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优劣

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优劣

2004年07月20日12:25来源：国际在线

中国的汉字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描述性字汇体系，不是西方那种有毫无本义的字母所组成的单词，这样的单词只有经过定义并广为人知之后，才能完成其交流工具职能，相比较而言，西方仅仅具有表音功能的单词其内涵只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是一种典型的“契约文字”。西方单词由没有本义的字母组成，所以能够方便地进行定义，方便地进行推理和演绎，相对容易满足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内涵狭隘和理解的分歧少。而汉字做这样的推演就明显具有问题，比如“心之官则思”其中的“官”字，既可以当作名词性的词汇去理解为“功能”，也可以作为动词去理解为“控制、主宰”，而且都不能说是错了，最好的理解是两者都包含在内，这样才比较全面和具有汉语特有的韵致和美感。

如果考虑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理”，对社会秩序的认同主要来自对自身利益受到关注的体认，那么形式逻辑和数学模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和真理性实际上是转移了对内容和实质的重视，所以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过分注重形式逻辑实际上是为了否认和掩盖事实的逻辑。从来就没有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学术，能够得到人们长久的信赖，并最终帮助了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革命者并非不知道“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问题在于革命者总是被一个个逼上梁山，一种为特定制度进行论证或者辩护的言说，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完整与规范，看起来多么具有真理特征，也永远代替不了事实上的利益争夺和矛盾激化所带来的深刻不认同。在这个方面，中国2000多年来的古圣先贤都重复了差不多的内容，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供发现，孔子时代的人们看到的社会问题和设想的解决方法与路向，始终无法被突破。假如文字真的决定思维，那么汉字就是这样方便地供人们迅速地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和要害，孔夫子时代人们看到和描述的东西，今天仍然还在起作用。

如果要进行“伪装真理”的意识形态学术过程，汉语确实不是不如西方语言合适，但是要描写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中的“伦常日用”，汉字则是非常合适的。按照孔子的说法他自己是“述而不作”，汉字显然也是适合用来“述而不作”的，汉语适合于描述与传递信息，而不适合进行人文领域的“真理”创造过程——论证与推理。西方的意识形态呈工具性的分工发展，今天在美国其财政专家与金融专家都使用各自的专业术语，不能够完全顺利地进行沟通，因此这样文字其基本的功能作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至于说到文明成果的保留和传承，西方的符号文字更是难以望汉语之项背，100年前的英语，非专家根本就不能解读，而2000多年之前的《论语》，笔者今天还是能够比较通达地理解，而且还有所感悟，并且笔者的感悟绝对不受历代注释家的干扰，从这里可以看到汉语是一种民主的文字，而非西方那样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化的“专制文字”。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只要用很少的文字，就能够营造出一个很完整的意境，传达非常完整的人们内心信息，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难以比拟的。汉字容许人们去感悟，也能够方便地传达人们的心志，这是只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语言体系，才能做到的。

仓颉与发明文字

至于说到汉语的不精确，乃是一种肤浅的说辞。汉语用来翻译西方近代的全部自然科学的先行著作，从来没有出现什么误解和不足，中国的科学家使用汉语进行思考和交流，也从来没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而且汉语的方便性还在于即使是不同的学科，人们也能够非常方便地相互交流，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老记者要完整记载一场心脏病手术，并传达有用的信息给医生的同行们，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医生自己动手写文章。在汉语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汉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语言，也是交流与传承功能非常强大的语言。对于那些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而言，怨言主要在于不利于少数人的职业利益，不方便他们垄断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或者叙述权利，中国人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网络辩论，而且许多东西从生活中来，明显比所谓的专家和智囊更加切合问题的要害，这使得他们感到一定的威胁——要是汉语有英语那样方便进行话语权垄断就好了！所以说汉语不精确，难以适应形式逻辑的应用是胡说九道，实际上是汉语不方便进行意识形态或者话语权垄断，明显地妨碍了所谓的“人文学者”们的职业利益最大化。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从五四以后，由于阶层对立的长期尖锐存在，确实感到说服大众不可能，因说服有困难就想要采取压服手段，通过工具措施来把多数人排斥到对话的圈子之外去。对汉字长期进行贬低的主要根源就在这里，这个所谓的“不精确”或者理解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因为知识精英群体无法方便地把不同的见解和对立的主张，从汉语学术圈子里完全排斥出去的结果。其实就算是把汉语消灭以英语代之，在中国因为社会阶层分裂带来的意识形态分裂依然会存在，互不服气和买帐的情形一样不会消失。从汉语在自然科学的表达上看，凡是不涉及社会阶层的利益划分与立场的歧异，汉字就不存在所谓的“不精确”问题了。

中国人只要学会6000个汉字，大概毕生就不会遇到多少生字了。而西方的大学毕业生，在5-10年之后，其掌握的词汇量常常要翻两番，达到8-10万个，才能在专业领域跟上形势。毛泽东选集四卷有66万多字，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背景与现实之后，再全面阐述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政策策略问题，使用的全部单字只有2981个！汉字虽然数量很大，《汉语大字典》共收单字56000个。但是，实际通用的汉字并不很多。根据专家统计，3500个常用字就覆盖了现代出版物用字的99.48%。也是因为汉字传载信息的作用特别强大，所以厚厚的番邦原著翻译过来之后，就只剩下薄薄的一本了。大概美国出版业要使用3000万吨纸张，

才能与中国使用1000万吨纸张发布的信息量相当（如果使用文言文的话，估计只需要300-400万吨纸张），所以汉字是一种节省资源的环保型文字。

至于汉字在入门阶段，在学习和书写方面相对要难度大一些，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完成了识字过程之后就可以受用终生，这样的努力和投入过程并非不值得。而英语在字汇上都是非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可的。想想看，小孩子不学习干什么，难学的书写，正好可以磨练和砥砺其意志和性情，这本来就应该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训练内容。中国历代都有在书法上下死工夫，以修身养性为乐的人，看起来学习除了在困难之外还是有乐趣的，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文字起源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就比较成熟了，后来又在上千年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修正和完善，是经过了许多人的长时间的协商与磨合过程，是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并与多数人的生活过程相适应的结果，所以汉字具备特别强大的描述功能，其基础在于文字产生过程中很好地适应了多数人在生活与生产中进行表达与传递的需要。而番邦文字基本上是少数人闭门造车的成果，是一种独裁的文字，而且是使用过程中，有话语权的人又随时任意更改，完全没有多数人参与的机会，是一种封建专制和贵族式的文字。而且因为职业利益和个人方便，不同的学术圈子又任意使用定义方式，更改文字的内涵与外延，更多地体现了为了少数人行文表述方便，因而妨碍了文字的表述与交流功能。与汉字相比，番邦文字更多地照顾了少数人的职业利益需要，更少兼容对社会现实的适应与调整。

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为西方社会多数人所信奉所接受，实际上在于西方社会的物质财富相对富裕，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瓦解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结果在表述上就没有了对立和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有了多数人接受同一种意识形态表述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繁荣。而中国就因为社会财富短缺，精英阶层总是想要依托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走极端，而工人农民总是对他们的说法不买帐。最大的分歧就体现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知识精英拼命妖魔化毛泽东，而工人农民则更加深切地怀念他，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叙述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分裂，根源乃在于物质利益分配上的互不兼容和排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争论，也许体现在语汇使用和理解的歧异上，也许体现在文人相轻上，也许体现在适应中国的人文学科体系与框架尚未完成建设过程上，但是根本问题和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社会认同不存在，阶层对立很深刻。换句话说，就是在社会科学上的广泛而深刻的分歧，是来自人们的心中，而不是来自人们使用的语言工具上；是因为人们的立场和主张相互对立，而不是说法欠妥。按照庄子的说法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比如在网上作者一向反对精英主义，推崇毛泽东，那些反驳作者的人就硬说作者是要反精英，还振振有辞地追问毛泽东是不是精英。其实并非什么理解上的错误，也不是阅读与把握上的歧异，因为作者多次非常清楚阐述我是要反对精英主义的，并且把精英主义定义为“利用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与生存条件，激化社会矛盾有引发革命的危险”，但是如此鲜明的说法怎么可能还有误解呢？所谓的误解实际上是观点与立场的差距带来的，这些反驳我的人，并非不理解我说的东西，而是他们更愿意说“只有把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到底精英主义制度实际上给中国带来的是发展还是倒退，作者倒是愿意与这些人进行认真的讨论，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他们说精英主义带来了西方的富裕发达，作者也愿意和这些人认真讨论西方发达是不是精英主义制度带来，也没有人愿意来认真讨论；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需要的精英主义制度，以及为精英主义制度辩护的所谓“普世价值”，至

于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成效到底如何，这显然不是他们有兴趣讨论的。所以汉语不是不能用来讨论问题，而是问题太过于尖锐无法放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