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一、典型的家族叙事模式

1.禁锢与反抗，有序与失衡的叙事情节模式。《雷雨》的周家、《北京人》的曾家都是表面上风平浪静井井有条直到家庭的伦理、生活秩序被打乱。

曹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家族叙事模式的方式向读者所展开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雷雨》、《北京人》等等，家族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因素，是几千年来传统中国伦理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通过家族叙事这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空间。本文通过探讨研究曹禺先生的代表性的作品《雷雨》和《北京人》，通过研究稳重的家族叙事模式的特点，分析当代中国剧作中家族文化这一重要的表象意义以及曹禺先生在为当代中国戏剧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过去的中国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解放前的旧社会的中国，通常是依靠家族式的祖宗礼法、以血缘关系等为主题，构建成了社会的最基础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看似基础，但却能够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从某些方面甚至对于国家的权利和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各种制度配搭的中心，无论经济、宗教、政治、教育等制度，均以家族团体为主，而结合在一起”。【1】因此，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中，家族文化具有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家族文化是他们用来产生决策的总要参考指标，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戏剧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着重研究剧中的家族文化以及家庭关系。

曹禺先生在代表作《雷雨》和《北京人》，就是在研究家族文化的领域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尤其是在旧时代反封建这一主题中，家族文化和反封建的潮流往往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对于旧社会家族文化中传统礼教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碰撞，是那一时代戏剧中较为主流的表现方式。曹禺的《雷雨》与《北京人》即是特定时代语境下反封建合声中的一个声部的绵延。【2】在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北京人》中，家族文化中所体现的尊卑等级秩序成为了家族关系的主题，成为文本叙事的内在推动力。家族文化从积极的角度看可成为家园庇护的文化堡垒，从消极的方面分析则成为个体发展的文化禁锢。在旧社会的家族文化中，人们往往所推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表面和谐，是以维护整体的秩序和道德约束而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的，一旦个体利益需要得到诉求，那么这种原本和谐的外表就必定被打破。无论是《雷雨》中的周家，还是《北京人》中的曾家，从文中对其家族成员的描写和对其家族文化的表现来看，其家族成员往往是被牢固的家族文化所禁锢着，表面和谐的家族秩序在禁锢中愈发沉闷僵死。由此可见，禁锢与反禁锢成为曹禺在创作《雷雨》和《北京人》这些剧集中在表现家族文化时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和主体内容。在曹禺的创作中，家族作为囚禁新生力量的牢笼，而禁锢与反禁锢这一话题，并非仅仅在《雷雨》和《北京人》中有所体现，它们是现代文学家族叙事中所共有的话语资源。

2.反抗者或突围者的角色大多由女性承担

《雷雨》的繁漪、《北京人》中瑞贞出走，这点不同于其他家族小说，在曹禺的家族叙事风格的创作中中，年轻的女性往往来承担秩序的瓦解者、制度的反抗者和文化的突围者。因为她们拥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坚定的意志。《雷雨》中的人物都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都试图把自己的那根命运的准绳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是命运多舛，他们把那根准绳握得越紧，就被它勒的越痛。《雷雨》中，凭借抓住四凤来抓住希望的周萍、富于幻想但慑于父亲威严的周冲，甚至有着自发革命意识的鲁大海，都不是曹禺倾情关注的对象。在当时由男权社会

统治的年代，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不可能像现代女性那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的人生。但向往美好生活、得到人格尊重是人性的本能，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下，在和丈夫不断抗争失败之后，周蘩漪只能是精神扭曲，性格变态。她爱上周萍，把他当成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是她在精神扭曲下，做出的失去理智的行动。时代的局限，令周蘩漪的抗争，只是向这命运枯井的不断靠近，当她失去理智最后一搏，使得周家所有的人都掉到了这残酷命运的枯井中。曹禺先生通过巧妙地构思和入木三分的刻画，将剧中的女性形象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成为了反抗传统的先锋。

二、独特的家族人物类型

专制的封建大家长、（《雷雨》周朴园、《北》曾皓，从一定程度上带有曹禺父亲原型的意味）、缺席的母亲（繁漪以及《北》中母亲根本未出现）、败家子形象，这三种人物类型造成了家族关系的失衡

在《雷雨》中，周朴园所说的“服从”一词，是旧社会中对父权、夫权的服从，是家庭尊卑关系中的法则与规矩。旧社会的家族关系往往是父权为中心、父亲在一个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曹禺剧作中，母亲的形象多是残缺或模糊的。曹禺之所以能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中如此真切地表现剧中人物悲苦的生存状态, 主要源于他怀有的悲悯情怀。他的悲悯情怀的形成, 与他童年的经历与母亲的早逝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北京人》中，作者在描写以曾皓为核心的父权中心的时候，根本未留出母亲形象的席位。而在《雷雨》中的繁漪，虽然名义上是周朴园的妻子、周萍和周冲的母亲，然而这一形象的功能并不在“母亲”上。因为在剧中，繁漪的主要身份是周萍的情人。由于母亲形象的缺席，曹禺的家族叙事便尤其缺乏暖意与柔情的氛围，缺乏关爱者、慰藉者对下一代苦闷的抚慰，缺乏缓解禁锢与反禁锢冲突的可能。其叙事情势便更为紧张，瓦解家族秩序的力量便更容易壮大，终至冲毁家族的牢笼。【3】

在曹禺先生的这些反映旧时代中家庭生活的创作中,曹禺塑造了很多的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大家庭里的败家子形象,周萍、大星、曾文清等在剧中的形象基本上都既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又是没有能力继承家族产业，振兴家族的败家子。周萍在《雷雨》中的形象是一个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乐,在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文清则是从小在北平士大夫文化的氛围中成长,除了会一些附庸风雅的饮茶、赋诗、作画,并没有一些真正的谋生的本领,这些败家子的存在，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封建家庭伦理的背离，才加速以封建专制为基础理念的旧家庭模式的衰亡,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对与推翻封建旧势力，带来一丝民主的新氛围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不过在剧中，曹禺先生对于这些封建家族的败家子的形象的厌恶摒弃之情任然是显露无疑的。不仅仅是在这些剧作中，整个旧社会的贫苦群众都对封建家族的败家子弟流露出明显的情感上的憎恶。

三、复杂矛盾的家族情感

在曹禺的大多数作品中，曹禺的家庭出身和童年记忆对其作品的影响都能隐隐的体现出来。在曹禺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封建家庭体制的批判，对冲破禁锢枷锁的精神的赞许，又有对家庭传统美德的肯定和向往。在曹禺的作品《北京人》以及《雷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既客观地展示了造成人物生命、情感与人性悲剧的家族因缘,又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留恋。【4】根据文献的记载,从作者曹禺懂事之时开始，他的家庭就不断出现不幸和变故。首先是曹禺姐姐的惨死。曹禺的大姐万家瑛与曹禺先生的感情十分深厚, 在曹禺幼年的时候，姐姐家瑛给了他很多的呵护。后来家瑛出嫁, 而她的婆家是一家极具权势的官宦家庭，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曹禺的姐姐，甚至看不起曹禺的家庭。这给她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曹禺大姐的婆婆对儿媳挑剔虐待, 丈夫平日里胡作非为, 让她每次回娘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