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些

皇甫平：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些
当前的上海，正站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起点上。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放在我们面前。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真正认识上海在90年代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地位。

如果说前一个10年，上海人更多的是惊羡于深圳、厦门等地的开放奇迹，那么进入90年代，上海已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一样，站到了我国开放的最前列。

350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正以我国最大经济开发区的独特步伐走向世界；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配套齐全的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同志对90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这是90年代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

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胆魄，就不可能面对挑战，抓住时机，在进取、开拓和竞争中大步走向世界。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关系。

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个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000402,股吧)，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

这里，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澄清一些疑虑和误解。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在国营企业集中的上海，有这种担心可以理解。

对于某些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现象，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然而10多年的开放实践已经证明，要保护民族工业，采取关起门来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惟有大胆开放，引进外资外技，吸收先进管理方式，经受国际市场考验，大大提高竞争能力、经营水平和企业素质，才能利于改造和振兴民族工业，在开放中真正保护民族工业。

为什么新兴的厦门收录机产业、深圳自行车行业和内蒙古毛纺业，能迅速赶上或超过号称老牌冠军的上海同行？为什么上海的汽车工业，能在短短几年中结束挥汗抡锤敲敲打打的历史，迅速接近世界水平？答案就在于开放，在于主动引进、消化。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

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份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

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

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40多年经济发展史的基本结论。

“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在一些似乎“精明”的同志里头，存在这种担忧。

不错，外国企业家来投资、经商，当然为着要赚钱。

但是，开放是双向的，吸引外商投资是互利的，它有利于弥补我们的资金、外汇不足，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建设，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

一句话，有利于增强我国力。

既然如此，我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的韬略。

有的项目，即使我们暂时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让利于一时，得益于长远。

我们不是说要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么？如果不给人家甜头和实惠，还谈得上什么“吸引力”呢？又遑论引鸟筑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陷在眼前一时一事甚至蝇头小利的得失上拔不出来。

那种以小失大、求近效而舍远利的算盘，看上去“精明”，其实并不聪明。

开放要加快步伐，引进要抱几个“大金娃娃”，不改变这种得失观，不拿出一点长远目光和大将风度怎么行？
“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么？”确实，扩大开放，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上海做生意；吸引外资，会有一些外国资本家到外资企业当老板；允许外国人设银行、办商业，又会有不少“洋人”搬进高楼大厦坐写字间……于是有些人担心新上海与旧上海“差不多”了。

这种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方法，是不对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上海的开放格局决非旧上海的租界，哪有什么列强逞凶、炮舰横行？哪有什么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平等互利经商投资。

这种万商云集的景况，是我们主动开放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际城市的形成发展必备的条件，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可惶惶然呢？对于引进的同时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

引进的过程，本身就是鉴别良莠，取舍精华糟粕的过程。

我们吸取的是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坚决抵制；我们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来华外国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败坏我国社会风气的东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赌博业等等，则坚决不开口子。

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免疫功能，使干部和群众真正经得起开放的考验。

所以担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上海会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不必要的。

扩大开放，说到底也是深化改革。

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任何开放，都不可能不引起内部体制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

因此，开放意识和改革意识融汇贯通，密不可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扩大开放。

我们现在有的扩大开放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设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

有的扩大开放措施，则将从深层推动体制的改革，例如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改革着手，改变法制不完备、执法不严格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扯皮的状况，极大地改善投资软环境；又如扩大外贸，就要求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营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联合统一对外的外贸经营新体制；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转换。

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深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的进一步调整。

很显然，在90年代新形势下，在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成为有没有深层的改革意识的重要试金石，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实质也是改革意识的再教育、再深化。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原载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