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经商之道

吕不韦的经商之道

出身于商人世家的吕不韦，自然明白“奇货可居”的道理。而与其他商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野心除了经商赚钱外，还要流芳于世。为了达到这一“宏愿”，吕不韦创造性的将他用于经商的理论用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事后证明，这确实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那究竟是什么生意呢?

投资封建权力要投就投潜力股

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有一天，吕不韦回家向他的父亲讨教如何赚钱：

吕不韦：投资农业能获多少利?

吕父：十倍吧。

吕不韦：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一百倍。

吕不韦：如果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钱?

吕父：无数。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在经商路过赵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子楚。关于这个人的介绍，《史记》中是这么说的：

“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侵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秦庶孽孙，质于诸侯，车骑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居中一子名为子楚，子楚的母亲是夏姬，安国君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子。子楚作为人质留于赵国。秦国数次入侵赵国,赵国便对子楚不甚礼遇。作为楚王庶出的孙子，在诸侯国当人质，出行都没有车骑，居所也很穷困，很不得意。

安国君是当时秦国国君秦昭襄王的二儿子，而子楚是安国君庶出的儿子，吕不韦遇到的就是这个被秦遗忘在他国的秦国王孙。对于这个落难的皇子，吕不韦在感慨帮助之余，也发现了他身上的潜在价值，于是便有了如上他和父亲的对话。

而要挖掘这一价值，他也明白，无疑赌博。

但在“理想”的驱动下，他还是决定赌一把。对于这笔账，他是这样算的，既然投资“封建权力”这门生意，就要投潜力股。

既然决定了，那说做就做。

吕不韦给子楚500金以做日常用度和游说费用，又以500金成功买通现任秦王的正室华阳夫人，让子楚拜其为嫡母。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子楚看上了吕不韦的姬妾，吕为了“大计”，忍痛将此女送给了他。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大儿子也死了，安国君顺位继位，为秦孝文王，子楚为太子。结果安国君继位第三天即暴病身亡，这样子楚便继承了王位，史上为秦庄襄王。作为第一大功臣，吕不韦毫无疑问的被拜为相国，并封文信侯。此时，她献给子楚的姬妾，生的儿子也已经八岁了，他就是嬴政。

卖官一定是坏事?

结果，子楚在王位上待了三年就死了，此时嬴政只有十一岁，秦国真正的主人是吕不韦。故事到这里，吕不韦在政治投机这门生意上已经赚的盆满钵满。但流芳于世的话，似乎还欠缺了什么，毕竟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都能青史留名。对此，吕不韦也很清楚，要想留名，就要解决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还得是只能他来解决，并且是可以对后世有长远有益影响的解决方案。

这说问题，问题就来了。

前面我们说了，商鞅穷兵黩武，把秦国的经济快要搞垮了不说，对于这个心腹大患，东方六国也已经是铁了心要摆平的，数次合纵功秦。而秦国之内，四年内连丧三王，又发生了罕见的蝗灾。“内忧外患”就是吕不韦面临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方可青史留名。

在解决方案的设置上，吕不韦商人的本质再一次凸现。

多年的商政经历，让吕不韦明白人的趋利性，而解决上面那些问题说白了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如果能让所有人感觉自己获利，那人们自然心甘情愿为国家贡献。但怎样能让所有人感觉自己获利?这才是一大难题。为此，他的祖师爷们展示了他们的做法，管仲选择用温和的宏观经济调控和隐蔽的垄断命脉行业手段作为稳定民心和财政创收的手段，获得了成功。商鞅采用严酷的刑罚政策，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机器，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看似空前强大集中，实则是缺乏物质与精神内涵的“虚胖”，色厉内荏而不堪一击。

尽管有前车之鉴，但作为商人的吕不韦终究还是想出了自己的办法，一个将政治变得具有商业特色的办法——卖官。先卖官给有钱之人，然后再用卖官的收入去解决国内经济和蝗灾的问题。

这样的方法一定会被士大夫和卫道士们所不耻，况且人为的设置人才垂直流动障碍，这种腐败长时间来看会给一个国家的人才结构会造成可怕的影响。

但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说过:“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吕不韦当然也知道这种卖官鬻爵的手段会带来的非议和损害，但为解燃眉之急，也顾不得这些了，而事实上这里的官大部分只是爵位，不是所有官都可以用钱来换。而结果，也是各得其所，有钱买爵位的人满足了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而吕不韦有了钱，也可以做接下来他要做的事了。

重农兼末=农业+商业+金融+文化情怀+公共服务员

如果说管仲的改革是“重农重商”，商鞅的是“重农抑商”，那吕不韦则是“重农兼末”。这个“末”中不仅包括商业、金融业，也包括文化业和服务业。但在农耕时代，这些“末业”总体还是要为农业服务的。

在商业改革方面，吕不韦作为商人出身，知道贸易是人们互通有无、维持生活的正常手段。当然不会像商鞅那样禁绝粮食贸易，或者对贸易征收重税。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吕不韦还取消了贸易税。从事商业者也没有劳役，赚钱之后也可以买爵位。所以，在秦国，商人总算是过上了好日子。

金融上，吕不韦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叫“文信钱”。中央铸钱的同时，也允许民间铸钱，重量比重文信钱。

文信钱

有了钱，吕不韦便去三晋地区购买粮食，并设立了“太平仓”。简单地说，“太平仓”就是现在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农业部”：“太平仓”负责官方铸币，也监督民间铸币质量。丰收之年，小农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太平仓”，同管仲收购粮食一样，价格很厚道，在歉收之年，小农可以在“太平仓”借到粮食，利息很低。

至于文化改革，吕不韦没有像商鞅那样，企图将文化禁绝，在他的《吕氏春秋》中讲：“败莫大于愚”——粗鄙的国民是最大的耻辱。吕不韦认为：愚民不用脑子思考，既然能盲从于国君，当然也容易被征服。统一中国，除了有发达的经济，还要有发达的文化，要想文化产业发达，第一要务就是放弃本身就特别愚蠢的愚民政策。

与后世杀人放火的焚书坑儒不一样，吕不韦统一思想的方法是集百家之长，诸家可以在秦国都城咸阳公开辩论，他自己也经常与门人辩论。吕不韦也成为“杂家”的集大成者，通过“假人之长”来“补己之短”。在他的《吕氏春秋》中可以看到，他不仅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民”的独立性，民绝不是“王”的“群氓”，治国必先“德政”、“仁义”、“爱民”;“杂家”又有黄老道家的清净，有道君王必需“虚静以待”，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左右臣下，更不能以个人标准断定忠奸。

最后一项改革是政务方面的，之前说了商鞅认为“国强民弱”国家才能强盛，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一定会出现一批“张牙舞爪”的官僚。与商鞅不同，在吕不韦看来，“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因此，提出了与商截然不同的理论：官府不能与民众对立。实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