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回忆父亲(二则)》

回忆父亲(二则)父亲的抱负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

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

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

但是父亲不同意。

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

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

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

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

他要母亲试编一本。

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一一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

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

乌镇也波及到了。

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

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呜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

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

他喜欢的是数学。

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

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

由浅入深自学起来。

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

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学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账开支;这公账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买书，祖母就会说：家中有那么多书，还要买?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

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

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

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

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问，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

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士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

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

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

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

接着是老三房分家。

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何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1902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

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

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

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

有五、六人。

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

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

父亲还拍了一张六时的半身照相。

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

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父亲的三年之病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贴，也不·见效。

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

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

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

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

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清之故……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圮塘)来给父亲会诊。

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

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

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

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

父亲还是天天起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

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着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

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

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

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

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

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

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

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

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

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

母亲决心请他的六叔(渭卿)来治。

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

母亲坐了船去……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

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

茶点早已摆齐，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起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

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

”父亲等一看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

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一一其实他们心里是怀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稳。

半夜醒来，又吃二服，天亮后醒来居然说肚子饿了。

连服三帖，病已痊愈。

母亲连忙写信，与父亲连名，感谢渭老。

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进来了，随后是宝珠扶着外祖母。

原来外祖母结伴到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和尚。

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庙都访过了，都不知有此和尚。

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诉父亲。

父亲说：果然那和尚云游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捞月了。

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最初，父亲每天还是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房中窗前读书一、二小时，然后又卧。

他那时还是对数学最有兴趣，他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那时新出的谢洪赉编的)，其次是喜欢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又其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

也看那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关了。

这个时候，在乌镇通常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常常下雪。

乌镇一带地区的房屋构造是不保温的，也没有取暖设备，因此显得特别冷。

父亲此时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的丝棉被;他常常支起双腿，躺着看书。

不料腊月既过，天气渐转暖和时，父亲的两条腿不能放平，好像因为长久支起，筋已缩短。

如果别人帮着用力拉，是可以拉平的，但因父亲脸上有痛苦表情，妈妈不忍，就让这样支起。

在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了个愿，让我在阴历七月十五出城隍会时扮一次“犯人”。

这是乌镇当时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药物不灵时，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许愿，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神就会让病人的病好起来。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

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

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

“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周挂着琉璃彩珠，打上灯彩。

“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

出城隍会，照例由一队人马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就是各街坊的“抬阁”和“地戏”，在喧天锣鼓声中慢慢地依次走过。

队伍的中间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轿，里面坐着城隍的木像，面施彩漆，身穿神袍，轿前有“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前呼后拥，十分威风。

但是大轿在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却突然锣鼓息声，抬轿的人要一齐跑步，飞速穿过观前的那一段街道。

这是有名目的，叫做“抢轿”，因为修真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模大样地经过修真观，只能跑步通过。

城隍大轿的后面，又是“抬阁”和“地戏”，最后就是“犯人”的队伍。

“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围一条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是一副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一根带子系牢，挂在“犯人”的脖子上。

整个出会的队伍要在乌镇的四栅(东南西北栅)周游一圈，“犯人”也要跟着兜一周。

祖母让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岁，正是最爱玩耍的年龄，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

不过事后想想，又觉得不上算，因为“犯人”只能跟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见只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围观的人群，实在没有扒在我家老屋临街的窗台上看下面经过的队伍来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连“抢轿”的场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