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的道德象征意义

<div class="article_tit"> “乐”的道德象征意义 </div> <span>作者&nbsp;:&nbsp; 赖萱萱</span> <p> 摘要：《乐记》所言之“乐”并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形式。

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道德象征功能的文化形态。

“乐”作为道德的象征载体，可以对个体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

正因这种道德内核，“乐”的价值得以提升，成为一种造就完善人格的重要修养途径；同时电备受君主、圣贤的推崇，被视作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手段。

<br/> 关键词：《乐记》；道德象征；乐；德；个体人格；社会人伦 <br/>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5－0107－04 <br/> <br/> 《乐记》是先秦儒家遗留下来的关于音乐和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与总结性著作。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乐记》的研究甚多，在作者与成书年代、哲学思想体系、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教化等方面有了深入挖掘，但关于“乐”的道德象征功能及其意义则较少有人进行详细的论述。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乐记》及相关文献，以期阐明“乐”作为道德象征载体，对个体人格完善与社会人伦和谐所起的重要作用。

<br/> <br/> 一、“乐”象征“德” <br/> <br/>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象征”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传述手段。

可以说，自《周易》开创“象思维”以来，象征成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要表达方式。

如王夫之云：“乃盈天下而皆象矣。

《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

而《易》统会其理。

”王夫之认为备受古代仁人圣贤推崇的“六经”莫不以“象”明义，其中《周易》更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理论纲要。

我们注意到，《乐记》在论述乐的功能时多采用象征这种思想传述方式，比如：“乐者，所以象德也”(《乐施篇》)、“乐章德”(《乐象篇》)、“乐者，德之华也”(《乐象篇》)等，通过“乐”的表象传述着人格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

可见，“乐”决非仅是一种艺术形态，而是暗含着道德意蕴、彰显着道德功能的象征符号。

以下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乐”与“德”的密切联系。

<br/> 其一，“德上艺下”的审美传统。

从审美伦理学角度看，“乐”与“德”体现为美与善的范畴。

陈望衡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善与美的统一，美不美，其前提是善不善。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乐”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富有“德”的特质。

孔子在论及《昭》时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谓《武》时则遗憾道：“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原因在于孔子认为《昭》是赞扬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体现了“德”；而《武》是歌颂武王讨伐商纣，有宣扬征伐之义，虽为正义之战，但依孔子之意，它是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的。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强调人如果不仁不义，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没有仁义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礼乐背后之“德”的。

<br/> 《乐记》总结并发挥了儒家“德上艺下”思想，提出：“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

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乐情篇》)所谓的黄钟、大吕是律名，干、扬皆为舞具。

乐律、弹瑟唱歌、手执干扬而舞等外在形式，仅作播扬乐声之用，故日“乐之末节”，因此让儿童来表演舞蹈，让只晓声诗的乐师，面朝北面弹瑟歌唱；而“德成”之人君，因以道德成就的而能居于上位，此即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礼记-儒行》也指出“歌乐者，仁之和也”，歌舞音乐的和谐悦耳是因为有“仁”这一道德意义。

“歌乐”的形式是服从于仁义道德之内容的。

由上可知，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中，音乐承载的伦理意义远高于其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

<br/> 其二，“德”是古代乐教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音乐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使民众在音乐的濡染中完善自我，友善他人。

而乐教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正得益于“德”这一重要内核。

最早记载乐教的《尚书?舜典》中提到舜帝命乐官夔作乐，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乐”的道德核心作用，促使“胄子”们具备“直而温，宽而栗，刚而不虐，简而无傲”的品行，使情感、行为平和而适度，形成良好人格。

《周礼?春官?宗伯》在记录古代音乐教育制度中，更是将“德”的重要性展现出来：<br/>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 <br/> 诵，言，语。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大武》……大合乐以致鬼神抵，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br/> 由上可知，承担乐教的教育者必须是“有道者、有德者”，教育的内容是“乐德”、“乐语”、“乐舞”。

其中“乐德”――中，和，祗，庸，孝，友这些具体的德目是其教育的核心，是培育品德高尚的理想继承者的理论依据；“乐语”、“乐舞”则是以语言手法、艺术形式将“乐德”表现出来，目的是“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因此，在古代的音乐教育中无论是教育者、教学理论抑或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都与“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br/> 孔子尤为重视乐教的道德内容，《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

”推崇《韶》、《舞》，舍弃郑声，孔子的根据就是音乐是否具有道德意义，因为他主张的“乐”是融透了“仁”的音乐，是艺术与道德在最高境界的自然融和。

通过“乐”的传播，道德以情绪的方式流出。

徐复观先生指出：“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在艺术的熏陶中，实现崇高的道德人生，这也许就是孔子将“成于乐”视为最高修养境界的缘故吧! <br/> <br/> 二、“乐”的道德象征对个体人格完善的意义<br/> <br/>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乐”具有象征“德”的功能。

从个体修养的角度看，通过象征，“乐”确立了个体人格完善的坚定信念，并昭示了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

据笔者统计，《乐记》中“君子”一词出现频率较高，达15次之多。

这些“君子”精通礼乐文化，并善于利用礼乐以提升自身人格修养，达至“反情以和其志”的境界。

<br/> 首先，“乐”是君子完善人格的象征。

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他应是品德高尚，又要精通“六艺”，德才兼备之人，即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在《乐本篇》中，我们看到了“乐”对于成为君子的重要性： <br/> 乐者，通伦理者也。

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

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

唯君子为能知乐。

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德者，得也。

<br/> 如上所言，其一，懂不懂得欣赏“乐”是“众庶”与“君子”之问的区别：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唯君子为能知乐”。

一般人只会沉醉于“音”的听觉享受，唯有具备道德修养的君子才能领略“乐”的内在韵味。

其二，由于“乐通伦理”，“君子”“审音”进而懂得伦理政治，具有治国之素质。

其三，君子懂得了“乐”就“几于知礼”，于是就能“礼乐皆得”，而礼乐皆得到了，就是“有德”之人。

孔子在谈论射礼时亦谓：“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

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礼记?射义》)也就是说，只有贤者才懂得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发而射中靶心。

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那他怎能射中?《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音初》亦谓：“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

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

”由此可见，能否听懂“乐”成了评判一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标准。

<br/> 在《乐记》的语境中，上古时期的帝王将相，德高望重、功业显赫，属“君子”之列。

只有这些具备崇高道德操守的君子才能获得“乐”的歌颂与赞扬。

《乐施篇》曰：“《大章》，章之也。

《咸池》，备矣。

《韶》，继也。

《夏》，大也。

殷、周之乐尽矣。

”《大章》是用来表彰尧的德行的。

《咸池》是用来歌颂黄帝的德行完备的。

《韶》是用来颂扬舜能继承尧的德政的。

《夏》是用来赞美禹的行政发扬光大的。

殷周两代的乐都是赞扬能够尽到人为的努力。

由是可知，君子不仅懂“乐”，还成为“乐”歌颂的对象，“乐”成了象征君子人格境界的符号。

<br/> 其次，礼乐修养是塑造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

《乐化篇》中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

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能使人的内心十分平和，礼能使人的外貌十分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貌恭顺则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

“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亦指出：“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而“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

(《中论?艺纪》)这里的“艺”主要指礼乐。

礼乐虽是“德之枝叶”，但德行的修养又必须以礼乐为途径。

礼使行为面貌表现得文饰有度，乐能化育人的内在情感。

《乐化篇》将礼乐之人格修养功能阐释得清晰透彻：“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

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

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

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

”可见，“乐”之修养以“治心”，“礼”之躬行显“庄敬”，礼与乐里应外合，相辅相成。

但从以上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先贤们似乎更重视“乐”的内在修养，“乐”能“至于天且神”，而礼却不能。

陈来先生指出：“用伦理学的话来说，礼之性质与功能是使人得以‘他律’，而乐的性质和功能是使人得以‘自律’。

”梁漱溟先生对此也有一段论述：“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

必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

”因此，在礼一乐结构中突出“乐”的意义是不无道理的。

“乐”能促使“他律”上升为“自律”，通过内在道德情感的激发，使外在礼的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