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演讲人：张中宇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演讲时间：2016年5月作者：张中宇《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5日11版）●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

“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

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

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

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

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

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

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

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

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

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

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

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

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

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

”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

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

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

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

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

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

“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

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

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

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

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

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

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

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

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

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

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

《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

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

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

这里略举一例。

《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

”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

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隘。

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

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

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

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

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

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

这些冰一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

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

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

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

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

《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

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

《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

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

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

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

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