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禹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

刘大禹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

(1932-1935)

——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作者简介：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原文出处：《民国档案》(南京)2008年第2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1931年12月26日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处于虚职，孙科出掌行政院。1932年初，蒋与汪联手，逼孙科下台，达成了权力分配，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与行

政院院长，掌理党、政大权；蒋介石出任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理军权。这种军政分立制度应当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进步，有利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界和知识界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1935年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采取了军政结合的集权政治方式。①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媒体对政治制度的评论与建言。1932年后，新创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时代公论》、《外交评论》、《日本评论》、《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杂志》、《东北月刊》、《独立评论》、《外交月报》、《外交周刊》、《申报月刊》、《军国民杂志》、《大众生活》、《行政效率》、《政治月刊》、《政衡》等均系于此期间问世。今人对上述刊物的研究，阐述北方学人所创的《独立评论》的政治观点的文章并不少见，②也有学者对其他关于民间或半官方所创刊物的主张进行了考察，③对以中央大学教授所创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本文试以《时代公论》的创刊及政治主张为例，并兼及其他，考察其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本文目的不在于考察集权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对集权政治本身的评价，而在于分析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舆论支持，并分析舆论支持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一、《时代公论》的创刊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8年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了党置于政府之上的五院制政治体制。中原大战以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加强国府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当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试图通过政治革新，进行全面集权，以加强国民政府与行政院的权力。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第一次全面集权的步伐受阻。蒋在各派反对势力的集体攻击下被迫下野，国内政治纷争加剧，孙科出掌行政院。为拯救国难与避免政治纷争，国民党政府体制内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针对训政阶段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之类的政治主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科辞行政院院长职，出任立法院院长。孙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主张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虽然孙科有借实行宪政名义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但孙氏的政治呼声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热情，也加速了知识界通过举办刊物自由表达政治观感热潮的形成。

伴随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④，1932年4月1日，以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一批学人创办了《时代公

论》杂志，杨公达任主编（后由阮毅成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时代公论》杂志社的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⑤。五个月之后，张氏辞去了《时代公论》总发行人的职务。《时代公论》为周刊，除政论文章外，还刊登“时事述评”、“读者论坛”及“通讯”，也出版专刊。如第25号作为“九一八国耻纪念专刊”，第33号作为“抗日方案征文专号”，第40、41号作为“新年特大号”，第65、66号作为“宪法问题专号”，第92、93号作为“新年号”。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有206人在该刊上发表政论性文章842篇。⑥主要撰稿人如下表。（见表1）

以上22位主要撰稿人共发表文章395篇，占总篇数的46.9%。上述人员中大多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政论水准较高，具有现代政治知识背景与追随国际潮流的可能性。在撰稿人中，杨公达所撰文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除“时事述评”外，杨共写了63篇，从该刊的第1号到48号，即发表了27篇政论性文章。⑦

如果进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央大学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干人员外，尚有程绍德（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人口学教授）、曹翼远（教育学教授）、何浩若（哲学教授）、缪凤林（史学教授，历史系

主任）、向达（历史系教授）、汪辟疆（中文系教授）等。第二类是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东南学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过，如徐悲鸿（艺术家）、陶希圣（思想家）、王礼锡（诗人）、刘运筹（原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经济专家）、陈茹玄（法律专家，参加了五五宪草的起草工作）、陈长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立法委员）、卫挺生（财政专家、立法委员）、彭年鹤（司法专家）、李成谟（教育专家）、周谷城（史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梅汝璈（法官，后来参加了东京审判）、马寅初（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第三类是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政论家，如吴昆吾（司法院参事）、吴铁城（政府要员）、陶履谦（内政部官员）、师连舫（内政部科长）、吴颂皋（内政部官员）、林桂圃（国民党理论家）、雷震（著名政论家）、冼荣熙（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员）、田炯锦（监察委员）、邓深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校训练教官）、彭学沛（代理内政部长）、朱家骅（政府要员）、成天放（国民党理论家）、管欧（内政部科长）等。可以认为，以《时代公论》聚集的学人，是一个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囊括了诸多东南学人、范围较广的学术团体。

《时代公论》办刊的宗旨非常明确，杨公达在“休刊的话”中谈到：“愿我们读者不要完全忘记了我们三年来的主张：于党要求恢复总理制，于国要求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