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医术与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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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医术与医德

医术与医德

人类活动有些靠近取效一端,有些靠近游戏一端。各种各样的绘画,取效的程度不同,但笼统说来,绘画以及其他艺术,比较靠近游戏一端;另外一些活动,比如行医,则靠近取效一端。

行医是手段,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或造就最广义的健康。“为艺术而艺术”这话你能听懂,不管你是否赞同,却从没听说过“为行医而行医”。

行医虽然明显是取效的活动,但像大多数人类活动一样,行医的效果并不是单义的;因此,医疗不能只遵行程式,医疗过程中时时需要新判断;好医生不仅要有好技术,还要有医德;他行医也不只是为了挣钱,行医这种活动本身给他带来生命的意义。

为了说明我想说明的,下面的议论常以中医这样的传统医学为例。

我对中医以及医学了解不多,好在我并不是要讲医学,只是用它来举例,涉及的是些常识,应不至于太离谱。

我请郎中,上医院,是为了治病,医生好不好,要看他是不是把我的病治好了。但这不是整个故事。大家知道,现在抱怨最多的不是治疗效果,而是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你拉稀,验血验尿然后五脏六腑做了B超,脑部做了CT,折腾好几天,花了万儿八千,拉稀治好了,或许还没开始治就好了。高干病房的医生,也许完全不用考虑医疗费用。但我想象过去的郎中,他考虑你花多少钱,并不亚于考虑你的病能不能治好。病人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如洗?——《黄帝内经》有言:“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郎中大概不能让你倾家荡产把你的脚气治好。有一种药治疗脚气更有效,但十分昂贵,我们多半不会去用,实际上,由于很少有机会使用这种药,它不大可能被找到,找到了也很容易失传。

买点儿什么花多少钱合适,这当然不限于求医治病,但在治病这事儿上更加突出。病来如山倒,我们平常买东西则比较从容;个体健

康的“价格”极难衡量,不像平常买东西可以货比三家;治疗的效果尚在未定之天,不像买橘子可以先尝一尝;该怎么治病,多半只能依赖大夫的判断,而病人和大夫之间几乎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势。

回过头来单说治疗效果,它也不等于治愈率。一位名医,很多疑难杂症来求医,病危病重的来求医,就算他神,他的治愈率也比不过一个治疗普通感冒拉稀的郎中。治疗效果还牵涉到其他很多事情。尽量保住乳腺癌患者的乳房,是不是疗效的一部分?该冒致死之险把一个病人治愈,还是取“保守疗法”听任病人落个终身残疾?为此还得考虑病人是老人还是少年,而不能“见病不见人”——折腾个天翻地覆,把个风烛残年身上的某种病根除了,有啥意义?

除了治疗,还有与病人的沟通。求医,不止是有了病想把病治好,经常,求医人想了解自己有没有病,这病有多要紧,都有哪些治疗或控制办法,或泛泛想了解跟某种身体不适相关的一般情况。我这里那里不舒服,不一定算得病,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依照良好的建议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得了小病,也许我用不着理睬它。严重些的病,我想知道治好这病麻烦不麻烦,要花多少钱。要命的病呢?不一定治得了,我最关心的也不一定是怎么千方百计治好这病,而是自己走前还有多久,还来得及安排点儿什么。不少时候,病人想知道这些的愿望并不亚于把病治好的愿望。这些,从前比现在更突出些——我甚至猜想,无论得个大病小病,都要玩了命把它治好,这是相当晚近的习俗,由患者、医生、医疗制度合力造成。在现代医院里,医学能做到什么医生就去做什么,这倒有点儿“为行医而行医”的意思。一位医生自问:“生命不息治疗不止,让人心生几分沮丧,治疗有何意义?”

行医是跟人打交道的。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引用西人所云Medicine is an art之后说,“请注意,这里用的是art,而不用skill或craft,行医是需要用心和用情的,而不只是简单地靠技巧。”跟画画相比,行医的确十分靠近取效一端,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艺术。让患者了解他的身体和疾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行医经验,帮助患者以更加合情合理的方式对待疾病,这些也该是行医的一部分。反过来,医生那份冷漠,那份不耐烦,那份字迹古怪的诊断书,没少让患

者抱怨。嘿嘿,刚刚写到这里,读到名医顾晋在全国人大上的讲话,说是“80%的医患纠纷,不是医疗差错,而是沟通问题”;他接着说,“我的经验是,做医生,很多时候情商比智商重要。”从狭义的疗效着眼,现代医疗的确进步很大,但在与病人沟通等不少方面,恐怕没多少进步,说不定还不如从前。

现在的医疗效果比以往大大提高了,但到底能治好多少病,仍难定论。一位名叫特鲁多的美国医生,他的墓志铭是:“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减轻;总是去慰藉)。

治病当然是个技术活儿,但行医不仅要靠医术,同样要靠医德。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减轻患者痛苦,尽量保持患者的生存质量,保护患者的隐私,维护患者的尊严,这些都要求医生有德,更不用说不用假药和多余的药、不侵犯患者这些更基本的要求。流传千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全篇所涉都是医德。

这里还不是泛泛谈论有德,医生需具备特有的德性。我们都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特需的才能,但说到德性,今人广受普遍主义影响,似乎所有人都应该具备同样的德性。这显然不合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感知。粗说,每个业行有它格外重要的德性。政治家需要大度,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学问家需要自甘寂寞。说得远一点儿,盗亦有道。冷兵器时代的战士,他的首要德性当然是勇敢。相较之下,医生更应具备的德性是富有同情心、冷静和审慎,这还包括富有同情心与冷静审慎的相当困难的结合。

当然不是说,每个业行各自封闭,它们各自的德性不相通融。相反,没有哪种德性单属于一个业行。有些业行,就它们所需要的德性而言,比较接近,优秀的将军、政治家、企业家身上有很多相近的品质,优秀的学者有几分像修行人。有些德性几乎遍布所有业行,最突出的例子,对,又是勇敢——人们自古以来把勇敢视作“通行的美德”。举报不法者多半需要勇气,有些政治决断更需要勇气,即使从事学术,也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维特根斯坦甚至说,天才在于

才能中有种勇气。不过,勇敢在不同业行有不同的分量。在某种延伸的意义上,医生也需要勇敢,但它在行医这个业行里不像同情、冷静、审慎那样突出。从反面说,贪婪在哪里都是恶品,但比起商人,医生身上更容它不得——在突来的寒天里把柴煤的价格抬到最高价位固然可恨,医生若乘病人之危把医药费用抬到最高限度,那真正是丧尽天良了。

在一个目标单一的活动中,从事者只要技术高明就能胜出,但在多数人类活动中,优异的成就既依赖特定的才能,也依赖特定的德性。而且,才与德常常连在一起难解难分。双方格斗,当然要看谁技高一筹,但勇气也是制胜的因素,甚至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俗语;若更深一层说来,格斗技术一开始就跟勇敢连在一起——一个懦夫学不到高超的格斗技巧,就像心浮气躁的人学不成出色的外科大夫。更宽泛说,要在一个业行达至优异,他必定要热爱这个业行——这个业行引发他的热情,调动着他的心智。

虽然我们不愿把才与德混为一谈,但在相当程度上,在一位优秀的从业者那里,他的优异技术跟他的性情和品德连在一起,跟他整个的人连在一起。画出好画,不只依赖良好的绘画技巧,并且依赖于画家的气度、见识、一般的感受力等等,此陆游所谓:汝等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优异技术与整个人连在一起,这一点在古时候更为明显,乃至于arete这个古希腊词不分才与德,意思就是卓尔不群的才德。社会的演进倾向于尽量把技术从整体活动中独立出来,以便脱离开这个那个具体的个人以固定程序来教授技术,施展技术。医疗拆分成多个部门,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技术的学习和实施最大程度与从业人的性情和品德隔离开来。在国外的社区医院和家庭医生那里,倒是还能依稀看到旧时行医者的情形。但即使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技术仍不是一切,每一个业行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没有它,这个行当无法维持下去。

艺术比较接近于游戏,实际上我们常把艺术说成游戏,但艺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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