 次遣使请求明太祖册封、赐金印的重要原因。而明 朝也是利用这一政治杠杆对朝鲜加以限制，直到建 文三年才正式册封朝鲜国王。
“转变对待东亚世界及周边邻国的观念”指明 朝相对于以往历代王朝而言，在对朝鲜及周边国家 的封贡关系方面侧重点发生转变，在传统观念上主 要有两个转变，其一是由“天下一统”的“以我为中 心”向“多个中心”观念转变； 其二是在封贡的功用 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 并重方向转变。
首先，在明代以前的历代王朝，基本承袭了始 于周代由分封制发展而来的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 国家建立 起 来 的 封 贡 制 度。 《礼 记 · 王 制 》记 载：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 子，一卿命于其君”。周代将夏商发展起来的宗藩 关系进 一 步 制 度 化。 首 先 周 王 是 天 子，为 天 下 共 主，是所有诸侯的宗主，诸侯是藩属，接受中央王朝 的封号。诸侯权利世袭，“百世不迁”。
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与政治重新整合
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与政治重新整合元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元末明初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无疑是一个动荡的时期。
然而，正是这段动荡的历史，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
本文将从社会动荡和政治重新整合两个方面，探讨元末明初时期的历史变迁。
一、社会动荡元朝灭亡后，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被推翻，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大批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以农民为主体，以抗袁世凯抢夺土地为目标，迅速发展壮大，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
然而，由于红军军队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的不足，以及袁世凯统治下的军阀混战，红军最终在混乱中瓦解。
社会动荡的同时，大量的流亡者和难民涌入各地。
他们失去了家园，面临着生计的压力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这导致了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盗窃、抢劫等现象时有发生。
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社会秩序变得混乱不堪。
二、政治重新整合面对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政治的重新整合势在必行。
在此过程中，韩干、刘备等人的出现，为整个历史走向注入了新的希望。
他们主张民主、平等、公正的理念，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韩干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提倡平等的土地制度，通过减少地主的土地，增加农民的土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同时，他还提倡农民自主管理土地，发展农业生产。
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恢复了社会秩序。
刘备则是一个具有卓越政治头脑的领袖。
他积极解决困扰民众的问题，推行教育改革，提倡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强对外交往与贸易，推动经济的繁荣。
这些举措有效地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稳定了社会秩序。
除了韩干和刘备，元末明初的时期，还涌现出了一大批革新者。
他们致力于改革朝政，打破官僚主义的桎梏，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
这些变革不仅包括制度上的改革，还包括思想上的解放。
他们通过倡导新的价值观念，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重新整合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论元末明初高丽的两端外交
论元末明初高丽的两端外交【摘要】：中韩两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自古即来往不断。
到了元末明初，中原朝代更替，局势动荡不安，加上朝鲜半岛内的政治斗争，使得此时的中韩关系也格外错综复杂。
理清这段历史有助于了解元末明初高丽与蒙元、大明交往的历史真相，对于了解中韩关系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中外史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史论结合为方法，从高丽国内外形势入手具体考察了其外交策略上首鼠两端的原因，并着重概括了高丽对元、明进行两面外交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恭愍王时期、禑王时期和李成桂时期，以及对高丽这一时期实行两端外交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地分析，以此希望更多地展现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高丽；两端外交；原因；发展阶段；影响一、元末明初高丽外交政策上心怀两端的原因高丽末期相当于东亚历史上的一大转换的时期。
进入公元十四世纪时，中国大陆正处在元明政权交替的时期，而随著形势的变动，王氏高丽的外交策略也开始遭遇到变化。
究其原因，可以说这是由高丽寻求自身发展以及元明鼎革的形势所引起的。
（一）国内形势首先，因地理因素与长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以中国为主的天朝外交体系中，朝鲜一直善尽其事大中国之务。
朝鲜是一个半岛国家，其东北是中国游牧民族，南面是倭国，朝鲜时常受到这两方面的威胁，在军事上不得不依附于一个强大的中国集权王朝，尤其是在半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时，各部更是企图依靠中国集权王朝的力量来完成统一，哪一部失去了集权王朝的支持或得罪了集权王朝，就面临被其他部吞并的危险，这更加剧了各部对集权王朝的依赖。
另外，中国的内乱也会危及朝鲜，对此朝鲜君臣都有深刻的认识，朝鲜平安道节度使李长坤就曾说道：“自古中原有事，则我国亦莫不受兵。
”[1]中宗也慨叹：“自古中原扰乱，则我国西鄙必受害。
”[2]在文化上，朝鲜深受较其先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四夷”中儒化最深的民族，因此他们从感情和文化心理上也是向化和臣服于“天朝上国”的。
古代中国的朝贡与册封制度
古代中国的朝贡与册封制度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地球上还没有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只是存在着相互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就地缘关系和相互接触作用性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秩序。
这种秩序就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关系互动而形成的“朝贡—册封”秩序。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为了保卫其核心地区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朝贡—册封”秩序。
朝贡的范围所包含的具体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相应的缩小或扩增，但其基本地域并无多大出入。
“朝贡—册封”秩序所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东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琉球群岛及日本列岛（其中日本与体系互动是间接性的）；西边经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的爱乌罕、浩罕王国等诸国，南边主要包括安南、缅甸、老挝、柬埔寨。
“贡封秩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为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基本确立成型，宋元时期进一步充实，明清时成熟完备达到顶峰，然后由盛而衰，并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为“条约体系”所取代，寿终正寝。
古代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贡封秩序”，经过千年多的，多种形式的发展，衍生出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的外交规范和制度。
“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和平主义不干涉政策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深受孔孟的“仁”“义”“礼” 影响，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
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
维持“贡封秩序”的主要责任是由中国来担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四方八面具有权力，去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
武力扩张征伐，徒损耗国力，陷入安全困境而不能，同时还形成边际效应，带来沉重的经济社会负担。
除极短暂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武力征伐外，大部分时间，在“贡封秩序”下，维护了和平的局面。
汉朝由于对朝鲜兴兵动武，损兵折将，消耗粮饷，遭受重大损失。
司马迁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写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河诬功，为兵发首……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帅莫侯。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作者：熊琤来源：《中文信息》2016年第08期摘要：朝贡体系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明代中朝亲密宗藩关系下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在“怀柔远人”及“厚往薄来”的幌子下，灵活使用朝贡来追求帝国安全性，而建立朝贡体系的重点在于加强军事防御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朝鲜王朝“慕华”和“以小事大”的忠诚朝贡背后是为确保政权正统性和保证国家安全而对朝贡体系加以利用的政治需要。
关键词：明代朝贡体系朝鲜王朝利益分析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93-02一、引言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明代（1368—1644年）与朝鲜王朝（1392—1644年）间的朝贡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无论在政治、文化交流中，还是使行往来的频率和次数上都具有历史上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新特征。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在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派往明朝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明朝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
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我们也容易想当然的认为明王朝是为了吸引“万国来朝”，从而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而朝鲜王朝是被中华王朝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所感召以及为了寻求经济利益而自愿朝贡，事实果真如此吗？朝贡体系固然有权威、礼仪、秩序、贸易和军事防御等诸多功能，然而诸功能在朝贡体系肇建、维系中的地位并非等同，各王朝在建立和维系朝贡体系的重点和本质利益需求也存在差异。
潮去岸显，水落石出，只有透过表面看本质才能更深入理解朝贡体系内部和复杂运作和朝贡关系下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演变。
二、明王朝与朝鲜建立朝贡关系的安全性动机分析在明王朝的朝贡体系中，明太祖最先开始关注的是中国东北边疆的朝鲜，并在《皇明祖训》中把它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
元朝与明朝的政治权力转移
元朝与明朝的政治权力转移元朝与明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王朝，它们之间的政治权力转移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元朝与明朝政治权力转移的原因、影响和历史背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元朝的政治权力转移。
元朝是由蒙古帝国建立的，它始于公元1271年，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建立了这个王朝。
元朝最初采取了许多与传统中国政治不同的措施，如设置行省、实行统一制度等。
然而，元朝政权的核心权力仍然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他们通过设立行省的方式来管理中国的内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贵族开始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逐渐与本土官僚相互融合。
这种融合现象在元朝后期变得更加明显，导致了中国本土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逐渐崛起。
这也是元朝政治权力开始向明朝转移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的政治权力转移归功于朱棣（即明成祖）的胜利。
明朝是由朱元璋创立的，他在洪武年间建立了这个王朝。
然而，明朝初期的政治权力并不稳定，朱元璋在位期间多次进行内憎运动，清洗内部政治对手，实施威权统治。
这种权力集中度的操作导致了明朝政权的长期稳定。
然而，朱棣在明成祖登基后，开始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追求更加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他减少了官员间的权利争斗，加强了国家的制度建设，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一切都为明朝政治权力转移奠定了基础。
元朝与明朝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元朝的政治权力转移标志着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开始走向尾声。
元朝入主中国已有百余年，蒙古王朝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使得中国本土官僚逐渐崛起，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元朝政权的衰落和明朝的崛起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明朝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重归本土政权的统治，这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影响政治发展外，元朝与明朝政治权力的转移也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元朝统治的衰落，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和战乱，这导致了社会治安的恶化，经济的停滞和人口的减少。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作者： 王臻[1]
作者机构： [1]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出版物刊名： 世界历史
页码： 60-71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2期
主题词： 角色认同;朝鲜王朝;明清;封贡关系;后金
摘要：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
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
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
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
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韩国学界有关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研究综述
韩国学界有关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研究综述
金洪培;王建辉
【期刊名称】《韩国研究论丛》
【年(卷),期】2021()1
【摘要】14世纪后半叶,东亚格局发生巨变,中原王朝正值元明朝代更替,朝鲜半岛也经历了从高丽到朝鲜的政权更迭交接。
之前维系百年的元帝国秩序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以明帝国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
在东亚局势的变化与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各方关系错综复杂,这一历史时期的中朝关系也被中韩两国学界所关注。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韩国学界有关元末明初时期的元、明、女真、高丽、朝鲜关系方面的前期研究,对韩国学界的关注倾向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有益参考。
【总页数】13页(P122-134)
【关键词】元末明初;中朝关系;韩国学界
【作者】金洪培;王建辉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相关文献】
1.关于元末明初学者苏伯衡的研究综述
2.元末明初中朝关系与辽东社会
3.关于元末明初学者苏伯衡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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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外朝贡制度的实施及其意义分析
元朝对外朝贡制度的实施及其意义分析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对外交往中实施的朝贡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朝贡制度是指元朝统治者通过朝廷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建立起的一种特殊的外交关系，通过对外贡物和朝见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威和霸权。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具体实施以及意义三方面对元朝对外朝贡制度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元朝对外朝贡制度的实施离不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元朝建立于1206年，由蒙古人建立，其创始人为成吉思汗，巩固了蒙古族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在此之前，蒙古人已经建立了辽西汗国、中亚大汗国等一系列的政权。
而随着成吉思汗的统一，元朝成为一个世界雄霸的大帝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接触也变得日益频繁。
为了巩固统治、保持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元朝通过朝贡制度，试图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其次，元朝对外朝贡制度的具体实施体现了其近乎强制性的特点。
在元朝的统治下，对外朝贡制度实行得非常严格，并且具有明确的规定。
一方面，元朝对贡物的要求非常高，各国需进贡珍奇之物，如宝石、丝绸、犀角等，以示对元朝的臣服和尊敬。
另一方面，元朝对朝贡国的统治十分严格，必须接受元朝的官员驻地、劝课、体恤等控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干涉。
这种近乎强制的实施方式，使得元朝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然而，元朝对外朝贡制度的实施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朝贡制度使得元朝能够在对外交往中展示自身的强大实力和辉煌文化。
通过接收各国的朝贡物品，元朝能够展示其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也能够让其他国家感受到元朝的统治地位和文化卓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元朝的霸权地位。
其次，朝贡制度也为元朝带来了经济利益。
朝贡使得元朝能够获取各国的特产和珍奇之物，从而更好地满足贵族阶级对奢侈商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稳定与繁荣。
再次，朝贡制度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作者：栾凡朝鲜，是明朝的主要朝贡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明朝与李朝之间的朝贡十分频繁，明朝给李朝规定的贡期是三年一贡，而朝鲜则要求一年三贡甚至四贡，但这只是规定的次数，实际的往来次数要大大超过明朝的规定。
明廷对中朝朝贡事务的管理制度是比较完善的，无论是接待朝鲜国王、使臣，还是派往朝鲜的使臣，都有严格的规定。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明朝也时有改进，但由于明朝与朝鲜的密切关系，给予朝鲜很多的优惠政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病。
一、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明朝的朝贡事务由礼部负责，礼部设于洪武元年(1368)，礼部下设主客司“分掌诸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
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等，赏赉之差。
凡贡必省阅之，然后登内府，有附载物货，则给值。
若蕃国请嗣封，则遣颁册于其国。
使还，上其风土、方物之宜，赠遗礼文之节。
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
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人。
土官朝贡，亦验勘籍。
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
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
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
明朝沿袭唐宋旧制，主客司不仅执掌外国的朝贡事务，也负责地方政府、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事务。
仅就外国的朝贡而言，主客司的具体职责是：其一，“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
分清来宾的主从地位，给予不同的招待，使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体现朝廷恩泽。
其二，“分豁正从人数，札复膳部，五日一次，照例支送酒肉茶面饮食之物”。
仍按来宾的主从地位报告饮食部门，按照规定支送食物及饮品。
其三，“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物桌数，札复膳部照办。
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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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的变化与封贡关系的重构有元一代,不断对外拓疆置土,疆域空前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蒙古七征高丽、强索贡物、设达鲁花赤,肆意干涉高丽内政;高丽为求自保,与元结成“甥舅之好”。
元丽联姻的背后,是不容改变的附属国关系。
高丽对元朝贡,联元征日,进献贡女,接受元朝军事、政治控制。
元丽封贡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特殊封贡关系。
元亡明兴,朱元璋从异族手中夺取政权,复兴汉唐礼制,重建天朝礼治体系。
然明初尚未完全统一全国,北元残余势力伺机反攻,朱元璋一方面致力恢复社会生产,重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着手消除北元反叛势力,因此对外政策日趋保守,亦改变元朝对外扩张之政策。
明朝重建对外关系与华夷秩序,建国伊始宣布十五国为不征之国,高丽便是其中之一。
明与高丽建立封贡关系,一方面籍于高丽的归顺,争取各国的向心力,扩大明朝海外影响,另则希冀以此切断北元之臂力。
由于北元及纳哈出势力的存在,高丽首鼠两端,实行双面外交。
恭愍王被弑后,辛禑王上台,实行亲元外交;加之铁岭卫问题,明丽关系恶化,致使两国关系跌入最低点。
李成桂即位后,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积极实行事大之政策,谋求明朝的册封。
然朱元璋对其采取“听其自为”的态度,只代选国号,并未册封。
建文帝即位初,仍延续朱元璋“自为声教”的原则。
靖难之役后,为求得朝鲜战马的供应,建文帝对朝鲜实行怀柔政策,册封朝鲜,颁布诰命,明丽关系好转。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扩大其政治影响,实行睦邻友好
政策,朝鲜亦积极与明交往,明鲜封贡关系得到巩固。
本文将从以下四部分深入探讨元末明初中朝两国封贡关系的重构问题: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元丽封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元代的封贡制度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强权性特征,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蒙丽封贡关系的建立是在蒙军的军事征服下确立起来的;其次,两国不平等的封贡关系确立后,蒙古对高丽实行军事征服与内政干涉;再次,随着中朝两国结成“甥舅之,高丽被迫绑在征讨日本的战车上;最后,随着宗属关系的强化,高丽设立“结婚都监”不断向元朝进贡高丽女子。
贡女制度的确立是元朝封贡制度下的产物,亦是元朝强权政治的体现。
第二章主要论述高丽恭愍王时期与元、明的双重交往。
元末明初,恭愍王见元朝大势已去,实行疏元亲明政策。
明朝新建基于国内尚未完全统一及重建礼制诸多因素,洪武初年明与高丽友好往来。
在北元残元势力及高丽亲元派势力的影响下,恭愍王后期明丽关系恶化,明太祖对高丽观发生改变。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辛禑王时期的明丽关系。
辛禑王继位后亲元势力抬头,导致明丽封贡关系的艰难确立,特别是两国因领土问题,明丽关系一度跌入谷底。
第四部分阐述明朝与李氏朝鲜封贡关系的确立与发展问题。
首先,朝鲜李太祖的亲明政策使两国关系开始打破坚冰,然而“表笺之祸”使得封贡关系的确立一波三折;建文帝在位期间,中朝封贡关系开始好转;直至永乐帝继位,两国封贡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并日益巩固。
最后结语部分,主要总结元明之际,高丽(朝鲜)与北元、明关系变化,明与朝鲜典型的宗藩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