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北京人

《北京人》是曹禺先生写的第四部杰作。剧本中的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以及剧作者透过剧情，对于生活所表达的强烈鲜明的爱憎，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挖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只有在《北京人》中，才体现了曹禺“走向契可夫”的宿愿。

在曾家那间曾经煊赫一时、如今已显灰颓的小花厅里，生活被幽囚着。一代人追忆昔日繁华，眼前只能等候死日的来临；另一代人痛心于少年时的错着，无可奈何地缅想那逝去的岁月和残破的梦境；再一代人则不甘心于死气沉沉的禁锢生活，抱着冲向新天地去的企望。可是生活的羁绊，却使这些可怜虫群集在这间小花厅里。难道人们就不想迈出一步去呼吸一下清新空气，享一下人间幸福？不过冲出这一生活的重重障碍却需要无畏的勇气，要明白这一点，却也不是件易事。剧作者真替他们感到气愤，他借学者袁任敢的话，对于这孱弱的一代人，痛加谴责。袁任敢告诉大家“北京人”曾经如何生活，他说：“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对比之下，像小耗子样生活着的人真该愧对祖先！但是剧作者却没有就此失望。让卑怯者烂在土里，霉在屋里，让勇敢者跑出这囚笼似的小花厅走向宽广的生活去。他对生活的信心也感染了我们，因此对曾皓、思懿、江泰、文彩之辈我们无所顾惜，而对文清、愫方、瑞贞、曾霆却寄以无限的同情。

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也是曹禺笔下最美的一位女性形象。曹禺是根据他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是用了全部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他的心灵塑造成的。她是很文静的，这点已融入愫方的性格之中。她不像愫方那样的具有一种坚强的耐性，也没有愫方那么痛苦。但方瑞的个性，是他写愫方的依据，他是把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的形象里，他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没有方瑞，是写不出来愫方的。

曹禺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愫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她是在封建束缚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善良妇女的化身。她温柔、纯洁、真诚、富于同情心，多才多艺、情操高尚、吃苦、耐劳、勇敢、肯于自我牺牲，优美。读完剧本，掩卷抒怀，这些潜台词便源源而出。如果说《北京人》是诗，那么这首诗的灵魂是愫方。作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她的心灵是深深地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和她接触越多，读者越发现，这外表柔弱的女子，“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在她的“异常的缄默”背后，是一个丰富的，博大的精神世界。

愫方的爱是深沉的，是博大而包容的，是欲说还休愁绪满头的爱，她是个在旧礼教里默默承受的孤独者，她像一块海绵，吸尽了生活的苦和累，却不挤出一滴眼泪来博取世人的同情，从某个程度上说，她是坚强并有韧性的，她无私包容的爱着一个也许并不值得她去爱的男人，但她的内心似乎并不是痛苦的，她甘愿为曾文清伺候他的父亲，

照料他的孩子；保管他的字画，喂养他的鸽子，她甚至“连曾文清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这是何其深刻的爱啊！

作者在理性上，在《北京人》中提出并暗示了一组“新人”形象，其中包括反抗性很强的瑞贞，无拘无束的袁圆，脚踏实地的袁任敢，还有并未出场的瑞贞的同学们以及吸引瑞贞投奔光明的革命者。但从感情上说，作者捧出的理想人物是愫方。愫方在生活中的态度很难为现代中国人所苟同。她知恩报恩、守本分、不强取、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她还“以德报怨”“逆来顺受”。后来更在这种自我道德完成中悟出了要“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的人生哲学。所有这些，你都难以加以肯定或否定。你不能不承认，即使你不同意她的生活态度，却不能不赞扬她的善良品质。你自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信念，有着精神追求的女人，尽管她活的痛苦，但她的生命是充实而丰富的。剧作者在第三幕第一景的戏中，含泪把愫方推到理想的峰巅，然后在“天塌了”的情节中使她的幻想破灭。她“出走”了。很显然，“破灭”了的是愫方对封建制度的错误认识，被否定的是愫方性格中的消极因素，而不是“理想”本身。愫方是带着她已升华了的形象出走的！美丽善良的心灵是最容易接近真理的阳光的。愫方终于也觉醒了，而愫方的觉醒，使这样生长在黑暗山谷中的幽兰吐露出沁人心肺的芳香。

曾文清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地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曾文清表象看起来“温文有礼”，“清奇飘逸”，他实在“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懒得要死，成天无所事事。守着家，吃、偷、拿、玩，是废物，典型的废物，像只耗子。曾文清身上也有曹禺大哥的影子。他那位大哥，是学法律的，抽鸦片烟，一辈子什么事也没做成。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所以作为一种没落的贵族文化，他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像曾文清陷入无可救药的怯懦一样，他的无处不在的颓废，沉滞，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曹文清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

他时常“凝视出神“，但早已失去生命欲望，追求，活力，他甚至不会表现出刹那间的生之乐趣；但他对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和失望”了，并且陷入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之中。因此，他“凝视出神”的前方，只是一片空白，沉默背后已空无一物。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瘫痪”者，他的灵魂里，不但失去了精神的追求，而且已经没有了精神的内容。尽管有着如此美丽的躯壳，却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行尸走肉”。这生命的“空洞”才是人的最可怕的堕落。

他想飞出“牢笼”，可又缺乏勇气。他爱愫方，却又无力冲破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只能眼看着爱情被扼杀。他嫉妒袁先生，又无法直

说，正是在这时，忧伤至极点的他也只能像个被抛弃的女人似的哀吟《钗头凤》。在他的性格中，善良与懒懒，温柔和胆怯，贵族的老爷性格与奴隶的屈从性格，在他身上互相冲突，互相渗透，而且互为条件，他的温柔和安静的性格因素，和懒惰性格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温柔既是美的，又是丑的，那是一种“让自己的背脊给别人爬的温柔”。他的整个生活被另一种东西毁坏了，他始终做着别人意志的奴隶。他抽着鸦片烟，从始至终发出几声慷懒的敷衍或是几句小声的不算抗议的抗议。然后再抽着鸦片烟慵懒地死去。作家用诗化的语言精彩而又生动地为人物画了像。懒惰

曹禺在他的男女主人公曾文清和愫芳身上发现了自觉于心灵的隔绝，又渴望心灵的沟通的两个灵魂的接近，这一对“知己”尽管“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然而曹禺终于发现了在这“静默”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愫芳）像真正的“人”那样得活着，她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一个（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躯壳”。但是剧作家却在结尾处表现了理想主义精神，愫芳和文清人生道路有着不同的结局：文清自杀了，愫芳却在经历了精神的轰毁之后走上了新路：到广大的“天涯”去寻找真正的“知己”。这正是：“人”与“生命的躯壳“都到自己应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