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威汉版训诂学自考论述题

论述：1何为以形索义？以形索义应注意哪些问题？⑴以形索义本名形训。

形训者据字型分析以求自本义的训诂方法。

⑵形训必须使用说文及古文字资料。

⑶要分清笔意和笔势。

笔意指所用字型能反映文字的本义。

笔势为字体演变后，字形不再能反映本初之物象。

⑷要防止望文生训。

以形索义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⑴文字形体与词义的关系。

字形与字义必相关。

，不分析字形可见字本义。

例如：《说文》：“信”，诚也。

从人从言，会意。

“命，使也，从口从令。

”都是形训。

我们从中看到了字形与词义的关系。

⑵古文学与训诂。

训释古书要以《说文》为重要依据，同时还要参考古文字。

⑶笔意和笔势在运用以形索义这一方法时，必须以笔意为依据,否则就会穿凿附会，导致谬误。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指出：“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这里所说的“厥意”即字形中反映出的词义，也就是笔意。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曾说：“学者若不信《说文》之说，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这就是说，颜氏当时的字形已显示不出“一点一画”之意，只有较早的文字才有笔意。

发展的结果，字形日益显不出“一点一画”之意，⑷防止望文生训。

“望文生训”是古书注释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①因不明古义而望文生训。

例如：乐府诗《行行重行行》中的诗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中的“顾”有人误注为“顾，念，想；反，同返。

”其实“顾”有还、“返回”义。

②因不明通借而望文生训。

2、论“佑文说”？答：王子邵（圣美）提出“右文说”。

“右文说”就是从声符求字义的学说。

取名“右文”，是就大部分声符在右而言。

“右文”说从形声字的形符与字义的关系着眼，通过字族来研究汉字，揭示汉字孳乳变易的某些特征，为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指示了新途径。

随着“右文”说的发展，清代发生了“音近义通”说。

“音近义通”说却把范围扩大到异形的字；异形字只要音近，义就可通。

也可以说，“音近义通”说把“右文”说向前推进了一步。

“音近义通”说由王念孙等开其端，由阮元、刘师培等先后发挥。

由章太炎、梁启超、刘赜、杨树达等共为推阐，逐渐形成了学术体系。

3、论词义的性质定义与特点？答：词义者人类最小语言单位—词，与文字之语义内涵。

词义有本义和引申义，而文字富有假借义之别。

⑴词义的概括性。

列宁说过：“任何词都是概括了的。

”“人”的词义是会说话、能制造劳动工具、过社会生活的脊椎动物，它不是专指一个人，而是指具有以上特征的一切人，⑵词义的客观性。

“评法批儒”中把同一个“民”字在《论语》中解释为“奴隶”，证明孔子是奴隶制的辩护士，在《孟子》中反过来解释为“奴隶主”，证明孔子是奴隶制复辟狂。

在《商君书》中则解释为“新兴地主阶级”，证明商君是地主阶级政治家。

这只是从政治需要出发随心所欲的解释而已。

4、论述字本义与字馀义的关系？⑴“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馀义焉。

⑵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⑶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

⑷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

”⑸段玉裁这个见解是在对语言现象作大量的分析之后才提出的。

固其为可信。

他在《说文解字·注》中分析了一千一百多字的引申义。

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字九千多，而其中常用字不到半数。

段玉裁分析的千余字基本上是常用字，因此段玉裁的分析具有实用性与普遍性。

例如：“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

注：此宰之本义也，引申为宰制。

如“宰”本来是屋内奴隶（所谓“罪人”），因贴近奴隶主，有可能得到奴隶主信用，逐渐具有职权，乃至扩大职权。

到了后代，直到成为官僚，执掌国政。

这样，“宰”就由贬义演为褒义了。

5、论述方俗词义难释的原因？答：⑴方俗词义是指方言俗语的语言汇种，词的特殊意义是指方言俗语中语言词汇的词的特殊意义。

⑵①训释方俗词义往往会遇到重重困难。

其原因在于：第一，可以引证的材料很缺乏，几乎没有合适的字书、词典可查。

比如：“睃”字，《词海》、《词源》、《汉语词典》都不收，收了它解释为斜着眼睛看，并且注明“多见于早期白话”（1996年修订本删去这个字），读者才勉强得以解释。

第二，记录当时口语的文字往往有多种写法、而且抄写的人和刻印的人文化水平较低，错别字不少。

而这些错别字又往往跟方言有关，当时的韵书往往难以作为严格的依据。

例如：“们”写作“懑”“门、每”，“这”写作“者”、“遮”（多种写法）。

音近误写后就使人费解。

第三，中古、近古双音结构的语言单位占多数，但是又没有固定下来，某一语言单位是词还是词组，有时会使人琢磨不定；有时合成词的两个词素的次序不固定，有时出现不规则的缩语，都使人难以确定词义。

例如：元剧《勘金环》中的“张千，将问事来。

”中的问事：不是审问事由或审问事实，而指刑具，相当一个词，光凭语感或脱离语境来认识，则相当于词组。

又例如：“老身便好张主。

”张主“即”主张“，词素次序颠倒，容易使人费解。

第四，有些少数民族的借词，还没有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需要从少数民族语的古代文献中去找对应的词。

比如：《开诏救忠》剧楔子中的语句“不杀他时，推出辕门，著他牙不了吧！“中的”牙不“又写作”哑步“是蒙古语”走“的意思。

6、论述佛教用语对汉后古代汉语词义的影响？答：⑴从公元第1世纪到第10世纪，即从东汉到唐宋间，我国和印度的来往，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

⑵在这个期间，我国社会、除了佛教关系以外，其他方面也受到印度的一些影响，佛教用语（包括借词和译词）不可避免地要输入到汉语词汇里来。

⑶印度佛教用语对汉语的影响远比西域的借词和译词大。

⑷南北朝以后，寺庙遍布，信徒极多，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相应的，佛教用语也随之出现，⑸除文学作品外，其他领域使用也很频繁。

因此，训释古书时应当注意。

7《说文解字》释义体例？p189答：《说文解字》的解说以馔文为主体，合以古籀刨析字形皆依六书，《说文解字》专门解释字的意义。

《说文》除分部立文、先撰后籀、行文属辞的体例以外，说解的体例也相当复杂.下面择要介绍说解的体例：⑴引经文——引经文的说法也有多种：一是用来正释字形的。

如“示部”“祝”字的说解云：“祭主赞词者。

从示，从儿口。

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

”这里印《易》，是用来证释“祝的字形的另一种说法的。

二是用来证明字音的。

三是用来证释字义的。

⑵引古语、方言、俗语——如隹部”雅“字的说解云：“楚乌也。

一名( )yù,一名卑居。

秦谓之雅。

”这里引秦地的方言，说明“雅”就是“乌”。

⑶引秘书说——许慎所说的秘书指依托经书谈附禄瑞应之事的“纬书”。

如目部“瞋”字下边还有个“目（目字旁）加戌”字，说解云：“秘书瞋，从戌。

”这说明秘书中“瞋”的形体更当时通行的小篆不同。

⑷博采通人之说——《说文解字》﹒叙》“博采通人”是指采用先秦诸子如孔子、韩非和汉儒司马相如、董仲舒、杜林、卫宏等人的说法。

⑸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者，天地人也；而参痛之者，王也。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⑹阕——凡说解中说“阕”的、都是表示阙疑的意思。

其余所不知，（“芸”加“皿”底组字）阕如也最可千古。

8论述词义的历史范畴？⑴词义有历史性，是历史范畴。

词义具有历史性和共时性，是历史范畴。

可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运用而逐渐演变。

⑵它一方面继承、充实、深化，一方面扩大、缩小、转移。

⑶词义受本民族语言系统所制约，具有民族性。

⑷无论是继承、充实、深化现象，还是扩大、缩小、转移现象，总的方向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粗疏到精细。

由浑函到明朗，由一本到万殊。

⑸如果它所代表的客观事物已经不存在，该词义不负通行，潜隐一方或作谈资借喻而转入艺术词典或历史文献之中。

9、谈谈《经典释文》的优点？答：《经典释文》的优点是：第一，正读音。

《释文》在一个字下面，常表明有几个读法，或云“又”，或注出某人音某。

几个读法中，以第一个音为主。

比如《诗经·周南·关雎》“钟鼓乐之”，《释文》云：“乐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协韵宜，五教反。

”这是表示“乐”在这里读lè而不从yuèyào之音。

第二，正衍文。

《诗经·鲁颂·有駜》：“自金以始岁其有。

“《释文》：”岁其有，本或作‘岁其有矣，’又作‘岁其有年者矣’，皆衍也。

“第三，存异文。

经典长期流传过程中，或因传写失真，或因师承不同，形成许多不同版本，但在后代大多亡失了。

陆德明就其所见兼收各种异文于《释文》中，实属难能可贵。

比如《易·乾·文言》：“六爻发挥。

“《释文》：音辉。

《广雅》云：动也。

王肃云：散也。

本亦作挥，义取光辉。

四，存佚文。

《释文》兼收各家训诂来解释经典的文义。

而所征引的书籍后来很多已亡失了。

其一鳞半爪，全赖《释文》保存。

第五，兼采众本。

《释文》在释音义的同时，兼注众家版本的异同，比比皆是。

比如：《易·乾·文言》：“君子体仁”。

《释文》：“京房、旬爽、懂遇本作体信。

”我们对《释文》所兼采的异本应有足够的重视。

第六，兼备众说。

《易·乾·文言》：“六爻发挥。

“《释文》：（挥）音辉。

《广雅》云：动也。

王肃云：散也。

本亦作挥，义取光辉。

“此处王弼未注，列出《广雅》王肃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王注的的补充，有助于疏通原文。

第七兼栽异音。

《序录》说：”或字有异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氏姓，以相甄别。

“凡认为有可取的异音，《释文》都选用了。

10、论述《三国志》裴注的特点？答：《三国志》最早由南朝宋·裴松之为之作注。

裴松之的注，与重在训释文义的《史记》三家注和《汉书》颜师古注不同，它以考核史实为主，对史实多有补充和辩正。

注中列举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余种，所截取的史料比较完整，注文条目也相当多，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

据裴松之自己归纳，注文内容着重四个方面：一、应载而未载的史事，加以增补。

二、同是一事，说法歧义，则采录异闻；三、对错误的记载予以纠正；四、对史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评论。

概括起来就是补缺、备异、纠谬、评论。

例如：补缺方面——《武帝纪》：太祖武黄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猛德，汉相国参之后。

“裴松之引用《曹瞒传》补充：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瞒。

又引王沈《魏书》详细的论述了曹氏得姓的由来。

11、223页：清代训诂学复兴的原因有哪些？有人寻求清代小学发达的原因，以为清儒躲避现实，走向考据。

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⑴资本主义萌芽倒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原因。

其次，西洋科学的发达，对清代的汉学虽没有直接的影响，却有间接的影响。

举例来说，明末西欧天文学已经传入中国，江永、戴震都学过西欧天文学，一个人养成了科学脑筋，一理通，百理通，研究起小学来，也就比前人高一等。

⑵清代研究“汉学师承”，就小学方面来说：江永的弟子有戴震，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而王引之与王念孙又是父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