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法律的认识 修改版

当今社会，法律不仅成为国家内部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国际利益的准则。

一个国家失去了法律，社会秩序将会陷入混乱；国际利益失去了法律的平衡，世界又会纷争不断。

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即将对法律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之前，我先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一下对法律的初步认识：（一）法的概念所谓法律，就是指归根到底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体系（引自法理学导师刘琦所述）。

从中不难看出，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体现。

庞德说过，国家是一种控制社会的工具。

在奴隶制社会，法律由奴隶主贵族制定、解释，意在维护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利益；在封建社会，法律由封建贵族制定，通过立法或者颁布的诏、令来实施种种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无论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建立，是通过调整和控制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从而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进程。

一方面，法律主要是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规范，化解纷争，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所起到的作用称为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而言，法律是人为制定的，反映人们的利益和要求，即法的内容受制定法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同时，法又具备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具有社会作用。

法律作为一种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则，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具有强制性。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的工具。

一个国家通过法律来约束、管理社会，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来维护社会秩序。

一旦违反规则就会受到规则的制裁，从更深层次来说，法律是神圣的，具有威慑力的。

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权威使人们尊重并信守法律。

轻视法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会增加社会的无序状况，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引自《商君书·勒令第十三》），战国时期的商鞅用轻罪重罚的思想来制定法律，帮助人们在意识中树立法的权威，当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对法的敬畏时，每个人都会去遵守它，维护它，这个时候法律变得神圣，成为整个社会的准则。

原始社会没有像今天这样成文的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长期社会生活实践总结出来的，约定俗成的氏族习惯。

这种习惯对于氏族全体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它的实施不是靠专门的机关，而是靠氏族全体成员的高度自觉和首领的威信来保证实施的，在没有强制机关的督促下，所有的氏族成员本能的去遵守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劳动利益，所以那些他们所遵守的东西变得神圣。

因此，大家乐意自我约束，共同遵守。

在我们强调法的作用时，还要对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要积极培养法律意识，又要注意克服法律的固有弱点，尽力避免法的局限性可能造成的后果。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现代的法律意识。

（二）法的起源。

法是一个历史范畴。

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前面说到原始社会氏族人群共同去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其实原始社会的调控准则囊括了原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例如原始禁忌、图腾崇拜、原始礼仪等，这些原始的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分野，他们往往相互混同——既具有习俗性，又具有宗教性和道德性。

他们的实现所依靠的就是传统的力量和首领的权威。

恩格斯曾对这种简朴的原始制度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都把一切调整好了。

当世界进入文明社会，出现私有制、阶级、民族国家的时候，开始形成成文法。

奴隶制时期，成书于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莫拉比法典，是最早的成文法，还有古印度的摩奴法典，当然还有中国西周时期的周礼。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法和公元前八世纪最为完备的古罗马法，他们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法律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

不仅有执政官法官，也开始有了法学家的著作，尤其古罗马法对后世欧美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世界各国的法律经历了怎样独特的形成过程，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性，法律起源经历了一个由习惯到习惯法，再由习惯法发展成为制定法的过程。

原始习惯、原始禁忌、原始礼仪等的存在，为早期法律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规范性基础，这些习惯、禁忌、礼仪，起初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进行一次性的调整，随后国家通过认可的方式，将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生活的维护与发展的习惯转化为受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习惯法产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原来的习惯法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国家便顺应这种潮流，制定了新的规则，制定法产生。

早期法律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借助神的意志来取得权威。

中世纪的欧洲，人成为了神的影子。

宗教的影响力不仅统治了精神层面，而且干涉到物质层面。

当时的欧洲，民族国家开始兴起。

教会的触手开始伸向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将他们圈养成“教会的奶牛”，教会通过人们思想精神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不仅从这些国家攫取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凌驾于世俗权利之上，左右王权。

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将各个欧洲民族国家的世俗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们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当世俗权力被神权所左右时，早期的法律借助宗教的外衣，凭借教会产生的广泛影响力，借助神灵的旗号获得权威，使得法律成为神灵对世人的命令，是神灵借其代言人向世人传达，不仅这些代言人获得了神性和权威性，也促使法律的实施借助了神的权威。

比如早期的法律判决出来之后，被告需要宣誓来证明他会服从判决，接受处罚；再如中国古代的神兽断案通过代表正义公平的神兽獬豸来找出犯有过错的人，其实质也是借助神灵的权威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在法的起源中，法律披上了宗教外衣，通过神灵来获得权威性，成为一个特别的部分，对我有较大的冲击性。

在我的观念中，法律代表权威，代表公平正义，法律是神圣的，但这种神圣不是来自于宗教，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神灵，它的神圣出于法律本身。

法律对人类社会形成的规范引导，使得整个社会保持着安稳繁荣的局面，法律通过各方协调，调节各个利益体之间的争端，缓和、化解矛盾，这是法律神圣，获得权威的根源所在。

不过进一步理解，也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所有的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形态，法律也不例外。

早期法律所处的社会环境，迫使它不得不披上宗教的外衣，在神权的影响下，统治阶级的世俗权力都无法自已，更何况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法律？当时的法律尚且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

前面说到，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那必须依赖经济和社会基础，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许多事物都是新生的（商品经济、人文主义、理性），尚不完备的法如何与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宗教神权相左？( 三 )权利与义务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权利和义务不仅贯穿于法律现象中具有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律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普通老百姓谈及权力与义务，可能首先想到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事实上，依据权利和义务的存在形态，将二者划分为应有权利和义务、习惯权力和义务、法定权利和义务、现实权利和义务。

应有权利是权利的初始形态，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的权力需要和要求，是主体认为或被认为应当享有的权利。

应有权力往往被表现为道德上的主张，因此，往往又被称为道德权利。

应有义务是指虽未被法律明文规定，但根据社会关系的本质和法律精神，应当由主体承担和履行的义务，通常以道德义务的形式从在。

但又不是纯粹的道德义务。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应有权利和义务得到体现。

父母将子女扶养成人之后，由于年迈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这时，子女需要赡养父母。

对父母来说，被子女赡养，得以安享晚年，是他们的应有权利。

而对子女来说，赡养父母确保他们安享晚年就是他们的应有义务。

习惯权利是人们长期形成的或从先前的社会传承下来的，表现为群体性，重复性自由行动的一切权利（如饮酒），习惯义务多存在于剥削阶级（如进贡，差役）。

法定权利和义务更容易为人理解，通过实在法律明确规定或通过立法纲领、法律原则加以宣布的，以规范与观念形态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即法定权利和义务，在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国家，法定权利与义务是最主要的存在形态。

以前的中国。

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主要是青年子女），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回家，无法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但是最新的法规出台之后，将“常回家看看”确定为法定义务，也从侧面反映出，法定权利和义务部分来自初始的应有权利和义务。

现实权利即主体实际享有并行使的权利，也叫“实有权利”，现实权利是权力运行的终点，又是新权利运行的起点。

法定权利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利时，才能成为或再现生活中的事实。

对主体来说，才有实际的价值，才是真实完整的。

父母只有真正得到子女的赡养（没有虐待，没有歧视），他们这种被赡养的权利，就是现实权利；对国家来说，才算实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法律的价值。

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现实义务只有主体承担和履行的义务，是法定义务的现实化。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种种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具有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通贯法律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

最后，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实现法的价值(引自张文显著《法理学》)。

对于个体而言，我之所以要履行义务，是因为我享有权利。

权力与义务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天下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享有权利的义务。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到，国家由契约产生，公民在契约中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但保留了收回的权利，因此，当国家危害到公民个体的利益时，公民有权起来反抗，甚至推翻。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学的中心范畴，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对于权力主体来说，利益上升到法律便成了权力，权力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而存在，而义务则是为了保护利益而付出的代价。

有些人或许只想着享受权利，不去履行义务，力求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们说物极必反，这些只想着享受权利的人，最终会受到法律的排挤，甚至失去他所应有的权利。

现实生活中，各种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说明人们的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但很少提及自身应履行的义务是什么，也从侧面反应了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现象。

事实上，权利与义务不仅在结构上相关，在数量上同样具有等值关系。

也就是说，权利与义务是等量的，不能只偏重权利而忽略了义务。

每个人都是权利的主体，我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落实我们应尽的义务。

通过对法的概念，发的起源，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我了解了法的大致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