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必躬亲”的诸葛亮

“事必躬亲”的诸葛亮

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真可谓大智大能，他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出山辅佐，“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其一手匡扶下，蜀国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最终得与魏、吴鼎足而立。诸葛亮可谓天才的军事谋略家，他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与骄傲。但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诸葛亮也不例外，尤其在他的晚年，按现代领导科学要求，作为一个领导者，更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

蜀国中前期，楚蜀一带有很多优秀人才在刘备政权中服务，但刘备死后有些人未能得到诸葛亮的任用，而没有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魏延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魏延跟随刘备屡建战功，既有同曹操多年作战的实战经验，又很有谋略，是一个很难得的军事人才，刘备很器重他，所以刘备在称汉中王迁成都时，破格提拔他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对更好地发挥他的才干起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刘备的做法是对的。但刘备死后，在诸葛亮苦心经营北伐中，魏延受到了诸葛亮的压制，这主要表现在诸葛亮对魏延出奇兵攻打长安的建议不予理睬，也不让他做先锋。魏延因一再受到压抑，报效无门，不禁发出“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怨言。诸葛亮不用既有实战经验又有谋略的魏延，反而“违众拔谡”，派只会夸夸其谈、缺乏实战经验的马谡当了先锋，结果马谡一遇强敌便慌了手脚，以痛失街亭的失败而告终。

李严在刘备眼中是一个仅次于诸葛亮的人才。刘备死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刘备的用心本来很清楚：让诸葛亮任丞相，在成都辅佐少主刘禅主持政务，让李严屯永安防吴并主管军事。但诸葛亮却把军政大权都抓到自己手中，李严自然很不高兴。他给孟达写信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涤责重，思得良体”，言外之意是：我和诸葛亮都受到刘备重托，虽然和诸葛亮一样负有重大责任，但事情都由诸葛亮做了，我有劲也使不上。遵照刘备遗诏，诸葛亮本应和李严精诚团结，认真考虑如何发挥李严等人的作用，而诸葛亮对李严统帅军事持怀疑态度，并通过孟达表达对李严的不满，导致两人矛盾日益加深。后来诸葛亮以举行第五次北伐为借口，削了李严的兵权，调到汉中负责后勤工作，又因粮食运输问题，把李严贬为平民。后因运粮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管，诸葛亮只好自己管起来，因而使自己陷入繁杂的具体事务而不能自拔。这是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弱点。

诸葛亮的这个弱点充分体现在他的治理方式上。他身兼数职，封武乡侯、益州牧、顾命大臣，还是三军统帅，同时又是制定战略战术的军师，集蜀国军政大权于一身。他谨记刘备临终重托，念念不忘“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为此而“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加之诸葛亮生性谨慎多虑，又受小生产方式影响，小至

校对文书、检查账目、处罚士兵等一切“碎务”，他都亲自裁决、亲自处理、亲自过问，正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寿概括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事无巨细，亮皆专之”。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魏兵坚守不战，旷日持久，蜀兵便有些松懈，违犯军纪的人日渐增多，整顿纪律势在必行。由于诸葛亮平时对下属求全责备，要求太高，无论下属怎样兢兢业业，他都不满意，结果弄得下属都对他“敬而远之”。身边没有“贴心人”，要一级一级依靠众将领管理士兵谈何容易。诸葛亮怕别人不尽忠职守，立了一条“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的制度，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外连东吴、内平南越、整顿武装、工械技巧等都揽在自己身上。

针对诸葛亮的领导方法，曾有人劝他：“治家之道，在于各司其职，如果凡家事主必亲躬，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果然，诸葛亮本人不堪重负，“出师未捷身先死”，累死于五丈原，年仅54岁。诸葛亮一死，蜀国就失去了荫庇，出现了权力断层。于是君臣猜忌，掣肘横生，群龙无首，人心涣散，蜀国二世而亡。

启示：上述案例说明了传统型领导用人艺术的重要性。诸葛亮为历史名相，其事迹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但他在用人方面却差强人意。首先，他没有树立合理的用人理念，事无巨细而必躬亲，错误地将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事”而非“领导人”上。其次，他不能很好地识别人才，弃用魏延而重用马谡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他违背了“任人唯贤”原则，他将与自己有矛盾的李严贬为平民，使蜀国失去了一员可用的大将。诸葛亮在用人艺术方面的欠缺间接地导致了蜀国的“二世而亡”，其历史教训值得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