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浅议“阿Q精神胜利法”

【课外阅读】浅议“阿Ｑ精神胜利法”郭沫若先生曾说过“旷代文章数阿Q”。

的确，鲁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面世的中篇《阿Q正传》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民性，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认为改造国民性对于实行革命的变革、改变中国的现状，非常重要。

鲁迅本人就是为此而弃医从事文艺运动的。

他说“国民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仍旧，口号虽新，骨子不变，革命必无成功之一日”，并说“要国民改变自己的坏根性”。

这国民的坏根性，就是《阿Q正传》中表现的阿Q主义，即精神胜利法，也就是作者要通过阿Q形象画出的国民的灵魂。

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南方农村中的一个雇农，他地无一垄，屋无片瓦，寄住在土谷祠里。

从小说的开头至结尾，他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始终是居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好像压在巨石下的小草，只能弯曲地苟延自己的生命。

阿Q具有农民的淳朴、勤劳，他没有固定的职业，以打短、帮工为生，劳动的活他样样都来得，“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他有要求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思想，他“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这都出于自卫；后来对革命的神往，也是要求改变自己生活的体现。

阿Q有农民的愚昧、落后、保守、狭隘的思想。

他鄙视城里人称木凳为“条凳”、油煎大头鱼时“加上切细的葱丝”。

他还有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即那些“合于圣经贤传”的想法——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

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他还那么地深恶痛绝造反作乱，他脑子里那一套基本上就是赵太爷、钱太爷的那一套，封建主义毒素在他脑海中已经植根很深。

另外，阿Q还有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即偷窃、耍无赖、欺辱女人等流氓习气。

阿Q 这多方面的思想性格，不是游离的、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辩证地统一于一身。

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或者说贯穿他全部思想性格的主导性格，就是所谓的阿Q精神胜利法。

在未庄的世界里，阿Q被压迫在社会的最低层，失掉了自己的姓，直至被剥掉最后一件衬衫。

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处在失败者的地位。

但可笑又可悲的是，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

他经常设想自己是处在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上，设想自己有力量和权力去压迫人、奴役人，而忘却了自己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者。

阿Q或者自轻自贱，自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或者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哭丧棒，在“拍拍的响了之后”，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

或者向更弱者（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

他会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说一声“总算被儿子打了”，就心满意足地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新平气和，天下太平。

通读全篇小说，笔者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落后农民不满意于自己的受屈辱地位，但又不能正确认识解脱的途径，因而产生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幻想自己也能支配别人的农民式的病态的落后思想的综合体。

对阿Q来说，他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他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统治者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只能对外屈膝称臣而又自诩为外交胜利，产生以瞒和骗为特征的精神胜利法。

慈禧幻想什么神道帮助，念神团咒语七十遍，念完之后，由太监李莲英启奏，又咒死洋人一名云云。

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在士大夫中也表现得同样突出：徐桐不相信地球上有个西班牙，认为这不过是英法为了便于讨价还价捏造出来的国名；辜鸿铭盛赞小脚，提倡辫子文明。

统治阶级的思想常表现为统治思想，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时代的产物。

阿Q的性格和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地位是分不开的，是历史环境影响下的产物。

但在这里有必要说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不同，它与反抗相关，暂时而只欺己不欺人。

而统治阶级的精神上来始终同失败相联系，固定并且自欺和欺人。

阿Q排斥异端，讨厌假洋鬼子，尤其痛恶他的一条假辫子，骂他为“里通外国的人”完全充满着农民的感情，与统治阶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因为统治阶级是装着“假辫子”、“里通外国”的人。

阿Q排斥小尼姑，也完全是农民式的，见了和尚尼姑，认为晦气临头，要“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绝对不是封建传统里“坐在禅床上骂禅”的正统派思想。

阿Q幻想当革命党，杀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要小D搬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搬得不快打嘴巴；挑选一个中意的老婆……所有这些不过是久被压抑的报复心理的表现。

统治阶级受到外族侵凌的时候，产生了被奴役的恐惧，可是他们到底还是奴役者，在那一面失败了，可以在这一面取得补偿，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固在自欺，更重要的还在欺人，也就是为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

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由于历史背景的相同，总不免在形式上有近似之处，但二者并不相同。

作为贫苦的农村无产者阿Q，他的精神胜利法还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一般地说，农民在奋起反抗地主的压迫时，他们是比较振奋的。

就连阿Q，在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也曾一度感到兴奋。

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反抗屡遭失败，起义农民一次次地被抛入血泊中。

地主阶级的残酷镇压，在农民中产生了消极的失败情绪。

他们错误地总结出造反是没有出路的教训。

然而，不造反，那贫穷屈辱的生活又极为难忍。

于是就有人想办法从痛苦中解脱：闰土是通过求神，祥林嫂是采用捐门槛。

可惜对阿Q来说，来世是太渺茫了，重要的是如何解脱眼前这接踵而来的欺压，他只有用精神胜利法。

这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而新的农民运动尚未来到的消沉期里，最容易在农民中蔓延。

阿Q这种特殊性格在农民中可能是少有的，但像他这种精神上自甘屈辱的消沉状态，在当时的农民中又是普遍的。

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也为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生长温床。

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生活，易产生自满自足的心理，在长期封闭的环境里，又养成那小国寡民的偏狭观念，孤陋寡闻、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所有这些又都有利于精神胜利法的传播、蔓延。

阿Q个人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他易于产生精神胜利想法。

身为雇农，他经常为生计犯愁，也决定他身处奴隶地位常受欺凌，固然阿Q有“怒目主义”“腹非政策”，而且他估量了对手，或骂或打，但“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小D当然是弱者，扭打的结果却是一场不分胜负的“龙虎斗”。

小尼姑总算送来一项“勋业”了，但还附着一声“这断子绝孙的阿Q！”至于那些位置在这些人之上的“闲人”，就更不用说了，阿Q只有被揪着黄辫子碰响头的份，除了“怒目主义”“腹非政策”外，几乎一无办法。

为求得心理平衡，只好将瞒和骗作为精神逃路，用精神胜利来掩盖实际失败，久之就产生了精神胜利法。

再加上当时的小生产方式是以家长制家庭为单位的，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得农民在外受尽地主富豪的欺压，回到家里却仍要维护自己家长的权威。

阿Q虽未成家，但作为社会一分子，这也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内部原因。

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一定角度看是一种麻醉剂。

他忌讳别人说他癞头，忌讳到十分可笑的地步，有时又说别人还不配，仿佛他的癞头是十分光荣的；被赵太爷打了，他想：“现在的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

”想到赵太爷这么威风，现在居然成了他的儿子，他就得意起来。

他以第一个能自轻自贱而得意，甚至以作践自己，用力打自己耳光来反败为胜。

被假洋鬼子打了，阿Q就以调笑小尼姑博得闲人们喝彩来对今天的一切“晦气”报仇，并且轻松得飘飘然似乎要飞去了。

他健忘到近乎麻木，甚至以被侮辱被损害作为忘却的条件，常摆出挨打的架势，在被打以后，反而觉得了解了一件事而一无牵挂。

凡此种种，都表现出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并未真正做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行动。

阿Q精神具体来说包括不可救药的愚昧麻木和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方面。

精神胜利和愚昧麻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分割，并不是说具备了精神胜利就一定具备了愚昧麻木。

例如，在没落的统治阶层那里，精神胜利主要与虚伪、狡诈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麻木；而在闰土、祥林嫂身上，愚昧麻木又多与封建迷信紧密相连，而并不自轻自贱。

只有在阿Q身上，这两种精神状态才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有机地统一着，共同构成阿Q这个人物的典型性。

在阿Q的主要行状中，这两个方面往往同时展现着，有时难分彼此。

如他盲目自尊自大，用虚幻的胜利来掩饰、逃避实际上所遭到的失败种种想法、说法和做法。

他投革命党不成，便以“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来自我安慰。

这些固然是其精神胜利法的生动体现，不也同时表现了他的愚昧麻木吗？再如他在城里看到杀革命党人，回未庄便炫耀自己的“见多识广”——“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一副得意的神情。

这固然表现了他那不可救药的愚昧麻木的可悲，不也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可笑吗？至于阿Q画供时已死到临头，还“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当未能如愿时，便又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最后被绑赴宴刑场，起初“他一急，两眼发黑”，然而立刻又泰然，因为他“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这种心理状态究竟是愚昧麻木还是自欺自慰、自我麻醉，几乎很难分得清了。

可见愚昧麻木和精神胜利这两种状态在阿Q身上结合得是多么紧密。

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才是悲剧，那么阿Q 的可笑形象是否构成悲剧，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合书深思：作品令人忍俊不禁之后是欲哭无泪，它是笑与泪交织，是带喜剧色彩的人生悲剧。

其悲剧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作者通过“阿Q精神胜利法”揭露农民精神上的麻木不觉悟。

这话必须从阿Q的革命谈起。

从社会经济地位看，阿Q有革命要求，所以一旦革命风暴来临，他就无条件加入了，但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他曾经以为革命就是造反，是与自己为难，因而深恶痛绝，而看到举人老爷惊惶失措才以为革命于自己有利，才对革命“未免有些神往了”——“革命也好吧，”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革命党了。

”在行为和情感上倾向革命。

阿Q的这一行动，无论是从他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境遇，还是从近代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都带有必然性好真实性，正如作者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