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蛮族入侵与东方游牧民族入侵产生不同后果的原因 (1)

欧洲蛮族入侵与东方游牧民族入侵产生不同后果的原因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掉罗马皇帝罗慕洛，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开始跨入了中世纪。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日耳曼蛮族相继在原本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勃艮第王国，英格兰王国，东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德王国。

在这一历史时期，欧洲陷入了空前的大分裂状态，同时也是一个大融合的状态，以往以罗马帝国为主体的欧洲大陆秩序被蛮族的入侵所打破，新的经济形势和政治模式在罗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

封建因素发展迅速，西欧也开始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的希腊—罗马文化因素在中世纪表现得并不明显，看起来似乎是被遗忘了，而以往被视为落后的蛮族文化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占据了欧洲大陆的主体，欧洲出现了“蛮族化”的局面。

但是当我们对比同时期东方，是时正值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此时的中国陷入了“五胡乱中华”的困境，在中国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

但是不同于在西欧原本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境况，中国的文化在这一时期仍旧保持着先进的姿态，并且让游牧民族有意无意的去吸收，不但没有出现“蛮族化”，反而还是游牧民族的“汉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蛮族入侵产生的破坏为何在欧洲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足以湮没一种一度辉煌先进的文化？而中国能够保持独特的文化又是为什么？一：地理因素①罗马：罗马帝国以亚平宁半岛为中心向四周辐射，鼎盛时期590万平方公里，西至不列颠群岛，北至易北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至北非地区和苏丹北部。

此时的日耳曼人分布在莱茵河流域和易北河一代，与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相互重叠，而欧洲北部又是广阔的波德平原，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并无天然的屏障，因此，二者的交往十分密切。

在长期的征服与反抗或是商业交流中，日耳曼人长时间接触到先进的罗马文化，这使得日耳曼人在拥有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较为原始的文化同时，受到了罗马文明的影响，此时，二者的结合，使得日耳曼人产生了一种罗马化的日耳曼文化，日耳曼人将这种文化巧妙的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日耳曼文化是野蛮的也是文明的，说他野蛮，是因为他没有罗马文明中长久积淀而成的底蕴以及道德原则，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说他文明，是因为它所开创的是一种全新的、富有活力的文明体制。

在这种文化下，日耳曼人轻装上阵，可以毫无怜惜的摧毁罗马的文明，却同时也可以重建一种新的文明。

②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最东部，最东部是大海，西部和北部是广阔的沙漠，西南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

中国在地理上有着天然的封闭性。

凶悍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北部的草原沙漠地带，与中央政权有着天然的屏障，在加上秦代长城的修建，让游牧民族与以华夏民族有着较大的差别。

中原的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拥有完整体系的儒家文化，经过两汉的经营，这种文化继续发展并且不断达到一个个新的高度。

而此时的游牧民族，仍处在较为落后的层面上，虽然受到一些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尚谈不上文化转变，更无法谈及游牧民族创建新的文明体系了。

因此，由于地理原因产生的文明程度差异使得游牧民族在与汉民族文明的对抗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即，一方的绝对优势以及另一方的绝对劣势。

这是东方的游牧民族与西方的蛮族在文化方面的一个较大差别。

二：文化观念与宗教因素①罗马：罗马在它的发展初期，同样是一个落后的“蛮族”，罗马地方分散的山村公社在公元前七世纪才开始逐步联合，成立所谓的“七丘联盟”，不久，也就是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才建立起了罗马城。

比起同时期早已进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可谓是蛮族无疑。

而后来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在长期以罗马人的交往和渗透之中，逐渐融入了罗马，因此，“蛮族”与“文明人”的观念在用于罗马与日耳曼时存在相对性，罗马是一个过渡到文明社会的“蛮族”，而日耳曼却是“正在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蛮族”。

同时，罗马人本身保留一定的野蛮的色彩，如罗马法中确立的“同态复仇”原则。

所以说二者之间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差距会越来越小，直至二者相互融合。

而后来兴起的基督教，则使罗马人与蛮族人同时信仰上帝，变成“上帝的子民”，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具有一定的超越种族性，宗教起到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作用。

这也是后来的蛮族统治得以持续，民族观念在很长时间里淡薄的原因。

②中国：中国在很早之前就注重“礼法”，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重礼法则重名分，重伦常，这些东西在游牧民族那里是很淡薄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弟娶兄嫂”等在我们看来是“乱伦”的例子。

也就是有了强大的宗族观念，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不允许异族来统治自身，否则便是莫大的耻辱。

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不少打着恢复汉族统治的旗号起兵造反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发布的《被伐元檄文》中就曾打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号。

因此，游牧民族要想取得在中原地区稳固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把自己扮演成汉文化的学习者，儒学的推崇者以及礼法伦常的维护者。

当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政权时，他就声称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后裔；而最为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原本的鲜卑开始族“断北语”，着汉服，并逐步与汉民族融合。

由此可以看出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对异族统治者的影响。

另外，汉族没有强大的宗教势力，而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又崇尚的是“名分”和“礼法”，游牧民族若信仰儒学，就必将受到汉化，这也是游牧民族无法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到汉族文化之上的重要原因。

三，帝国内部的政治及民族的凝聚程度①罗马：罗马作为一个依靠武力征服形成的大帝国，其本身就有很强的离心力。

这种离心力集中爆发于帝国三世纪时期，此时地方出现了一批拥有军队和财产的割据性力量，各个行省相互攻伐，废立皇帝，并与蛮族相勾结（如塞维鲁王朝）。

而帝国境内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发压迫斗争以及奴隶解放运动（如巴高达起义），这些具有离心倾向的政治运动从统治基础上瓦解了罗马的统治，并给了蛮族人可乘之机，是蛮族人可以利用混乱的政治格局发展自身的势力，并形成中世纪欧洲的原型。

②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剪灭六国，实现了大一统，这一过程中国人历来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非“征服”，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此匹配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观念，这就使得无论国家如何分裂，统一都会是历史的大趋势。

既然统一是历史的大趋势，那么长久的分裂就必然会被大一统的王朝所取代，任何格局的政权要么统一中国，要么成为其他割据政权统一路上的基石，割据是不会长久的。

另外，不同于欧洲的民族成分复杂，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的汉民族长期以来在人口数量以及土地和财富占有量上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作为统一的既得利益者，就不会允许分裂的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东方不会出现蛮族入侵后长期四分五裂局面的原因之一。

四，第三势力的存在与否①罗马：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堡与统治帝国西部的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在此之前，基督教就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此之后，基督教更成为一支能够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

无论罗马人还是蛮族，都信仰基督教。

尤其是在后罗马时代，蛮族成立了多个国家，相互征伐，并无休止，于是基督教在乱世之中影响逐步扩大。

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公元590年格里高利一世就任罗马教皇，在他十多年的任内，教皇的权利得到很大的提高。

格里高利一世对中意大利，西西里，撒丁岛和科西嘉进行宗教合一的统治，并且重视同蛮族的关系，要求牧师要为蛮族服务。

例如与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签订友好协定，使得蛮族与基督教势力相互利用。

让基督教这个“第三方势力”发展壮大，并成为中世纪欧洲混乱之世的主宰者。

蛮族与基督教的勾结也可以视为蛮族入侵带来分裂割据后果的重要原因。

②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兴起了佛教。

自南朝梁开始（南朝四百八十寺），佛教一直作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中。

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巩固统治，便广建佛塔，赐予土地；而百姓为了逃避徭役，也纷纷出家为僧为妮，因此出现了“寺庙经济”。

但是由于寺庙隐匿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这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相反又不利于统治了，于是中国的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是利用和打击并举的局面，国家利用佛教温稳定人心，同时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有可能会采取“灭佛”的方法来宰肥。

比如北周武帝灭佛就为国家收取了大量的财富，是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北周灭齐做了准备。

所以说，宗教不可能成为第三势力来左右国家，在中国，无论是割据政权还是统一政权，皇帝都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

所以没有第三势力的中国，统一的障碍会比欧洲小得多。

因此蛮族入侵也就无法使国家长久的动荡。

五：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①罗马：蛮族入侵前夜的罗马就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罗马帝国在三世纪出现了“全面而深刻”三世纪危机。

这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罗马的政治体制再也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

此时罗马帝国做出的一切挽救帝国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此时罗马的上层建筑已经不再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了。

封建因素需要扩张，而罗马的统治却日益趋于反动，而此时蛮族的到来却能给予西欧生产力发展想要的东西。

我们从中世纪的历史上溯，发现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中有不少日耳曼人的影子。

西欧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封君封臣”关系，来源于日耳曼人的亲兵制，年轻人向老战士宣示效忠，并且共享其社会地位，两者在这样的仪式下共享社会地位，皆为贵族。

而日耳曼建国以后，也使用这样的私人军队。

用土地来作为雇用私人军队的代价。

欧洲的封建社会围绕三个主题“领主”、“封臣”和“土地”，这些东西，在日耳曼人的政治生活中都可以见到，因此日耳曼人可以称为欧洲封建制度的直接来源之一。

因此日耳曼人的到来则在政治层面上打破了罗马帝国原有的保守的落后的政治体制，能够使他的政治体制充分的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因此，我们可以视为，日耳曼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维护落后体制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被淹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②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小农经济一直处在上升时期，而游牧民族落后原始的政治体制是不能够统辖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首先要做的便是任用汉吏，拉拢地方大族。

游牧民族利用汉族的制度统治农耕经济，同时也使自身政体的发展趋于汉化，也便有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同时期的中国在遭受游牧民族入侵后仍旧保持自身特色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