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与性格悲剧
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与性格悲剧作者：李海燕来源：《读写算》2013年第45期家族文化作为封建统治时期中国文化体系的缩影，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兴起、繁荣到衰亡的历史过程。
出生在富裕的封建官僚家庭中的曹禺，自然成了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在他的作品《雷雨》、《原野》、《北京人》中对这种家族文化便有如实的描写。
同时作品中还展现了那些活在里面不断挣扎着的人们的性格悲剧。
一、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社会的基础构造。
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做他的表层构造。
”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人”这个个性主体的个性空间的压制。
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位父权、夫权的象征者，为了让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的话便成了家里的法律，苛酷的要求每一个人。
他有的只是封建家长的那种冷酷、伪善和独裁。
周萍被他教化得犹豫、怯弱；周冲被他调教得懦弱、胆小；繁漪被他压抑得麻木，乖戾。
这个家因为有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而让每个人觉得是那样的郁闷和死气沉沉。
《原野》中的焦母，虽是个瞎老婆子，但作为家中父权代表者，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憎恨又可怕的人物。
她也有封建家长友善的一面，在和越狱回乡后的仇虎的谈话中表现得惟妙惟肖。
她佯装亲热：“咱们娘俩谈谈”，实质是正试探对方，明拉暗攻。
而仇虎的针锋相对，步步紧逼，使焦母卑鄙、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焦母的存在使焦家无法安宁；她和儿媳无休止的争斗，以及儿子躲之不及的无奈，将这个封建家族制度下每个成员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京人》中，到曾皓年老时曾家家道已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威势，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他非常注意场面上的繁文缛节，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
”念念不忘曾家曾经的权势，动辄教训儿孙。
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虽是女性，但在思想上却尊崇男权主义，是一种父权符号的象征。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作者：于金辉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3年第05期摘要：曹禺话剧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作品本身蕴含的批判精神，这种步步加深的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判、对个体人物的批判。
关键词：雷雨；日出；北京人；批判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03-01曹禺作品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不是目的，通过批判达到解放个性从而改变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这才是目的。
人的文学固然要表现人生的问题，但是反映问题批判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注。
“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就使得曹禺深深陷入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之中，曹禺发现要想摆脱痛苦焦灼的生存状态就必须要唤醒主体意识、掌握自我的命运，通过解放个性来打破这些现实的枷锁。
从《雷雨》到《北京人》，曹禺作品中的批判精神是步步加深的。
如果说《雷雨》中有所谓的宿命、伦理等因素来分散了作品中本来的批判精神的话，那么在《日出》和《北京人》中，作者则是用了古典绘画中写实的工笔来细细地描绘出了封建士大夫家庭和整个人鬼混合社会的腐朽和罪恶。
如果说《雷雨》中，作者把一些该批判的人物还写得深情款款的话，那么在《日出》《北京人》中，作者则是从那些该批判的人物身上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曹禺对一个个封建大家庭生活的揭露和批判中。
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要想摧毁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国”或者说社会，就必须从家庭入手查找祸根，人必须要走出家庭的牢笼，呼吸外面的空气，追求主体的自由与权力。
以“家”探归途——曹禺《雷雨》《北京人》解读
以“家”探归途——曹禺《雷雨》《北京人》解读郑心玥家是曹禺剧作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故事开展、人物关系推进的舞台，更承载着独特的思想流变。
作者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矛盾冲突中再书写，以个人成长关照普世情怀，展现人性斗争下的艰难抉择，给读者带来独特审美体验。
曹禺笔下的家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上演着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一、家族秩序解构家族作为集体意识的表征，存在微观主体与整合力量的交替，总体上呈现出话语权的领导作用。
家族的稳定运作离不开框架内部权力分化而产生的默认秩序，但是权力分配的失衡会造成主体话语权过度集中的同时弱化部分声音长此以往为维持现状，最终导致天平完全失衡。
家以双面体存在，有内倾面与外倾面两种形式：外在展露出由内部基调渲染的总体气质，具有一定概括性与欺骗性；内在视角注重隐秘情感与深层次矛盾互动，揭下生活原本伪装的面具，接触原始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无论是阴森恐怖、等级森严的周公馆，还是平静外表下暗流涌动、缺乏活力的曾家大宅，剖析家庭内部结构，都可归纳出“掌权人—权附人—离权人”的基本模式。
《雷雨》中天生站在权力顶峰的周朴园，自有一种俯视众生的优越感，通过身心双重钳制让妻儿如提线木偶般步入自己预想的轨道上，他如梦魇般笼罩着周围人，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夹杂着伪善与冷酷。
他身为人父的责任担当与企图掩饰真相的深层动机构成矛盾。
周萍怯懦软弱，他与四凤的结合更像是周朴园与鲁侍萍悲剧的重演，其特殊身世与成长经历导致他性格的缺陷，精神领域的凋敝使他无法真正去爱，终日活在父权阴影之下。
周冲与蘩漪则代表两种反抗的力量：周冲在这个大家庭熏染下，依然选择以纯真善良拥抱世界，用温柔消解污浊；蘩漪身上迸发疾风骤雨般的毁灭力量，爱而不得的殇化作锥心刺骨的痛，只有在报复中，她才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鲜活的女人。
《北京人》中掌权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身份分化，年老力衰的曾皓随着唯一残存的念想—棺材的失去而从某种意义上消失，曾思懿是被推出来的权力牺牲品：她处于上下皆不得的地带，身边无望的依靠与仰赖逼迫她顶住摇摇欲坠的家庭，重压之下心灵渐渐扭曲，以“英雄”自居的她不惜把虚伪与残忍当作自卫的铠甲以巩固地位。
浅谈《雷雨》和《北京人》的话剧民族化启示
浅谈《雷雨》和《北京人》的话剧民族化启示作者：姜婉婷来源：《北方音乐》2014年第03期[摘要]《雷雨》和《北京人》是曹禺的两部经典之作，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一部是他前期佳构剧的、浓墨重彩的、突出强-烈戏剧性的戏剧样式的风格典例；一部是他中期转为契诃夫式的、生活的潜流的戏剧样式的典例。
但这两部作品，同样也可以看作是曹禺把作为“舶来物”的西方话剧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特征水乳交融的作品。
曹禺的这两部作品虽被称之为中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是他却用了许多象征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现实，我认为象征与表现主义的表达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意识对于作者的潜意识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两个话剧对于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沿袭是值得一比的。
[关键词]曹禺；雷雨；北京人；话剧民族化一、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融入中国本土化的特色，我认为是作为一部好的戏剧作品的基本条件。
无论是怎么借鉴学习西方的话剧体系，最终还是要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明确目的的。
然而，一部作品融入了民族特色的东西就会像是一棵树扎稳了根基，从此才能茁壮生长。
所以在中国的戏剧发展中，融入戏曲特色才显得如此重要。
然而，这两部作品恰恰是有戏曲成分在其中的。
首先，曹禺在这两个作品中的舞台布局就是有集中性和固定性的（《雷雨》的剧情集中发生在周公馆，《北京人》的剧情集中发生在花厅）。
其次，他的两部戏都具有一个虚拟人物的特色，而这个虚拟人物其实是有象征意味的，就比如说越剧《梁祝》里面的蝴蝶，《红楼梦》里面的宝玉金锁，而《北京人》中的北京人和《雷雨》中的雷雨也同样具有深刻的预言意味，北京人象征着中国人的祖先，赞美了原始人的可爱纯真和自由自在，斥责了现在的“北京人”在封建思想禁锢和腐朽之下，早已怯懦得“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并呼唤未来的北京人回归纯洁。
雷雨就寓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巨变把一切污垢得以清洗。
中国的戏曲讲究的是一个综合艺术，而这两部作品对于叫卖声、雷声等等音响的融入人也是有戏曲综艺的味道的。
_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第31卷 第3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1 No.3 2011年6月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 ocial S cien ces)Ju n.2011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陈丹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 要]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
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曹禺;《雷雨》;《北京人》;民族化[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1)03-0088-04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在23岁便写出艺术杰作《雷雨》,及其之后佳作不断。
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曹禺剧作袭取西方名剧的很多东西:“《雷雨》以及初期另外两个剧本《日出》和《原野》,都有人指出是窃取西方剧作名著……曹禺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可以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
”[1](P298)这实际上是缺乏对曹禺以及话剧的民族化的了解而造成的误读。
话剧是一个外来的艺术品种,对于曹禺等戏剧家而言,话剧的西方影响与民族化其实是一个甫一接受便同时要面对的课题。
笔者认为,西方戏剧艺术对于曹禺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由浓到淡的过程。
曹禺的早期剧作《雷雨》等剧作确有将西方艺术“化而有痕”之迹,但及后的《北京人》已渐将西方艺术与民族艺术融为一体,西方话剧艺术在曹禺的剧作中已臻于“大雪无痕”的境界。
下面笔者将以《雷雨》《北京人》为例,从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简述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希望从中探窥曹禺为话剧的民族化所作的贡献,并合理解答曹禺早期受西方艺术影响“化而有痕”的现象。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关注人的存在状态与意义问题，追求个体的自由与选择。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戏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视野出发，探讨曹禺的四部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所体现的主题。
首先，《雷雨》是曹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该剧以商业利益与个人命运的对立冲突为主题，刻画了封建社会溃败下人性的扭曲与腐败。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剧中人物的命运多为无法掌控的，他们被社会和历史的力量所束缚，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轨迹。
例如，乌云与雷峰的爱情悲剧，正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家庭利益的限制，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追求。
整个剧作充满了命运的无奈与绝望，体现了存在主义中的孤独与无助。
其次，《日出》是曹禺创作的一部实验性作品，剧中以一个名叫阿Q的底层小人物的经历为主线，探讨了生存与存在的问题。
阿Q在剧中不断地重复生活中的矛盾与挫折，他面对现实的压迫感与生存的无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解脱。
然而，不论是对权力的媚俗逢迎还是对爱情的虚无追求，他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解脱之道。
通过这个小人物的形象，曹禺传递了人们在现代生活中追求存在意义的挣扎与困惑，呈现了存在主义中的绝望与虚无。
第三，《原野》是曹禺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剧中刻画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一幕幕，展现了农民的贫困与无助。
在这个封建社会下，人们的命运与命题几乎是由社会与个人所完全掌控的。
在农田里疲劳奔波的农民只能任命运摆布，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们沉浸在存在主义中的绝望与无助之中，生活备受折磨，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主题在曹禺的戏剧作品中反复出现，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力感与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最后，《北京人》是曹禺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它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为背景，刻画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与追求。
最新 曹禺戏剧的民族性-精品
曹禺戏剧的民族性曹禺以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等剧作蜚声海内外。
在曹禺的作品中，他顺应变革旧中国的时代要求，把个体的选择融入历史的选择，把借鉴的外来同表现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开拓出一片民族话剧崭新的艺术天地。
他几近完美的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戏剧的精华，但他的剧作又不失浓郁的民族风格。
这种民族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民族审美意识和艺术形式的融入，更重要的是他对民族生活的开掘与建构。
在此，我想就后者谈谈自己对曹禺戏剧中民族性的认识。
一、对民族生活的开掘别林斯基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动方法。
”而且，“任何民族的生活都表露在只被它所固有的形式之中，因而，如果生活描绘是忠实的，那也就必然是民族的”。
曹禺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的戏剧语言触摸到的是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
曹禺按照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形态去塑造典型人物，揭示生活的真实。
这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也来自于他对现实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
（一）民族化的生活形式。
曹禺的剧作，《雷雨》、《原野》、《北京人》、《家》等多数是家庭剧。
曹禺之所以如此关注“家”，不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家”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是以家庭关系为轴心的，家庭生活实为中国人的第一位社会生活。
曹禺剧作中的“家”，具有着这样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
它不仅仅意味着剧情的空间界限：以封建性大家庭为中心的关系网，而且还明确的规定了戏剧冲突的伦理性质：血亲和两性。
这是把传统的中国家庭维系在一起的两种基本力量，也标志着最原始、最稳固的伦理关系，其中隐藏着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全部道德奥妙。
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至上，家庭制度、封建礼教和专制是三位一体的文化环境里，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血亲或两性冲突，自然而然地就同社会、人生、政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谈曹禺戏剧创作与戏剧观——以《北京人》为例
不 能像 当 时许 多 人 那样 活 ， 必 须 在 黑 暗 中找 出一 条 路子 来 。 ” 袁 家 父 女 与 曾 皓 一 家 住 进 同 一 个 大 院 ，是 剧 作 家 安 排 猴子” “ 老猴 子 ”称 呼 ，过 着快 乐且 充满 无 限 活 力 的 生 活 ，
景 象 皆 有 象 征 意 味 ， 可 以 说 是 中 国 诗 化 现 实 主 义 剧 作 中 最 的 一 种鲜 明 的对 比 ，袁 家 父 女脱 离 了封 建 羁 绊 ，相 互 以 “ 小 在 写 作 此 剧 时 ，曹 禺先 生 “ 正 热 爱着 契诃 夫 ，感 到 时 代 这 是 对 曾 家繁 文缛 节 、腐 朽 没 落 的一 个 尖 锐 的 讽 刺 。幸 运 的 的苦 闷 ，也 憧 憬 着 时 代 的 未 来 ” ， 《 北 京 人 》 并 不 是契 诃 夫 是 ，瑞 贞 、愫 方这 两 个 拥 有 纯 洁 灵 魂 的女 人最 终脱 离 了这 个 戏 剧 的效 仿 品 ，它 具 有 极 浓厚 的 民族 风 格 和 韵 味 ，蕴含 着 曹 家 庭 ，去 寻 找 新 的 出路 。 禺先 生 对 中 国的 现 实 和 历 史 深 刻 的沉 思 ，标 志 着他 的诗 化 现 在Ｉ 临近 剧 终 的 时候 ，曾文 彩 安 慰 着 曾 皓说 ： “ 等吧 ， 爹， 实 主义 创 作 发 展 到 了 一 个 更精 醇 深 厚 、 圆润 自然 的 阶段 。但 等 到 明年 开 了 春 ，爹 的 身体 也 好 了 ，重 孙 子也 抱 着 了 ，江 泰 北 京 人 确 实 有 着 与 契诃 夫戏 剧 相 近 的气 质 ， 北京 人》 的脾 气 也 改 过 来 了 ，哥 哥 回来 也 找 着 好 事 了 … … ”而 观 众 已
于 他 悲 天 悯 人 的 情 怀 ，责任 感 与 良知 推 动 着 他 去 关 注 生 活 并 朝 着 死 亡 走 去 的 人 物 ，从 而 对 中华 民族 所 长 期 崇 尚 的封 建 文 向深 层 发 掘 ，在 对 生 活 的深 入 体 验 与 强 烈 感 受 中孕 育 、激 活 化 做 出反 思 ，从 民族 的 根基 上 对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了 批判 ，探 究 创 作 的诗 意 灵 感 ，而 他 悲 天 悯人 的情 怀 则 使 他 超 越 了 一般 的 了人 类 生 活 的 真 正 意 义 。 阶级 和是 非道 德 范 畴 ，他 的 剧作 进 一 步 开 拓 了悲 剧 的 表 现 领 曾家 曾经 是 个 “ 不 是个 蓝顶 子 正 三 品 都 进 不 来 ” 的 封 域 与 精 神 刻 画 的深 度 ，他 不 追 求 道德 审判 的胜 利 或 大 团 圆的 建 士 大 夫 家庭 ，在 大 幕 拉 开 的 时 候 ， 已经 失 势 的 曾家 只 徒 留 结 局 ，也 不 渲染 悲壮 崇 高 的氛 围 ，而 是 通 过不 幸 者 的命 运 ， 外 表 的 些 许庄 严堂 皇 ，里 面 住 着 一群 封 建 制 度 遗 留下 来 的 死 写 出 了一 种 忧 愤深 沉 、缠 绵 沉 挚 的美 。 魂 灵 ，仍 把祖 宗 的光 荣 和 规 矩 作 为 法 宝 ，生 活 在 一 种 虚 幻 的
_曹禺剧作的家族叙事——以《雷雨》、《北京人》为例 (1)
从 １９ 世纪后期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左 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史》开始，西方文学的家族叙 事便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序幕。及至 ２０ 世纪，诺贝尔文 学奖的获奖作品中，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 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 萄》，以及属于泛西方文学体系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 独》，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里的《根》等，都是西 方家族叙事的杰作。与中国文学家族叙事一样，西方 文学的家族叙事也呈示出了家族文化衰败的过程。但 与中国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的来源不同，西方家族文 化的式微源于中世纪宗教文化的逼迫和近代工业革 命的撞击。宗教文化的一统地位取代了家庭的核心价 值与社会中介功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 社会契约关系又淡化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家族叙 事中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更多来自于外部世界— —— 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对“家”的干预。曹禺笔下家族文化 的 衰 微 则 起 因 于 内 部 世 界 —— —“ 人 ”与“ 家 ”的 冲 突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使人们比以往更 为明确地意识到了东方文化中“家”与“人”的对立。二 者的紧张关系在“人”的觉醒中凸显出来，随着“人的 解放”的呼声的渐高而进入白热化状态，究其实质，这 是思想文化的冲突。《雷雨》里，繁漪作为新文化运动 培育出来的知识女性，其报复行为的表层原因是周萍 的绝情，深层原因则在于她做“人”— ——而非父子两代 人的玩偶的愿望不得实现。《北京人》中，瑞贞出走，自 然源于他者启蒙，那些隐身的朋友、包括袁家父女的
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
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摘要】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代表之一，《北京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剧作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极为细腻，通过对主人公的深入描写，展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
剧中人物之间的人性冲突也被刻画得丰富多彩，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曹禺同时通过剧中人物的遭遇和行为，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现象，引起观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他还在剧作中运用了现代主义手法，使得作品更富有时代感和表现力。
剧中的舞台呈现十分精致，通过布景和灯光的运用，增加了戏剧的视觉效果。
曹禺《北京人》的特色在于其出色的人物刻画和社会现实反映，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当代戏剧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曹禺，《北京人》，人物形象，人性冲突，社会现实，现代主义手法，舞台呈现，独特之处，中国话剧发展，当代戏剧，曹禺。
1. 引言1.1 曹禺及其作品简介曹禺，原名蔡金熙，生于1910年，逝世于1996年。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曹禺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在戏剧创作中融合了西方现代戏剧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戏剧风格。
曹禺的作品以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深刻的人性洞察力闻名，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曹禺的代表作品包括《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其中《北京人》是他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
这部剧作以描绘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为背景，以北京的城市生活为舞台，展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
曹禺通过对人物的细致塑造和情感冲突的揭示，展现了他独特的表现力和洞察力，使《北京人》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1.2 《北京人》概况《北京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由著名剧作家曹禺创作于1934年，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这部剧作以中国北方城市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家庭的生活和命运。
故事中涵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社会阶层的冲突、人性的复杂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类世界。
曹禺剧作《北京人》解析
曹禺剧作《北京人》解析1、新的突破：以平实内敛的笔触描写封建大家庭的精神破产：在《北京人》中，曹禺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将笔触深入到封建大家庭内部腐朽陈滞的生活。
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他放弃了在《雷雨》中戏剧性地表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和封建家庭毁灭的方式，转而以平实内敛的手法关系了一个“极盛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细腻地刻画了几代人命运的磨难与消耗，在彻底否定封建宗法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从封建精神破产的角度对封建文化思想做了整体的剖析和批判，使《北京人》呈现出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强烈的历史纵深感。
2、“北京人”的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它是以那名机器匠和袁氏父女为代表的理想中的“北京人”；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曾皓、文清为代表的现实中的“北京人”，以及瑞贞、愫方等处于转变中的一代。
如果说前一种“北京人”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体格上的强健有力和精神上的自由无拘，那么这后一种则表现为体格上的软弱乏力和精神上的僵死禁锢。
3、《北京人》的艺术特点：《北京人》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人物之间不展现极端对立的矛盾，外在的戏剧动作比较平缓冲淡。
剧作由故事链串联起来，事件之间没有绵密的联系，只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家务琐事的闲谈中，融入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貌似平静的生活画面下涌动着性格和情感的较量，具有内敛而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从而达到了含蓄蕴藉又精巧隽永的审美境界。
《北京人》整体氛围的成功营造还有其他因素的参与。
简约凝练、世俗人生意味十足的戏剧语言、散发着浓厚老北京地方特色的舞台布景和大小道具，既增添了剧作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也处处点染出一个浸润在烂熟的文化氛围中，正在走向溃散的封建大家庭的沉沉暮气。
另外，剧中还有不乏意味的象征意象，像棺材、耗子等，突现了曾家弥漫的死亡颓败气息，而鸽子和“北京人”等意象，则以其复杂的内涵，有机地融入剧作表现的主题意蕴中。
可以说，就艺术的精致圆熟来说，《北京人》是曹禺剧作乃至中国现代话剧不可企及的高峰。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
出》 Ｅ 京人》 中， 作者则是从那些 该批判的人物身上扯下 了最 领地还是宝和下处这个下层人聚集 的区域都表现着 这个 社会 已经糜烂到骨头 了，毫无反抗性 的被压迫 者反 而是 助涨着 这
种吃人的社会风气 ，这吃人 的社会将人推 向了痛苦 的生存困 境 中， 作者对这样 的社会表达 出“ 时 日曷丧 ， 予及汝皆亡” 的咒 个小 的缩影 ， 腐朽不堪却无人 充当掘墓 人 ， 如果说 曾家是 封建
作者把一些该批判 的人物还 写得 深情款款的话 ，那么在 《 日 后一块遮羞布 。 对封建传统 中不合理 内容 的批判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曹 禺对一个个封建大家庭生活 的揭 露和批判中 。封建社会家 国
一
奉有余 ， 而出现 的人物身 上多多少 少都有“ 不足 ” 的一面 ， 横断
面式 的展现手法让我们看到 ，无论是 陈 白露处所谓 上层 社会
存困境 的重要基础 ， “ 我更恨 人群 中一些冥顽不灵的 自命为人 的这一类 动物 。 他们偏若充耳无 闻， 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 的凄 厉的唤声 。 他们 闭着 眼 ， 情愿做地穴里的鼹鼠 ， 避开阳光 ， 鸵鸟 似的把头插在愚蠢里 。 ” 作者不仅从外 部分析 了造成人物痛苦 焦灼生存状态和不能 自己掌握命运 的原因 ，也探究 了每个人 物造成这种现象 的 自身原 因 ， 对这这些人物 自身进行 了批判 。
从《 雷雨》 到《 北京人 》 ， 曹 禺作 品 中的批 判精神 是步步加
深的 。 如果说《 雷雨》 古典绘画 中写实 的工笔来细细地描绘 出了封建士大
品 中本来 的批判精神 的话 ， 那 么在《 日出》 和《 北京人》 中， 作者 把矿上 的工人 出卖 了，即便是鲁大海 在反抗压 迫中的表现也 夫家庭和整个人鬼混合社会 的腐朽和罪恶 。 如果说《 雷雨》 中，
论曹禺戏剧中的男性悲剧--以《雷雨》和《北京人》为例
以至 于他也想振翅走 出去 ，并信誓旦旦 的对愫方说 ， “ 他要成一
个人 ， 死也不再 回来 。 参考文献 ：
［ １ ］ 张慧珠 ． 曹禺剧评［ Ｍ］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 ．
而我想说 的是 ， 周朴园是爱侍 萍的。 作者在 《 雷雨 ・ 序》 中说 ： “ 我是个 贫穷的主人 ， 但 我请 了看戏 的宾客升 到上 帝的座 ， 来 怜 悯地俯视着堆在下面蠕 动的生物 ， 他们 怎样盲 目地争执着 ， 泥鳅 似地在情感 的火坑里打着昏迷 的滚 。 用尽心力来拯救 自己 ， 而不 知千万仞 的深渊在眼前张着 巨大 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
的丈夫 曾文清爱着愫芳 ， 却没有正面交锋 ， 而是在愫方面前处处
禺的戏剧都可以堪称为 中国现代戏剧 中的典范之作 。他不论是 表现出 自己很 委屈 ： “ 你看 ， 愫妹妹 ， 你看他多么厉害 ！ 临走临走 ， 对 于封建家庭内部矛盾 的把握 ， 还是对于人物 内心的挖掘 ， 甚 至 都要恶凶凶地对我发一顿脾气。 不知道的 ， 都看我这样子像是有 是对于当时资本家 的罪恶本质的揭示 ，都 达到了出神人化 的高 点厉害 ， 在家里不知道怎 么恶 呢 ！” 同时 ， 又处处讨好愫芳 ： “ 真
文 学 新 论
文 艺生活 Ｌ Ｉ ＴＥ Ｒ ＡＴ ＵＲＥ Ｌ Ｉ Ｆ Ｅ
２ ０ １ ４ — １ ２
论曹 禺戏剧 中的男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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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雷雨》 和《 北京人》 为例
程 严 莹
（ 山西师 范大学 ， 山西 临汾 ０ ４ １ ０ ０ ０ ）
摘 要： 曹禺先生是我 国现代戏剧 的艺术大师。 他笔下的人 物形 象个性突 出， 精神丰富 ， 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说
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
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北京人》是中国现代戏剧杰出代表作，其剧作特色在于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
曹禺通过对人物形象的丰富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巧妙设计，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引发了人们对人生、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下面就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展开讨论。
一、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北京人》中的人物形象生动而丰富，他们的心灵世界和行为举止都展现出了多样的人性。
主人公杨白和滕文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命运遭遇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杨白一心追求成功却最终迷失自我，而滕文骥则始终坚守初心，最终取得了成功。
曹禺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人性的丑陋和美好。
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北京人》所展现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风貌，这个时期正处在大动荡之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曹禺通过对这个时期社会现实的描绘，展现了人们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面临的各种困惑和挑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他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和对社会环境的描绘，让人们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让人们对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三、对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四、对家庭关系的深刻刻画《北京人》中的家庭关系是曹禺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他通过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和互动，展现了家庭关系的复杂和多样。
杨白与他的妻子、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滕文骥与他的家人之间的相处，都展现出了家庭关系的矛盾和纠葛。
曹禺通过对家庭关系的刻画，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引发了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深刻思考。
曹禺《北京人》论文
论《北京人》中曾文清悲剧命运的成因摘要：曾文清是曹禺戏剧《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没落的士大夫文化的象征。
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生命的气息，是一个早已被蛀空的生命的空壳。
带着同情的眼光，来深入考察这个人物，可以发现曾文清由人蜕变成生命的空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他的生与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旧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无奈与惶恐，同时也是新旧环境交替所产生的必定的悲剧。
关键词：《北京人》曾文清悲剧成因《北京人》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的话剧作品。
被视为是“登上巅峰”的第四部杰作。
全剧以后抗战前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曾家的命运纠葛为题材描写了曾家三代人各自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遭遇。
并以此揭示了封建家庭、封建专制从物质到精神上无可挽回的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曾文清是《北京人》中精心刻画的人物形象。
他能诗会画，知书达礼，温文尔雅。
从曾家的摆设便能看出些许端倪：墙上挂着装裱的行书，悬着七弦琴，一幅墨竹图……但是只靠祖传家产度日的寄生生活，把他变成了一个只会品茶养鸟，吸大烟的“废物”。
对于不幸的婚姻他无力反抗，对于喜欢的表妹他不敢追求。
他沾染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总带有一副沉淀，懒怠的气息：“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说话…”[1]他在全剧中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自觉意识的生命的空壳。
在历史文化的变迁中，曾文清无法适应，只能在无望的挣扎中孤独的死去。
让人唏嘘的悲剧后面必定有一定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世界出现了两大相对立的阵营，即旧文化阵营与新文化阵营。
虽然新文化以其独特的新鲜气息，迅速地被青年知识分子所追捧，但传统的旧文化凭借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仍占据文化界的统治地位。
曾文清便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一）新旧文化夹击下的无奈曾文清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刚刚走向灭亡、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时期。
由于生活的时代已经把他定位成了旧知识分子，他能做的也只是旧知识分子的分内事而已。
在某种程度上讲，曾文清是北平士大夫的代表。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的象征性描写与构思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的象
征性描写与构思
指出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的象征性描写与构思，说明其各自的含义，进而分析曹禺剧作的诗意特征。
要点包括：
1．《雷雨》中压抑、愤懑的氛围以及最终爆发的“雷雨”，暗示着命运的残酷与捉弄。
2．《日出》中的“日出”以及劳动者歌声，等等，象征力量与希望。
3．《原野》中的“原野”、伸展的铁路，等等，象征原始生命力与复仇情绪。
4．《北京人》中三个不同时代的北京人：远古的北京人、没落的北京人和明天希望的北京人，象征三个层面的文化。
在理解象征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曹禺剧作的诗意特征。
要点包括：
1．象征的多义性与模糊性为戏剧带来诗意的氛围。
2．象征背后所隐藏着的巨大的情感能量，这是剧作诗
意的来源。
3．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挖掘，将象征与人物、情节紧密联系，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诗意环境。
4．从象征入手，超越现实，对人生、命运、人性的思考带来的诗意的哲思。
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
浅谈曹禺《北京人》剧作特色曹禺的《北京人》是一部以家庭为背景的话剧，揭示了当时中国城乡结构之间的冲突和青年一代的命运追求。
这部戏作于1932年，是戏剧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剧作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节紧凑《北京人》的情节非常紧凑，既紧抓人心又独具特色。
这部剧呈现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讲述了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女儿之间的互动关系。
虽然没有大规模戏剧效果的大篇幅情节，但是这部剧却能用简短的时空来表现每个角色的情感和心理变化，使得剧情更加紧凑、感性。
二、对话语言曹禺在《北京人》中采用了平实生动的对话语言，这种语言风格与传统的四书五经有很大的区别。
这样的对话语言轻松流畅，能够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增加了戏剧的可读性和观赏性。
而且，曹禺在剧中大量运用了女性原声，并且女性角色的语言表达更加生动，突出了女性在那个时代中的独特身份和特殊性别感受。
三、塑造人物形象《北京人》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每个角色都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第一代时代的阿爷、阿妈，脾气急躁，偏执固执；第二代的父母衣食无忧，眼底钱财；而第三代的小恒好奇心强烈、自觉性强，对社会改革充满期望，为人物形象增添了许多色彩。
四、突显社会背景《北京人》通过父辈与子女的对话，进一步反映了当时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变革，展现了地主阶级与新兴知识分子之间一代代的互动和变革。
剧中呈现了当时中国日常生活的情况，突显了非常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
在总体上，曹禺的《北京人》凸显出了当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变迁和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这也是《北京人》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里程碑，同时也是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
从《雷雨》到《北京人》评曹禺前期剧作风格的转变
作者： 张红
作者机构： 新疆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乌鲁木齐市 830011
出版物刊名：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页码： 78-87页
主题词： 《雷雨》 《北京人》 曹禺 前期剧作 风格
摘要： 本文以曹禺解放前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历程为主线,评析了剧作家前期剧作风格形成、发展、演进、创新的历史转变轨迹。
作者认为,《雷雨》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曹禺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剧作家,也鲜明地代表着曹禺剧作的特定审美视角和艺术追求。
强烈的个性和人物形象,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曲折跌宕的情结网扣,错综交织而又严谨统一的戏剧结构,以及赋以动作感的诗剧化语言,共同构成了《雷雨》特有的艺术风格。
《北京人》的创作成功,使曹禺前期剧作达到了另一新高峰,标志着剧作家勇于开拓进取、不断探索创新的艺术追求喜结新的硕果。
同时也呈现出有别于《雷雨》的新的艺术风格:由日常生活琐细流露着时代的政治信息;于平淡幽远里积蓄着深沉紧张的动力;而忧郁哀伤的感时怀旧中渗透出对于未来的明朗乐观情调。
曹禺《北京人》论文
论《北京人》中曾文清悲剧命运的成因摘要：曾文清是曹禺戏剧《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没落的士大夫文化的象征。
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生命的气息，是一个早已被蛀空的生命的空壳。
带着同情的眼光，来深入考察这个人物，可以发现曾文清由人蜕变成生命的空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他的生与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旧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无奈与惶恐，同时也是新旧环境交替所产生的必定的悲剧。
关键词：《北京人》曾文清悲剧成因《北京人》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的话剧作品。
被视为是“登上巅峰”的第四部杰作。
全剧以后抗战前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曾家的命运纠葛为题材描写了曾家三代人各自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遭遇。
并以此揭示了封建家庭、封建专制从物质到精神上无可挽回的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曾文清是《北京人》中精心刻画的人物形象。
他能诗会画，知书达礼，温文尔雅。
从曾家的摆设便能看出些许端倪：墙上挂着装裱的行书，悬着七弦琴，一幅墨竹图……但是只靠祖传家产度日的寄生生活，把他变成了一个只会品茶养鸟，吸大烟的“废物”。
对于不幸的婚姻他无力反抗，对于喜欢的表妹他不敢追求。
他沾染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总带有一副沉淀，懒怠的气息：“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说话…”[1]他在全剧中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自觉意识的生命的空壳。
在历史文化的变迁中，曾文清无法适应，只能在无望的挣扎中孤独的死去。
让人唏嘘的悲剧后面必定有一定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世界出现了两大相对立的阵营，即旧文化阵营与新文化阵营。
虽然新文化以其独特的新鲜气息，迅速地被青年知识分子所追捧，但传统的旧文化凭借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仍占据文化界的统治地位。
曾文清便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一）新旧文化夹击下的无奈曾文清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刚刚走向灭亡、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时期。
由于生活的时代已经把他定位成了旧知识分子，他能做的也只是旧知识分子的分内事而已。
在某种程度上讲，曾文清是北平士大夫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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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一、典型的家族叙事模式1.禁锢与反抗，有序与失衡的叙事情节模式。
《雷雨》的周家、《北京人》的曾家都是表面上风平浪静井井有条直到家庭的伦理、生活秩序被打乱。
曹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家族叙事模式的方式向读者所展开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雷雨》、《北京人》等等，家族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因素，是几千年来传统中国伦理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通过家族叙事这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空间。
本文通过探讨研究曹禺先生的代表性的作品《雷雨》和《北京人》，通过研究稳重的家族叙事模式的特点，分析当代中国剧作中家族文化这一重要的表象意义以及曹禺先生在为当代中国戏剧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过去的中国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解放前的旧社会的中国，通常是依靠家族式的祖宗礼法、以血缘关系等为主题，构建成了社会的最基础的关系网络。
这种关系网络看似基础，但却能够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
从某些方面甚至对于国家的权利和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各种制度配搭的中心，无论经济、宗教、政治、教育等制度，均以家族团体为主，而结合在一起”。
【1】因此，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中，家族文化具有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家族文化是他们用来产生决策的总要参考指标，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研究中国戏剧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着重研究剧中的家族文化以及家庭关系。
曹禺先生在代表作《雷雨》和《北京人》，就是在研究家族文化的领域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尤其是在旧时代反封建这一主题中，家族文化和反封建的潮流往往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对于旧社会家族文化中传统礼教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碰撞，是那一时代戏剧中较为主流的表现方式。
曹禺的《雷雨》与《北京人》即是特定时代语境下反封建合声中的一个声部的绵延。
【2】在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北京人》中，家族文化中所体现的尊卑等级秩序成为了家族关系的主题，成为文本叙事的内在推动力。
家族文化从积极的角度看可成为家园庇护的文化堡垒，从消极的方面分析则成为个体发展的文化禁锢。
在旧社会的家族文化中，人们往往所推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表面和谐，是以维护整体的秩序和道德约束而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的，一旦个体利益需要得到诉求，那么这种原本和谐的外表就必定被打破。
无论是《雷雨》中的周家，还是《北京人》中的曾家，从文中对其家族成员的描写和对其家族文化的表现来看，其家族成员往往是被牢固的家族文化所禁锢着，表面和谐的家族秩序在禁锢中愈发沉闷僵死。
由此可见，禁锢与反禁锢成为曹禺在创作《雷雨》和《北京人》这些剧集中在表现家族文化时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和主体内容。
在曹禺的创作中，家族作为囚禁新生力量的牢笼，而禁锢与反禁锢这一话题，并非仅仅在《雷雨》和《北京人》中有所体现，它们是现代文学家族叙事中所共有的话语资源。
2.反抗者或突围者的角色大多由女性承担《雷雨》的繁漪、《北京人》中瑞贞出走，这点不同于其他家族小说，在曹禺的家族叙事风格的创作中中，年轻的女性往往来承担秩序的瓦解者、制度的反抗者和文化的突围者。
因为她们拥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坚定的意志。
《雷雨》中的人物都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都试图把自己的那根命运的准绳握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命运多舛，他们把那根准绳握得越紧，就被它勒的越痛。
《雷雨》中，凭借抓住四凤来抓住希望的周萍、富于幻想但慑于父亲威严的周冲，甚至有着自发革命意识的鲁大海，都不是曹禺倾情关注的对象。
在当时由男权社会统治的年代，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不可能像现代女性那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的人生。
但向往美好生活、得到人格尊重是人性的本能，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下，在和丈夫不断抗争失败之后，周蘩漪只能是精神扭曲，性格变态。
她爱上周萍，把他当成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是她在精神扭曲下，做出的失去理智的行动。
时代的局限，令周蘩漪的抗争，只是向这命运枯井的不断靠近，当她失去理智最后一搏，使得周家所有的人都掉到了这残酷命运的枯井中。
曹禺先生通过巧妙地构思和入木三分的刻画，将剧中的女性形象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成为了反抗传统的先锋。
二、独特的家族人物类型专制的封建大家长、（《雷雨》周朴园、《北》曾皓，从一定程度上带有曹禺父亲原型的意味）、缺席的母亲（繁漪以及《北》中母亲根本未出现）、败家子形象，这三种人物类型造成了家族关系的失衡在《雷雨》中，周朴园所说的“服从”一词，是旧社会中对父权、夫权的服从，是家庭尊卑关系中的法则与规矩。
旧社会的家族关系往往是父权为中心、父亲在一个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曹禺剧作中，母亲的形象多是残缺或模糊的。
曹禺之所以能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中如此真切地表现剧中人物悲苦的生存状态, 主要源于他怀有的悲悯情怀。
他的悲悯情怀的形成, 与他童年的经历与母亲的早逝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北京人》中，作者在描写以曾皓为核心的父权中心的时候，根本未留出母亲形象的席位。
而在《雷雨》中的繁漪，虽然名义上是周朴园的妻子、周萍和周冲的母亲，然而这一形象的功能并不在“母亲”上。
因为在剧中，繁漪的主要身份是周萍的情人。
由于母亲形象的缺席，曹禺的家族叙事便尤其缺乏暖意与柔情的氛围，缺乏关爱者、慰藉者对下一代苦闷的抚慰，缺乏缓解禁锢与反禁锢冲突的可能。
其叙事情势便更为紧张，瓦解家族秩序的力量便更容易壮大，终至冲毁家族的牢笼。
【3】在曹禺先生的这些反映旧时代中家庭生活的创作中,曹禺塑造了很多的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大家庭里的败家子形象,周萍、大星、曾文清等在剧中的形象基本上都既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又是没有能力继承家族产业，振兴家族的败家子。
周萍在《雷雨》中的形象是一个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乐,在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文清则是从小在北平士大夫文化的氛围中成长,除了会一些附庸风雅的饮茶、赋诗、作画,并没有一些真正的谋生的本领,这些败家子的存在，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封建家庭伦理的背离，才加速以封建专制为基础理念的旧家庭模式的衰亡,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对与推翻封建旧势力，带来一丝民主的新氛围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不过在剧中，曹禺先生对于这些封建家族的败家子的形象的厌恶摒弃之情任然是显露无疑的。
不仅仅是在这些剧作中，整个旧社会的贫苦群众都对封建家族的败家子弟流露出明显的情感上的憎恶。
三、复杂矛盾的家族情感在曹禺的大多数作品中，曹禺的家庭出身和童年记忆对其作品的影响都能隐隐的体现出来。
在曹禺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封建家庭体制的批判，对冲破禁锢枷锁的精神的赞许，又有对家庭传统美德的肯定和向往。
在曹禺的作品《北京人》以及《雷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既客观地展示了造成人物生命、情感与人性悲剧的家族因缘,又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留恋。
【4】根据文献的记载,从作者曹禺懂事之时开始，他的家庭就不断出现不幸和变故。
首先是曹禺姐姐的惨死。
曹禺的大姐万家瑛与曹禺先生的感情十分深厚, 在曹禺幼年的时候，姐姐家瑛给了他很多的呵护。
后来家瑛出嫁, 而她的婆家是一家极具权势的官宦家庭，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曹禺的姐姐，甚至看不起曹禺的家庭。
这给她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曹禺大姐的婆婆对儿媳挑剔虐待, 丈夫平日里胡作非为, 让她每次回娘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最终, 曹禺的姐姐家瑛在为夫家生下一个男孩之后, 由于经受不了婆家的折磨而含恨死去。
这一悲剧给了年少的曹禺莫大的打击,曹禺先生曾经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对姐姐的怀念。
通过姐姐的悲惨遭遇让他看到了在就社会中女性生存的悲哀与不幸,。
其次，给作者留下无尽影响的是父亲的过早去世。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先生是一名富有正义感并且书生意气的人。
老先生一辈子都渴望光宗耀祖, 振兴自己的家族。
但是天不遂人愿, 多年的苦苦奋斗之后，自己的家族仍然没有任何的起色，这使他陷入了人生的深度失意和落寞。
家庭由此笼罩上一种沉闷的气息。
对导致家族悲剧的专制家长,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不乏同情与怜悯。
在曹禺先生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父子之间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又有源于血缘的家族亲情,而作者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家族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制约和影响,既毫无保留地同情蘩漪式的对传统家庭的破坏,又对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愫方式的人物赞美不已,曹禺这种非常矛盾的家族感情，在一定的程度上源于自己对家族关系的体验,而他的封建家族伦理的情怀既影响了他创作情感的色调,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他在创作剧作中的感性基础与灵感源泉。
曹禺先生本人在回忆创作剧中人物形象与自己的生活关系时也曾经表示过，文章的很多人物形象对于自己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人物形象就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只不过生活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从而塑造出许多的经典形象。
《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形象，就有许多曹禺父亲的影子。
对父亲的那种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在客观上有助于曹禺对周朴园、曾皓之类人物思想情感复杂性的揭示,而没有简单地对他们进行简单地否定。
【5】在《雷雨》中，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固然存在着阶级地位上的对立,但是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血缘亲情，这些也决定了周朴园在感情上对鲁大海的亲近,当然,周朴园并未因为这种血缘亲情的关系而改变开除鲁大海的决定。
不过,对于鲁大海对他以前罪恶的发迹史的揭发,周朴园则是始终保持着对鲁大海的冷静与宽容,在周萍殴打鲁大海的时候,周朴园严厉的喝止了周萍,并斥责其过于莽撞的行为。
而到了故事的最后，当周朴园得知鲁大海在打伤了几个人后跑走时,便立即派人追回了鲁大海,以前,我们在研究当代戏剧的时候。
总是从阶级对立的立场出发,过多地强调了父子间阶级的对立矛盾,而对于家族血缘则很少有提及的时候。
客观的说,阶级的对抗和父子之前的亲情在周朴园身上是同时存在的。
曹禺先生在介绍自己的创作思想时从不隐瞒自己将周朴园作为反面人物来塑造的意图,但是他并未因此将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刻意地进行丑化,而是非常真实的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双重人格的矛盾形象，既写出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贪婪与凶狠,同时又有作为专制家长的虚伪和自私,但也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真情,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
在剧作的最后阶段,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之间风云变幻、人世沧桑的周朴园，用悲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深深地忏悔。
周朴园在对侍萍真挚的怀念,不仅仅是昭示出他未泯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他对家族亲情的重视,对于这种美好的情怀，曹禺先生在创作是是给于充分的肯定的。
在曹禺创作的《北京人》中,曾皓对于儿子的失望之情,对没能力继承祖宗基业的子孙的不满之情,最后甚至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下跪,请求自己的儿子戒掉大烟,这些剧情的描写都是有一定的生活细节的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