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结课小论文——吴越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影响

吴越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影响【摘要】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千年来，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深厚人文积淀的区域文化，创造出许许多多为世人瞩目、令今人骄傲的优秀文化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有贡献。

今天，在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吴越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影响，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吴越文化发展影响一、吴越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一般意义上说，吴越文化包含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文化，泛指吴越地区即吴语地区的文化，包括吴越两国之前的古越文化，也包括吴越两国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在该区域内存在发展的文化。

但这仅是对吴越文化认识的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吴越国的文化。

对于前者，人们比较熟知，相关分析研究也相对透彻。

就其时间跨度而言，包括原始先民生活的时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成型；就其地域分布而言，主要包括今天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的东南部，在这一范围内，形成了与其它文化有明显不同、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它直接影响着这一区域文化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于后者，相对来说了解的人较少，主要在于先人对吴越国的了解程度较浅。

唐朝末年，中央政权权威进一步下降，各地纷纷出现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形成所谓“五代十国”，其中有一国即吴越国，他由临安人钱镏创立，存国近90年，其历三世五代，统辖区域共十三州、一军，范围包括今天江苏的南部、浙江全境与福建的福州这一带。

吴越国时期，也形成了一系列对后世有影响的措施、方针，并造就了较为灿烂的地方经济和区域文化。

因此，所谓的吴越文化，实际上是指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是我们的先民在漫长了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它成为我们今天不断开拓、创新、奋发图强的深厚精神积淀。

二、吴越文化的起源所谓吴越文化，由吴文化和越文化构成。

吴文化，主要指以江苏无锡梅里为核心的环太湖区域的吴地文化；越文化，主要指以浙江绍兴为核心区域的越地文化。

越文化的兴起要早于吴文化，它的前身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

越文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越文化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末到新石器时代的以绍兴会稽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并沿着海岸向南向北发展，沿着长江水系向西、西南、西北发展。

二是中越文化阶段，这是长江下游文明时代的开始阶段，以4000多年前大禹在绍兴会稽召集诸国大会、以先越文化中最先进的“越”部落为基础建立“夏后之国”为标志。

三是后越文化阶段，即春秋时代的越文化。

吴文化较之越文化，发展相对较晚。

河姆渡文化繁衍稳定于越地，少有北移。

后来的良渚文化才越过钱塘，抵达长江。

3000多年前，太湖流域仍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

后来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从而使吴地超过了越地。

历史上，越国一直比较弱小，在数百年中基本上为吴国所控制。

这期间历经争斗，终以勾践灭吴改变了格局。

但当时吴文化毕竟在总体上高于越文化，所以不久吴强越弱的态势又复萌。

到了汉代，“吴越”已经基本上是连称而不分彼此。

三国时期，东吴割据江东，与魏蜀成鼎足之势，越地是其稳定的后方。

吴文化和越文化同属江南文化，除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在政治上相对立外，更多的是相统一，共性大于个性。

它们同宗同源，具有很大的相容性。

这种相容性既体现在两地相通的吴语体系，又体现在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相近的社会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

吴文化与越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统一，从而形成吴越文化这一区域文化，并成为江南文化的主体。

在五代十国时期，这里正式成立了以钱镠为国王的吴越国，从而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

三、历史上的繁盛如果说中华各地的区域文化是一群兄弟姊妹，那么，吴越文化则更像是一对双胞胎。

几千年来，吴越文化推动着江南发展，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

在历史上，吴越两地的文化出现了几次大的融汇，并在融汇中兴盛繁荣。

东晋、南朝时期的繁盛。

东晋时期，大批北人涌入江南，中原文化遍洒吴越。

随着人口的繁衍，吴越两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必须精耕细作才能收获足够的粮食和物产。

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渗透于吴越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催生出心思的细密、技术的精巧。

在心灵手巧的吴越人中，涌现出数不胜数的能工巧匠，画家、书法家、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比肩而立，群星璀璨。

唐、宋时期的繁盛。

唐宋两朝，吴越两地文风鼎盛、人文荟萃。

在初唐与盛唐之间，吴越涌现出一批风流倜傥、个性不羁、有名士风采的文人，以文词俊逸扬名于京城的“吴中四士”——贺知章、包融、张旭和张若虚是他们中的代表。

到盛唐、中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几度流连忘返于金陵、浙东一带。

从钱塘江畔的渡口西行，穿越浙东运河，经萧山到绍兴鉴湖；顺浙东运河向东至上虞，南入曹娥江、剡中，再到天姥山、天台山，有600多位唐代诗人行吟其间，留下1000多首诗。

唐诗之后的宋词，又为吴越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秦观、柳永、辛弃疾、姜夔、吴文英、陆游、王安石、苏轼等诗词大家，咏足了吴越山水的秀美，也尽显了吴越人的刚毅慷慨与柔情缠绵。

元、明、清时期的繁盛。

这一时期，吴越文化已比北方文化更为兴盛繁荣，并开始向北方汩汩渗透。

这种渗透已不是吴人或越人的分别行为，而是以吴越作为一个整体向北方辐射的。

它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还包含了科学、哲学、经济学等元素。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

从南宋到元明清，科举考试的主体也是吴越人。

吴越在当时俨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块高地。

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吴越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几乎同时在吴越两地发生。

近代以后的繁盛。

近代以来，吴越两地文化多在上海交汇，且北承京津、南通港粤、西接巴蜀，广纳湘鄂、齐鲁诸路名流英才，兼收东洋日本、西洋欧美的新思潮。

吴越文化在嬗变中提升，在兼容并蓄中走向现代。

新中国成立后，吴越文化在曲折中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使吴越文化重焕青春。

四、吴越文化的独特气质先人在《宋史地理志》中曾概述浙人的性格气质“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

这尽管是概述浙人的民风民俗，但它所表述的却是积淀深厚、渗透最广、生命力最强的东西，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内容。

无论是表层的物质文化、还是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乃至深层的精神文化，都体现了这一总的特质。

这一特质具体表现为：（1）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

我国文化向来以伦理本位与重义轻利的特色著称于世，有“礼仪之邦”之学，但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功利也是很受重视的，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

（2）“崇尚柔慧、厚于洋味”的人文关怀。

中国社会发展到南宋，儒家礼教日益成为世人必须遵守的伦理纲常，“存天理，灭人欲”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文化导向，但在局部地区、局部文化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自然人性论，吴越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它首先要看能否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欲望，因此，宋人将此概括为“厚于洋味”。

（3）深广的大众化倾向。

这种大众化，包括四层意思，一是价值取向上的世俗化；二是城乡差别不太悬殊；三是文化设施高度分散；四是民间民俗文化特别发达。

这四方面相互作用，使吴越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大众化性质。

（4）顽强的生命力与开拓冒险的精神。

从原始先民以来，吴越文化是屡经磨练与挑战，炼就了一身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本领，因此，它的生气来源于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来源于浙人特有的柔慧性。

五、吴越文化的特色区域文化的认定，主要取决于区域内的地域特色、环境特色和人文特色共同孕育的文化风格。

吴越国版籍相对稳定，北界长江天险，东濒大海，西有天目、龙门、千里岗屏障，南揽仙霞、雁荡、括苍诸山，跨越闽东丘陵深入福州，自成天地。

其中平原和盆地合计约占四成。

江南、浙北的水乡泽国，盛产鱼米丝绸，士女彬彬，秀服软语，市镇密集，商贸兴旺，自然成为吴越国精华所在，也为长三角的哺育提供了有利环境，太湖流出水量的百分之八十利于本区域的灌溉与水运，江海交汇更便于“沪渎”的兴起。

除此以外，八大天自然水系、两大人工运河，翼庇钱塘江两侧，沟通星罗棋布的湖泊，小型盆地多受其益。

浅山丘陵土特产丰富，民间习于精巧工艺，茶叶果蔬驰名内外。

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养育着吴越文化的独特风格。

吴越文化的勃兴还主要得益于人文与天时，提供出特殊的历史机遇。

唐末四帝平庸柔弱，遭遇农民造反与藩镇割据，连年动乱；进入梁、唐、晋、汉、周的五代十国，分裂动荡几使百姓无处安身。

唯吴越钱氏坚持保境安民，在两浙营造一方乐土。

本地人安乐祥和，外来移民也可受到安置。

以杭州人口的增长而论，建州之初户籍仅15380户，经隋唐两朝三百年起起伏伏多次波动，至钱鏐接任杭州刺史时民户未满三万户。

而经钱氏吴越国施政未满百年，至纳土归宋时，杭州“当地住户十六万一千六百，客户八千八百五十七”，即住在杭州的总户数多达十七万余户，百年内增长了五倍多。

如此短期速效的“中世纪城市化”业绩，几乎史无前例。

钱氏吴越国靠什么获此成就呢？单从文化角度提一要领，即历来执政者非法家即儒家，而钱氏融通儒佛，推行一种以民为贵的“和”文化。

用当今流行的口号说是建设“和谐社会”，用钱氏的理想追求来说是缔造“东南佛国”、“地上天宫”。

五位钱王“武祖是绳”，贯彻始终，实践结果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后人认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是明证。

吴越国既成为中世纪城市化领跑者，自然会诞生前所未有的“城市文化”；吴越钱氏营造了“东南佛国”，“佛教文化”在吴越境内大为昌盛；吴越书市和雕版印刷启动较早，近在钱王黄妃所建雷峰塔中发掘到雕版印刷经卷量多而精美，足证吴越“印刷文化”已成全中国中心之一；茶圣陆羽在余杭著成中国第一部茶的专著《茶经》，其年代与钱鏐几乎同时，当时径山茶、灵隐茶显露头角，引出后续的龙井名茶，吴越的茶文化由寺院、名士传播民间，甚至远播日本成为“茶道”；吴越寺院园林、王家园林蔚然兴起，民间相应催生了栽花、养花、插花的习俗，以及修饰庭院的风气，“园林文化”俏然兴起，并由钱鏐第六个儿子钱元璙出任苏州刺史时开始把杭州的园林文化移植到苏州，著名的沧浪亭园林即始建于吴越，至今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作之一；吴越贡品大量烧制秘色瓷，王室爱瓷，民间相习成风，茶具、餐具、甚至用具，都流行使用精美瓷器，至今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五代吴越瓷器精品，能令人想像吴越发达的“青瓷文化”，专家有言“四大越窑青瓷极品三件出在钱氏故乡”；钱王对杭州“五水”的大力整治，推广到举国兴修水利，尤其组合苏、杭、湖、秀、越各州形成大片鱼米之乡，“水乡文化”赋有特色；越州、湖州、杭州、苏州的丝绸织品始于晚唐而盛于吴越，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贡品中之最佳者，尤以苏州吴绫与杭州柿蒂花名声最大，苏杭“丝绸之府”由此驰名中外；钱鏐至钱俶都大建寺庙佛塔，讲究建筑外形和建筑结构，对木雕、石雕、砖雕的每个构件都讲求精益求精，建成不少精致建筑，同时也造就了不少建筑人才，喻皓、王永明都成建筑方面的大师级人物，足见吴越时“建筑文化”的高超；钱鏐亲自主修钱氏宗谱，影响极为广泛，不少世家大族群相效尤，繁荣了江南的“谱牒文化”，钱氏后裔修订各支家谱数以千百计，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还保存在各大图书馆中的多达209种，说明钱氏后裔历代修谱之风不息——可见吴越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派生出文化的大繁荣，塑造出中世纪一枝独秀的吴越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