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日关系

当前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日关系

观察新世纪之初日本的发展态势，不禁使人想起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森岛通夫1999年在《日本为什么将会没落》一书中作出的预言。他认为，正是20世纪后半期日本发展的成功带来了现在日本无法逃避的失败，在21世纪的后半期，日本即使尚能保持一定的经济水平，也将会变成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软弱无为的国家。森岛的预言已经开始被事实所印证。

关于当前的日本政治

自20世纪50年代始，和平、民主与独立就是日本国民争取的目标。时至今日，仍不能说这一目标已经真正实现。在当前日本国家政治领域的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何种选择，对日本能否真正实现上述目标，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事务发言权至关重要。

（一）政治的民主化

2001年4月26日，森喜朗终于挂相印而去。然而，回顾2000年4 月5日森喜朗上台执政一年来的前前后后，其“政绩”似乎除了让日本政府背上了更多的债务外，就是“错话连篇”，“神之国”一类“失言”不断，使其因继承小渊一手操办的冲绳峰会而得到的较高的支持率一路下跌，尤其2001年2月10 日美国攻击型核潜艇格林维尔号撞翻日本爱媛号渔业实习船事件发生时，森喜朗作为国之最高权力者无视民之死活而沉迷于高尔夫球的表现招致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2 月末其支持率已降至6％—8％。虽已山穷水尽，森首相却仍对民怨众怒俨然不知，用歪理诡辩自我安慰，说什么“我接到的电话都是鼓励我继续干下去的”、“接到撞船的消息后我已经指派人去进一步调查了”云云，在国民已对其完全丧失信心、舆论传媒纷纷猜测其下台时日的严重环境中，仍坐在首相宝座上发号施令两月有余，并代表国家权力去美国访问，对日本的国家政治运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有日本学者称，作为首相，尽管面对如此不利环境，但只要他本人不言辞职，则别人不会逼迫他辞职，这就是当代日本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病。由此想来，日本国民的全体意志如何在国家政治中得到反映？日本的政治民主究竟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还是首相一人的“民主”？抑或自民党一党的“民主”？日本人常说的“日本政治三流”再次得到很有说服力的验证。

面对日本国家政治的这一非合理现状，许多日本人主张的首相直选论颇有市场。按照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真正排除金钱政治的首相直选或许不失为根治日本政治顽疾的一帖良药或改革不合理政治制度的一项有效措施。小泉纯一郎4月26 日就任首相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了对首相直选的积极态度，要专门设立私人咨询机构进行研究。问题在于这一主张何时能在日本政治发展中取得优势。如果有朝一日日本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进行首相直选，一旦首相不称职则可通过选民公决将其罢免，建立起这样的选举体制理所当然会距离真正的政治民主更近一些。

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的政治民主化曾出现了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曾几何时，故态复萌，以联合政权形式出现的自民党为核心的政权与195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政权本质上的差别并不大。自民党虽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并不能代表日本多数国民。日本计量政治学者小林良彰曾专文分析当前日本选举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核心问题是少数选民有可能比多数选民获得更大的权益。2000年6月25日举行的大选中，约1亿选民中有6200万人投票，自民党得票至多不过2000余万张。并且这2000余万张选票中受到金钱污染的数量恐怕不小。时下在日本各政党间的竞选中，决定竞选成败的关键似乎已不再是政策主张能否反映民意，而是经济实力。自民党内何人出任首相由派系平衡力学和长老意志所决定。总之，国家政治离国民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这除理解为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裹足不前或退步之外，还能作何理解？

（二）外交的独立性

自80年代末起，日本就有人主张推行大国外交。1990年，栗山尚一在《外交论坛》发表《激荡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发展》一文，鼓吹日本推行大国外交，引起了世人瞩目。2000年，栗山又发表了题为《对日本外交的期待》的文章，继续鼓吹大国外交。大国外交首先应是独立自主的外交，但栗山始终将维护并加强日美同盟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条件。如果处理国际事务时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充其量不过二等国外交而已，大国外交何来之有？

持此观点者何止栗山一人。在世纪之交，日本国内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成为热门，这些研究也受到国

外日本研究界的关注。小渊惠三首相组织研究班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最终提出了研究成果《21世纪日本的构想——日本的新天地在日本崛起》。日本外务省曾直接组织日本中年骨干学者研究日本外交政策21世纪应取走向，其研究成果是《挑战2001——面向21世纪的日本外交的课题》。类似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些研究都从世纪末日本发展面临的困境出发，寻找新世纪日本发展的可行之路，对此有各自的创新之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无论日本走什么路，日本外交怎么变，维持与加强日美同盟不能变。虽然在日本政界还有其他的声音和主张，有主张美国从日本撤军、与美国闹独立者，有主张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建立日美中正三角形关系者，等等，但这些主张只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对日本选择新世纪国家发展道路不起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国际经济政策调查会、冈崎研究所和美国的Pacific Forum CSIS、The Reischauer Center SAIS在布什上台前夕的2001年1月15日共同举办了“21世纪日美同盟”国际讨论会，召集日美知名的国际问题学者探讨新世纪日本外交的应有取向，一致认同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共同开发TMD，其主要目标是朝鲜，更主要的目标则是中国。美国研究中日关系和东亚问题的著名学者本·塞尔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只有中国能与美国对抗”，“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行使武力，美国不辞以行使武力相对抗”。这显然是在为即将上台的布什政府提出新的对中国政策制造舆论准备。

在克林顿主政后期，与对日关系相比，美国更加重视协调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对日本的要求与热情却常常报以漠视和冷淡。对此，许多日本人颇有怨恚。所以，当由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专家组成的超党派专家小组（著名亲日学者理查德·阿米蒂奇、约瑟夫·奈、卡特·坎贝尔、麦克·格林、詹姆斯·凯利、爱德华·林肯、托克尔·帕特森、保罗·沃尔福威茨等均为其成员）的研究成果《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特别报告：合众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于2000年10月11日出笼、向美国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时，一些日本人着实为这个报告欢喜激动了一场。该报告认为：在今后30年，欧洲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在亚洲却不能说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这个地区有几个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军队，有拥有核武装的大国和有可能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有随时发生将美国卷入大规模纷争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面临这样的危险和可能性，美日关系比过去更加重要。日本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和装备精良的军队，战后在亚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促进地区稳定、实现信任作出了贡献，是美国干预亚洲时的重要基石。日美同盟是美国安全保障世界战略的“中轴”。美国应加强与日本的同盟，打破枷锁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建立更紧密、更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关系。该报告主张再次确认美国对日本及日本行政管理下地区（还特别指出包括我钓鱼诸岛）的防卫承诺，制定有事立法，推动防卫技术交换，扩大导弹防卫合作领域，加强信息合作，切实施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该报告最后指出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持美国在亚洲前沿的存在，改革联合国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集体安全保障义务，加强战略协商，鼓励中国成为地区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可肯定的势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扩大合作，支持俄罗斯的稳定并促进开发其巨大天然资源，推动东盟各国发展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完整和复兴，等等。显而易见，这个报告描绘了一幅美日合作主导亚洲发展的图景。2001年1月20日，布什就任美国总统，许多重视日本的高级智囊人物进入了权力中枢，前述阿米蒂奇就任副国务卿，凯利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特森任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亚洲问题顾问。联想到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曾说“中国对亚太的稳定是潜在的威胁，为遏制中国的力量，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重要的”，美国新政府宣布中国将是“战略竞争对手”等变化，许多日本人对美国外交政策出现的调整喜形于色，认为美国新政府重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日美同盟关系必将因此得到加强。这恰恰说明了日本外交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多么深，美国的重视是日本开展外交的最重要的后台支持。

不过，美国的对日外交调整是根本性的，还是表面性的？是长期性的，还是一时性的？正如有日本学者担心的那样，“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方面，共和党的态度比民主党更加严厉。……如果从宏观上考虑美国将来的亚洲政策，我们不能无视一个难以动摇的事实，那就是占据中心的将是中国。……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显得总是一个特别大的家伙。由于其反作用，日本也许看上去就藐小得多了。”（日本东洋英和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