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和中国语言_异质同构的文化创造

第18卷第1期Vol 118No 11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 OU RNAL OF SANM IN G COLL EGE 2001年3月Mar 12001[收稿日期]2000—12—23

[作者简介]谭学纯(1953—

),男,安徽芜湖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语言学、文艺学研究。

中国建筑和中国语言:异质同构的文化创造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中国建筑在可见的形象感受中体现人在自然界的空间位置;中国语言在不可见的

意识抽象中体现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言说秩序。作为异质同构的文化创造,二者经由不同的渠道发生、发展,但始终存在着文化契合点。

[关键词]中国建筑;中国语言

[中图分类号]TU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43(2001)01—0038—08

我在主编《艺术符号词典》和忝充《中华艺术文化辞典》“建筑”门类分科主编时,曾感觉到,中国古人在运用建筑手段改造世界和运用语言手段表现世界的时候,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相通。我试图描述这二者的相通时,首先注意到迪利的《符号学引论》把建筑归入

“后语言结构”①。这表明迪利发现了建筑和语言的同构性,可惜没有展开为具体描述。也许

建筑和语言的异质形态给描述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拨开表层遮蔽,还是可以发现异质形态共同遵循的文化规则。从广义上说,建筑和语言都是一种人工创设的文化符号。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人类的“家园”修建,在技术层面付诸了建筑,在精神层面交给了语言。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建筑在可见的形象感受中体现人在自然界的空间位置,语言在不可见的意识抽象中体现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言说秩序。二者经由不同的渠道发生、发展,但始终存在着某种文化契合点。

一、童年记忆:营造之初和造字之始

中国古人最初是通过建筑行为确立自身在自然界的空间位置的。虽然,初始阶段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极简单的营造行为,初始阶段的营造物也只是一种形制极简的构筑,但它却是我们的祖先从自然状态跨入文化境界的标志。以家为单位的“人化”空间从荒蛮的大自然中分割出来,是原始初民运用营造手段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确证。同样,中国古人随着文字的发明,由蛮昧走向了文明。因此,在营造之初和造字之始,先民们怀着怎样的神秘、激动和自豪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在崇拜、惊喜、赞美的同时,为华夏文明最初的辉煌,也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项文化记录,编织出了美丽的神话传说。《易・系辞传》: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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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作为中国文化发端的《周易》,以同样的叙述模式,叙述了两项同样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创造:以宫室取代穴居野处;以书契取代结绳记事。前者是原始初民由户外栖息转向户内定居的开端;后者是人之成为“符号的动物”的始源。

取代穴居野处的宫室最初究竟是什么样子,今人已经很难想象。但文字的创制,可以帮

初的宫,是指围墙围护的整体建筑空间;室是指宫内分隔出的较小的建筑单元。反过来,远古的建筑造型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求相关文字符号的古义,汉语“宫”可以表示与围墙围护的空间构筑有关的“院墙”、“围绕”等语义;“室”可以表示与建筑意义上的内室有关的“妻”、“娶妻”等语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作为建筑造型的宫室的意义规定。

回眸远古的历史风景,现代人会赞叹古人营造之初和造字之始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相关联的文化因子。但《周易》却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把“圣人”记为这两项文化创造的主体。这“圣人”是谁呢?古来众说纷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我以为是:

1.黄帝和伏羲

古籍中多处提到,宫室之筑,始于黄帝;文字之创,始于伏羲:

白虎通曰: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

———《事物纪原》卷八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尚书・序》虽然,这些传说模糊了神话话语和历史话语的界限,但它却重现了华夏民族童年期的历史记忆。有人称华夏文明为“黄色文明”,中国建筑和中国文字是“黄色文明”中起源最早、持续最长的两大体系,它们被归于黄帝和伏羲名下。黄帝曾被中原各族尊为共同祖先,伏羲被《汉书・古今人表》列为“上上圣人”。在这两位重要人物身上,附会出中华文明最初的辉煌,确实可以引发出后人无比丰富的审美联想。

2.有巢氏和仓颉

《韩非子・五蠹》有一段记述:

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辟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

传说中“构木为巢”的直接导因,是初民“不胜禽兽虫蛇”之害。有巢氏的发明,是我们祖先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文化行为。对于自然空间的文化分割,充分显示了先民们求取生存的艰辛努力和智慧,同时也在中国木构建筑中具有发生学意义。难怪古人尊其发明者为“圣人”,“使王天下”。

传说中对于中国文字有创造之功的“圣人”是仓颉。古传他长有四目———现在陕西白水县史官乡仓颉庙中还供奉着一座长着四只眼睛的仓颉像。与众不同的“四目”,大概是为了赋予仓颉一种超乎寻常的观天察地的本领,或者是为“仓颉起鸟迹”而制文字的“特异功能”提供诗性的说明,其间渗融着古人对这位文字创造者无比的崇敬,以及对于“始造书契”的“黄帝之史”(《说文解字・序》)的文化认同。

无论“构木为巢”或是“始造书契”,显然都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文化创造。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巢氏和仓颉的名字都超出了个人所指,由人而神,或作为具有“神”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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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成为某种象征性符码。

不过,透过神的光圈,我们看到的是对人的自我肯定。从圣人筑宫室、造书契,到黄帝建宫室、伏羲制文字,再到有巢氏作巢居、仓颉造字,在看似虚幻的臆想中,提供了一个初民思维方式的寓言。它以诗性的浪漫,记录了我们的祖先自我确证的生命冲动和豪迈情怀,凝固为民族的童年记忆。

二、以人为本:建筑和语言的存在方式

人作为建筑和语言的主体,具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使命:一是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调适人与社会的关系。前者以建筑为主要手段;后者以语言为主要手段。

中国建筑系统和语言系统都以人的文化存在为本,通过人对自身的把握,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使外在世界接纳自我,也使自我向外在世界敞开。这里的核心是人,无论是通过建筑手段对外在世界的改造,还是通过语言手段对外在世界的命名,都是人介入外部世界的一种文化活动。

古代字书对“人”的解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于人的文化存在的关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仁”具有共同的所指:《释名》“人,仁也”,《说文通训定声》“仁,假借为人”,二者从不同的向度共同把人的自然存在提升到了文化存在的位置。而《周易》所说的“人文以化成天下”,实际上也包含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以人为本,使中国传统建筑特别着意于营造适合人之生存的空间构筑。为此,中国古人发现了建筑位向对于人的特殊意义。

传统建筑活动的重要前提是择址,按天上星宿将地面划分为12区域,趋吉避凶,在地面上考虑建筑基址的地形、地质与人的生态禀性相联系。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周公营洛,都曾精心择址。

择址之后是定向,即风水先生和大木师傅据天时地利决定建筑朝向,先按建筑基址绘出平面简图,别为八卦九宫,注明24方位,了解整体建筑各平面的局部空间所在方位的吉凶,再据自然地表、气候特征、水流方向等决定建筑大致朝向,然后按罗盘格定准确方位,据罗盘读数推知所定方位吉凶,调整为至吉,最后按朝向确定建筑的平面布局、空间组织、各处高低门的方位等。门向的人文涵义尤其突出。古代“坎宅巽门”的营造规则,作为阴阳八卦、风水观念和等级制度结合的文化象征,体现了建筑和自然环境因借和谐的营造策略和人文关怀。在《周易》中,坎为凶象,巽训伏、服,以服制凶,化凶为吉,是坎宅巽门的理论出发点。所以古代名门开设,一般选择左角青龙,回避右角白虎。座北朝南的宅院,门开东南隅。如宅址低洼潮湿,则因势利导,化凶为吉,使宅门易于通风,周边易于排水。中国建筑多朝南、朝东,主要是争取日照和通风,使人化的户内空间更适于人之生存。

从汉代文献“反宇向阳”的记载可知,中国建筑的屋面很早就呈利于采光通风的曲线形制,屋面沿纵轴方向从两端起翘,与增高的举架产生横曲线配合,构成更具采光通风之利的凹曲屋面。这种屋面形制与朝南的位向相得益彰。虽然,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条件和东南季风多的气候条件的差异,我国南北建筑对日照和通风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人们对此的适应通常通过建筑体的局部调整来实现,如南方建筑强调通风胜过重视日照,空间营造一般以深挑的屋檐、狭小的天井避免强光辐射,而建宽敞的堂室,以利通风;北方建筑强调日照胜过重视通风,空间营造一般以宽敞的院落争取阳光,而筑厚墙重顶,以避风沙,但这并不影响建筑活动的主体对西南位向的选择和营造活动以人为本的关怀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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