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东方文化自觉(一)

文明冲突与东方文化自觉(一)

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文明冲突论”最早提出是在1993年。我国对此颇为重视，当时曾在《参考消息》上7天连载《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原来是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文明的冲突？》1996年发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9年被译成中文。他的主要论点如下：第一，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文明和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的指称范围小一些，文化是一组共有的信念，主要由宗教信仰、情绪、情感、思想和价值、风俗习惯及其所产生的行为模式所构成。文明则是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文化是人所创造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比文化更大的概念。文明框架集中形成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由中国的孔、老、墨、法，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前628——551）和希伯莱先知以及希腊的哲学家们所代表，后来演变为多种文明。过去存在过12个主要文明，7个已不复存在（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拜占庭文明等），尚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日本文明（中华文明的后代，却是独特文明）,还有拉丁美洲土著文明和非洲文明。第二，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亚洲文明正在壮大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人口激增。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文明与权力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过去，文化传播很慢，中国8世纪发明印刷术——11世纪有活版印刷——15世纪才传到欧洲；中国2世纪发明造纸术——7世纪传到日本——13世纪才传到欧洲。中国9世纪发明火药——14世纪才传到欧洲。现在不同了，一两百年就孕育了一个掌握了大部分西方技术却复兴了本土文化的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急遽膨胀（1980年占世界人口18%，2000年占20%，预计2025将占到30%，而且主要是青年增长极快），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占3.5%），发展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占21.1%）。非西方世界总的发展趋势是经济更多现代化，文化更少西方化。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世界的忧虑和反思。

1918年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谴责把历史简单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线性发展，他认为这只是西方的空洞虚构。汤因比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只是西方“狭隘和傲慢”的错觉。他们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或从属于它，或已消失在荒漠之中（《历史研究》）。许多学者强调“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布罗代尔：《论历史》），但大多数西方人仍然认为西方文明是普世的、最优越的。他们对非西方经济上的复兴怀着恐惧，对西方国家有大批非西方移民，非西方民族也占有最尖端的西方技术的这种“大搅拌”更是无策以对，于是亨廷顿寄希望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第三，亨廷顿认为，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明界定的联盟。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正在聚合，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上，最主要的分裂是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这是亨廷顿最根本的出发点。他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以西方为对手，他们会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对抗西方优势。亨廷顿提出未来将是中国、北朝鲜为一方，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在亨廷顿看来，

克林顿与北朝鲜的协议是“一种有条件投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同意新加坡笞刑责罚美国人是无条件投降。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即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第四，由文明冲突而导致的战争，其特点是：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其原因是：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新兴政治实体的强烈要求等。解决的办法主要依靠“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七、八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中东、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统治，稳定了两个世纪。11世纪末，基督教国家自1095年起发动十字军东征凡7次，多次屠城。1270年以第8次未成而告终。这两种文明都信一神教，排斥另外的神；都用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声称自己的信仰是唯一信仰；都赋有使命感，要说服他人皈依。以下因素加剧了20世纪末两者的冲突：1.人口增长，大量失业，向西方移民；2.殖民地制度瓦解，伊斯兰复兴运动使他们更加建立了信心；3.西方推广其价值体系，干预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冲突，引起穆斯林强烈不满；4.苏联解体使他们失去共同敌人；5.接触混居空前扩大、增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从英国到美国的世界权力转移并未发生霸权战争，这是因为同属一种文化的亲和力.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他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根本对立的。美、中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必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的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战争可能性极小，但不是不可能。亨廷顿看到以西方的“普世文明”来代替多元文化是不可能的。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达沃斯（瑞士）文明，受到社会论坛（西雅图、热拉亚、巴西）的抵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传遍世界，但喝可口可乐照样炸毁美国飞机，美国消费了成百万日本车，也并未日本化，普遍的全球通讯并未形成观点和信仰的趋同，甚至恰恰相反。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造成的根本分裂依然存在，因此不能不维持多元文明。最后的结论：西方始于20世纪初期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会持续数十年，但也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亨廷顿和21世纪的新保守派不同之处就是他看到了“西方的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亨廷顿最害怕的是：“美国正面临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就是移民和他们在理论上的反映”。“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指出：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首先还必需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总之，“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想把美国变得和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进入新世纪，亨廷顿的政治权威其实已经让位于新保守派，但他的文化冲突论仍然有很大影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