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pdf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

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

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

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

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

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

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

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

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

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

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

“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

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

《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

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

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

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

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

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

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

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

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

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

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

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

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

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

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

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

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

“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

马曰：‘然’。

祝则欣然捉笔。

”[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

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

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

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

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

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

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

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

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

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

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

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

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

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

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

“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

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

鄢陵人戴廷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

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

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

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

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

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

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

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

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

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

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

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

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

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

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

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

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

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

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

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

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

结果，许翁之钱罄矣。

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

”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

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

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

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

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

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

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

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

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

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

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

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

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

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

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

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

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

《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

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

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

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

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

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