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现状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现状

就业率增长很快

对劳动力研究而言，有两个问题我想探究。第一是中国经济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有几个拐点，对中国而言最典型的，是在经济结构上从二元转向一元（刘易斯拐点）。

完成这一转变，最关键的就是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成供求比较均衡。我们需要看到自己距离拐点还有多远。

第二个是我国城乡的真实就业增长情况。在劳动就业领域，一些认识几十年不变。例如说统计资料没用，变成虚无主义；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是零增长，但从来没有人认真总结劳动力市场到底发育了多少。1980年代就讲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有1亿多，直到最近还在普遍重复这个数字。

首先来看就业率增长。很多人认为当前就业率是零增长或者就业赶不上经济增长，这是不正确的。就业率一直是增长的，而且增长非常快。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多元化以后，我们出现了统计上的问题，很多个体经济没有注册，也有很多完全是自我雇佣；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被统计成正式职工；下岗工人再就业都是以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方式派到企业，这些人在统计中都没有体现，这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巨大余项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6%。

失业率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然后就开始下降。2002年以后每年失业率都在下降。2005年真实的失业率只有5.2%。我国的登记失业率看上去在上升，但从前不算下岗人员，当下岗与登记失

业并轨以后，登记失业率自然会呈现上升，而真实的失业率其实是在下降，百分之五点几不算是很高的失业率。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量大、速度快，2006年是1.32亿。不仅城市的就业增长没有减慢，而且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总量在增加，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也在提高。城乡就业的增长都非常快，和百分之十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致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

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乡镇企业吸纳一些劳动力之外，其他都是在农业中或者处于剩余状态。那时我测算是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后来在乡镇企业之外，又生出了农村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2006年各吸纳了2000多万劳动力。再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下的劳动力相当少。当然，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和进入乡镇企业、农村私营经济的是有重合的。这一部分重合，可以被测算出来。

我比较保守地估算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即按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农村劳动人口就地或外出转移是2亿人，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41%。根据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按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假设农业需要1.78亿的劳动力，这样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1.1亿，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实际上，根据最近李剑阁和韩俊一篇文章的数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后不干农活的占47.9%，即2.3亿。这样的话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还会少。

从年龄阶段来看，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现

在剩余劳动力50%是40岁以上的，用现在的激励手段很难让他们转移出来。

对于当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可以从户籍制度、三农政策等因素来分析，但归根到底是劳动力究竟有多少和人口结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是16岁-64岁，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用16岁以下的人去比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64岁以上的人去比劳动年龄人口）就反映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从196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现在抚养比下降越来越缓了，2013年是一个拐点，就要上升。根据计量的模型，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整个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中有27%是由人口增长比下降贡献来的。这个模型如果继续成立，到2013年以后，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0.115个百分点。如果在2013年之前是人口红利，2013年以后就是人口的负债，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工资水平和劳动力短缺

今后20年，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每年只有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比欧洲和日本高一些。正规部门劳动力工资从1990年代后期，其实都在上涨。制造业正规部门的工资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随着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

作为非正规部门的代表，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年以前是增长比较低，但2004年增长了2.8%，2005年增长6.5%，去年增长的是11.5%。长期以来没有涨工资，正是典型的经济二元结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

快，证明有刘易斯拐点的端倪。

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在一体化。2004年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全国制造业工资是趋向于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年，根据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数据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两者的差距在缩小，其中地区的贡献率是从2003年的28%，降到目前的20%，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趋势。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当我关于劳动力转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一种看法认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后，还有很多劳动力终究要转移出来，在中国没法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我的回答是，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雇主不给工人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过了转折点后，还是有劳动力，但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目前的状况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一，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有几个转折点：第一步，是依靠资源发展，谁的土地等资源好谁就能够发展，这是在农业社会；随后，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时代，谁能够实现12%的资本积累率，谁就能够起飞。这时，第一次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接着积累资本再增加多，回报就会递减，转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才可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

劳动力的投入实现了增长，原因是有人口红利。东亚国家和地区测算出来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特别高。这个时候，就有了第三个

阶段，劳动力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很长时间就处于这个阶段，劳动力供给无限，又实现了资本积累，两个因素加起来，没有资本递减现象。它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是可持续的，这时无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劳动力出现拐点以后，我国必然要转到TFP驱动型型的经济增长。

第二，政府通过立法从偏向资本转向偏向劳动者，也出现在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制度的调整，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在中国，最大的制度调整之一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第三，处理内外失衡时，不能双管齐下。强大的贸易顺差有两个杠杆：一个劳动力便宜，一个假设汇率是扭曲的，扭曲多少也不知道。现在劳动力从便宜转到开始昂贵了，汇率调得过于厉害，经济就受到巨大的损害。

要注意避免几个误区。首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也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也不会在近期改变。通过贸易显示出来的结论，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没有占据国际竞争的地位。

其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从劳动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转向TFP驱动型的增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

再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可以有丝毫的松懈。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增加政府的服务，改善各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些职能根本不会随着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