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客孟尝君 译文译文译文!!

《冯谖客孟尝君》

译文：

齐国有位名叫冯谖的人，家境贫困，难以养活自己，托人嘱托孟尝君，愿意到孟尝君的门下做食客。孟尝君问：“先生有什么爱好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先生有什么才干吗？”回答说：“没什么才干。”孟尝君笑着接受了他，说道：“好吧。”手下的人因为孟尝君看不起冯谖，给他吃粗茶淡饭。

过了不久，冯谖靠着柱子弹着他的佩剑，唱道：“长铗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手下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比照中等食客。”又过了不久，冯谖又靠着柱子，弹着剑唱道：“长铗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左右的人都笑他，又把这话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车驾，比照上等的门客。”于是冯谖坐着车子，举起宝剑去拜访他的朋友，并且说道：“孟尝君尊我为上等门客！”后来又过了些时，冯谖又弹起他的剑唱道：“长铗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在这儿无法养家。”左右的人都很讨厌他，认为他贪心不足。孟尝君（知道后）问：“冯先生有亲人吗？”回答说：“有位老母。”孟尝君就派人供给冯谖母亲吃的和用的，不使她感到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冯谖就不再弹唱了。

后来，孟尝君张贴公告，询问他门下的众多食客：“谁熟习会计，能替我到薛地收债？”冯谖（在公告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说“能”。孟尝君（见了名字）感到很惊奇，问：“这是谁呀？”左右的人说：“就是唱那‘长铗归来’的人。”孟尝君笑道：“这位客人果真有才能，我对不住他，还不曾见过呢！”（他立即派人）请冯谖来相见，当面赔礼道：“我被琐事搞得精疲力竭，被忧虑搅得心烦意乱，我生性懦弱，笨拙无能，整天埋在国家大事之中，怠慢了您。先生并不见怪，竟愿意到薛地为我收债吗？”冯谖回答道：“愿意去。”于是套好车马，整治行装，载上契约票据动身了。辞行的时候冯谖问：“债收完了，用它买什么回来？”孟尝君说：“您就看我家里缺什么吧。”

冯谖赶着车到了薛地，让办事员召集应该偿还债务的百姓，都来核对契据。债券核对完毕，（他）站起来，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赏赐给百姓，借此把债券烧掉。百姓都高呼“万岁”。

冯谖赶着车，直奔齐都，清晨就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对冯谖回得如此迅速感

到奇怪，立即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去见他，问道：“债都收完了吗？回来得这么快？”冯谖说：“收完了。”“买什么回来了？”冯谖回答道：“您曾说‘看我家缺什么’，我私下考虑您宫中积满珍珠宝贝，外面狗马满圈，堂下走廊里站满了美女，您家里所缺的只不过是‘仁义’罢了，所以我用债款为您买了‘仁义’。”孟尝君道：“买仁义是怎么回事？”冯谖道：“现在您不过有块小小的薛地，不抚爱百姓，视民如子，而趁机用商贾之道取利于民，（我）私下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赏赐给百姓，趁机烧掉了契据，百姓欢呼‘万岁’，这就是我用来为您买义的方式啊。”孟尝君听后很不高兴，说：“嗯，先生，算了吧。”

过了一年，齐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当作我的臣子。”孟尝君前往他的封地薛地。还差百里未到，薛地的人民扶老携幼，都在路旁迎接孟尝君到来。孟尝君见此情景，回头看着冯谖说：“您为我买的‘义’，今天才见到了。”冯谖说：“狡猾机灵的兔子有三个洞才能免遭死患，现在您只有一个洞窟，还不能高枕无忧，请让我再去为您凿两个洞窟吧。”孟尝君给（他）五十辆车子，五百斤黄金，冯谖向西游说到了魏国，他对惠王说：“现在齐国放逐他的大臣孟尝君到诸侯国去，诸侯先迎接他的，就可国家富庶兵力强盛。”于是惠王空出来相位，把原来的相国调为上将军，并派使者带着千斤黄金，百辆车子去聘请孟尝君。冯谖先赶车回去，告诫孟尝君说：“黄金千斤，这是很重的聘礼了；百辆车子，这是显贵的使臣了。齐国君臣大概听说这事了吧。”魏国的使臣往返了三次，孟尝君坚决推辞而不去魏国。

齐王听到这件事，君臣十分惊恐，派太傅拿着千斤黄金，驾着两辆四匹马拉的绘有文采的车子，带上一把佩剑，并向孟尝君致书谢罪说：“我不审慎，遭到祖宗降下的灾祸，又被身边阿谀逢迎的臣下包围，得罪了您。我是不值得您帮助的，希望您顾念齐国先王的宗庙，姑且回国都来治理国事吧。”冯谖又告诫孟尝君说：“希望（你）请求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宗庙建成后，冯谖回报孟尝君：“现在三个洞窟已经营造好，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孟尝君在齐当了几十年相国，没有遭到丝毫祸患，这都是冯谖的计谋啊！

【简析】

本文记叙冯谖为巩固孟尝君的政治地位而进行的种种政治外交活动(焚券市义，谋复相位，在薛建立宗庙)，表现冯谖的政治识见和多方面的才能，反映出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和齐、魏等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冯谖善于利用矛盾以解决矛盾。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是基于士为知己者用的观念。他为孟尝君焚券市义，说明他认识到争取民心对巩固贵族统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民本思想的反映。就这一点说，冯谖可算是策士中的佼佼者。他游说梁惠王，口上说如果梁迎孟尝君，将使梁“富而兵强”，实际却是为了使孟尝君能在齐恢复相位。这种权谋欺诈的作法，又反映出冯谖具有当时策士的共同特点。

本文写法方面的特点主要是：

一、运用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刻画出冯谖的策士形象。开头从反面写冯谖被人认为是个无能的人，初到孟尝君门下做食客，受到“食以草具”的待遇。他三次弹铗而歌，再三提出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他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平凡的气概。这时的冯谖，是所谓“才美不外见”。到孟尝君征求门下食客有谁能为他去薛收债时，冯谖却“署曰：‘能’”，孟尝君对他，由最初的“贱之”变为“怪之”，并且笑着说：“客果有能也”，态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道曲折。冯谖在薛以特殊方式为孟尝君收债和回齐复命的情况，反映他有胆有识，处事果敢迅速，为“能”字住入了具体内容。但当孟尝君知道冯谖如何收债、如何为他“市义”时，心里却“不悦”了。这又是一道曲折。直到一年后，孟尝君“就国于薛”时，才认识到冯谖为他“市义”的意义，因而由衷称赞冯谖。这又是一道曲折。在孟尝君陶醉于“市义”所取得的成就时，冯谖却提醒他“未能高枕而卧”，主动提出“为君复凿二窟”的任务，利用齐与魏的矛盾解决了齐王与孟尝君的矛盾，为巩固孟尝君的政治地位创造了足够的条件。这又是一道曲折。通过上述曲折的情节，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出冯谖的政治识见和长于计谋的才能。文中的细节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如冯谖去薛收债时，先问孟尝君“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答以“视吾家所寡有者”，看来这一回答是冯谖早已预料到的。他焚券市义，与孟尝君的要求毫不相关，但在回齐复命时，他抓住孟尝君的这句话，分析孟尝君家所寡有者是义。这样，为孟尝君“市义”，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孟尝君

“视吾家所寡有者”的要求，在孟尝君尚未认识到“市义”的作用时，也无法责备他。这也表现出冯谖这个策士的智慧和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特点。

二、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有关人物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如对冯谖的三次弹铗而歌，孟尝君的左右由无所爱憎到“皆笑之”，以至“皆恶之”，孟尝君却一一满足了冯谖的要求。两相对照，反映出孟尝君乐于养士的特点和左右的势利、无知，而“弹铗而歌”本身，又是冯谖对“贱之”“食以草具”的待遇的不平之鸣。又如冯谖对孟尝君说明了焚券市义的理由和情况，孟尝君反而“不悦”。两相对照，反映出冯谖的政治远见和孟尝君识见的低下。又如孟尝君对冯谖，由最初的“笑而受之”，到“怪之”，到“请而见之”，到“不悦”，到称赞，到最后的完全信赖，前后对照，不仅反映出孟尝君了解、认识冯谖的曲折过程，更重要的是使冯谖的聪明才智，随着事态的发展逐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冯谖这个策士的形象显得完整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字词句基础知识举要】

①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②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孟尝君：“食之，比门下之客。”

③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

这三组句子里的“食”，用法各不相同。第一组：“食”读shí，动词，“吃饭”的意思，这是常见的用法。第二组，“食”读sì，“给……吃”的意思，“食之”就是“给他(鱼)吃”。“食以草具”就是把粗劣的饭菜给他吃”，“食”后省代词宾语“之”。“食”的这种用法，有人视为“使动用法”，有人称之为“供动用法”。第三组，“食”用为名词，读shí。意思是“食物”、“吃的东西”。

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

这里要注意“为之驾”。这是为动双宾语。“为”，动词，这里是“准备”的意思。“为之”是为动关系，意谓给他准备。“为驾”是一般的动宾关系，准

备车马。合起来就是“给他准备车马”，全句译出来是：给他准备车马，比照门下有车坐的食客的待遇。

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

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

这两句中“高”和“虚”都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高枕”，使枕头高。“虚上位”，使上位空着。这里可注意使动词的译法。使动词除了按“使宾语怎样”这个公式翻译外，还有别的译法。如“高枕”可译成“垫高枕头”，即补出另一有关的动词“垫”，而把使动词“高”作为结果补语译出。“虚上位”可译为“把上位空出来”，现代汉语里的介词“把”含有“使”的意思。

“孟尝君客我”之类

本文中意动用法的例句很多，列举于下，可以通过这些例句掌握意动关系的各种译法。

①孟尝君客我。——客我；把我当上客对待。

②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贱之：认为他贱，即轻视他。

③孟尝君怪之。——怪之：对他感到奇怪。

④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不羞：不(把我对您的简慢)当作耻辱。“羞”后省宾语“之”。

⑤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怪其疾：对他回来得这么快感到奇怪。

⑥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子其民：把那里的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女。

左右以告。

责毕收，以何市而反？

窃以为君市义。

上边三句中介词“以”都省略了宾语。“以告”就是“以之告”，把冯谖弹剑而歌的(事)告诉孟尝君。“以何市而反”就是“以之何市而反”，用(它)买些什么回来。“窃以为君市义”就是“窃以(之)为君市义”，我私下用(债款)替您买了义。

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

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

这两句，定语都置于中心词之后。“诸民当偿者”即“当偿之诸民”，“诸侯先迎之者”即“先迎之之诸侯”。定语后置时，一定要写成“者”字短语的形式。如“当偿之诸民”，定语在中心词之前，不用“者”；移到中心词后边，就得写成“诸民当偿者”。定语后置时，有时还在中心词与后置定语之间加个结构助词“之”，如《石钟山记》中“石之铿然有声音”，便是这样。

【赏析一】

从《冯谖客孟尝君》也不难看出，冯谖作为一个普通的门客，渐渐得到孟尝君的重视和厚待，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社会“重士”的风气兴盛。后来孟尝君叫他去收债，冯谖却召集百姓毁掉债券，回来就跟孟尝君说为他买了“义”。后来孟尝君真的感到为他买了“义”，以民为本方能得到民心。也正是“重士”和“以民为本”让孟尝君安稳地做了几十年的相国。

一、战国“重士”的时代风气

孟尝君利用丰厚的财产招贤纳士,在诸侯之间享有重士、爱士、养士、用士的盛赞。他热情好客,平等待人,不分贵贱、国别。当然孟尝君的门客并非全是鸡呜狗盗之徒，也确有富于政治远见和才能的人。冯谖就是其中的一个。孟尝君把冯谖安排在三等门客里，给予普通食客的待遇，吃粗茶谈饭。过了十几天，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带来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总管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就给他鱼吃吧，给他二等门客的待遇。”过了一段时间，冯谖仍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又

给了他车子，给他一等门客的待遇。这就是“重士”的经典表现！

当时，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诸侯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有“重士”的社会现象，比如齐桓公设庭燎招士。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士的阶层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统治才能，其中不乏济世安邦的人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招揽到天下的人才，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招士养士。

到了战国，“重士”风气更是兴盛。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不吝珍珠重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各国贤士也宾随而至，养士多达几千人。其中齐国的孟尝君养士最为著名。孟尝君继承父业后，就大兴土木，修盖房子，招待天下豪杰。只要投奔他的，他全者收留。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当时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比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1]于是，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稷下学士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能真实地反映了战国纵横家之世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要数《战国策》了，其从天子公卿诸侯君臣转换到新兴的知识阶层──“士”身上来，把战国策士赤裸裸的反叛传统、追求功名富贵和竞争奋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整个战国时代，是“士”人纵横驰骋于政治舞台的时代。据《战国策齐策》记载：燕国攻打齐国，险些灭亡齐国。闵王出逃被杀。田单力挽狂澜，据守即墨城，反击燕军，收复失地，后来拥立太子庸为襄王，田单自己做了相国。《战国策齐策》还记载：貂勃常诽谤田单是小人。田单却把他举荐给齐襄王，俩人成了莫逆之交。这就是“襄王尊田单”的故事，“重士”的风气可想而知。由于当时“重士”风气兴盛，社会流行还“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士能如此，不失为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只能是知与被知、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

《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讲到，后来冯谖为孟尝君追债，反而把从百姓收集起来的债券销毁掉，回来就跟孟尝君说：“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啊！”孟尝君听了，虽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很不满意。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说：“先生，你算了吧。”过了一年，齐闵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又听信了一些谗言，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候，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大都离开了他，只有冯谖等少数人跟着他。他们一起跟着孟尝君驱车往薛地走去，当他们走到离薛城还有100多里路的时候，只见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他们。孟尝君看到这动人的场面，连忙回过头来对身后的冯谖说：“这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啊！我今日才见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经典表现！

以民为本，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从历史的发展看，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萌生于西周，勃起于春秋战国，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周公、管子、老子、孔子、荀子、墨子等都先后有过不同论述，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的卓越见解和轻刑薄税、制民以产、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具体措施，把传统重民思想推向高峰。

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管子十分重视和肯定人的价值，主张“十年树木，终身树人”。管子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比起粮食、树木这些有用之物来，人的价值最

高；不重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以人为“本”，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残而国亡”[2]。因而要求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谋求生存的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只有做到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顺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实现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

“以民为本”这一强音在战国时期的大改革家商鞅那里找到了雄劲的音符，“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荀子的《富国篇》则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保证人民丰衣足食为目的，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整套方针和方法。主张富国要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3]，强调“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4]。

孟子则强调仁政管理，其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则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5]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强调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了浓厚的人本论的色彩。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的超俗品格。

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首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的辉煌命题，将“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的象征－－社稷和君主的地位之上。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主张实施仁政，反复强调社会的管理者要“轻刑薄税，制民以产”。[8]他反对残酷的剥夺、不义的征讨，抨击“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的极端利已主义。

也正因为这样的风气，战国历代开明君主、有识之士都把爱民、利民作为治国之道。民心向背，决定兴亡。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

水能推舟，也能覆舟。也正如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就要求人与人的和谐：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都肯定我与他人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从《冯谖客孟尝君》，我们也不难看出，“重士”和“以民为本”已经风魔整个战国时期，同时也正因为这两个时代风气，各个诸侯国迎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国泰民安。“尊重知识分子”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赏析二】

《冯谖客孟尝君》见于《战国策·齐策四》，篇名或取首句作《齐人有冯谖者》。本文集中笔力写人，说理的成分很少。冯谖属于策士而不是纵横家，他只是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并没有朝秦暮楚，从事合纵连横。为孟尝君保住相位，筑就“狡兔三窟”，没有什么重大的社会意义。然而冯谖市义的创举，反映出他出身贫贱，理解百姓的需要，客观上也为薛邑的百姓带来了一次实在的利益，又何尝不是对达官贵人的一种启示？

本文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写人技巧的成熟。始写冯谖“贫贱不能自存”，“寄食于门下”，显得很可怜；次写冯谖弹剑弹铗弹剑铗，要鱼要车要养家，贪欲甚多，显得可嫌；次写孟尝君出榜招会计，冯谖署名称“能”，但觉可笑；冯谖问“何市而返”，复觉可疑；冯谖矫命烧券，窃为市义，孟尝君不悦，殊觉可恨。前半篇抑之又抑，无须再抑。而所谓“市义”，已为后文埋下伏笔。孟尝君失去相位，下野就国于薛，薛邑百姓扶老携幼，迎君终日。孟尝君此时看到“义”之所在，顿觉冯谖之可敬可佩。冯谖西游于梁，游说梁王虚位以待孟尝君，迫使齐湣王致歉，恢复孟尝君的相位，则深感冯谖之可倚可恃。冯谖又策划让孟尝君“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彻底巩固了孟尝君的地位。孟尝君与齐王共祖宗，而先王的祭器和宗庙是王族权利的标志。立宗庙于薛邑，供先王祭器于薛邑，就意味

着薛邑及其主人的地位不可动摇。此时的冯谖对于孟尝君来说，用“可歌可泣”也不为过。文章后半篇主要叙述构筑“狡兔三窟”，对冯谖扬之又扬，无可再扬。结语谓：“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终于圆满地树立起一位忠诚睿智的策士形象。

本文描写策士却没有长段的说辞，而是将叙述、描写、对话、评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明确地以刻画人物为主体。欲扬先抑的手法不仅仅是对比反衬，而且是扬者一扬再扬，抑者一抑再抑，具有明显的层次感，层层递进。作品巧设悬念，增强了可读性。孟尝君及其他门客由怜悯、嘲笑到佩服、感激的态度，也成为有力地烘托和陪衬。刻画人物形象逐渐成为自觉的写作行为，为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刘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