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者追寻这种方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种对于他人的权力感。这更是出于一种特别的神秘驱使，不仅使得这种操控正当，而且令它们成为 一种必须。在这种神秘中包含了一种“更高使命”的意识，即“直接领悟到某种迫在眉睫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他们自己则是走在这种发展前面的先行者。通过把自 己变成这种自创的神话的工具，他们给操控机构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氛围 - 党，政府，组织。他们变成“被选中者”（被历史，被上帝，被其他超越自然的力量）的代理人，来完成那种“神秘使命”。对那种“神秘使命”的追求必须凌驾于 对一切的行为准则或者眼前的人们的福祉的考虑之上。类似的，任何质疑更高使命的思想或者行为都被认为是被一种低级目的所挑起的，是落后，自私，与那伟大并 凌驾一切的使命相比起来微不足道的。这同样的神秘使命造就出看起来是完全两个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两者与任何极权环境的操控关联产生：即使是那些看 起来极端玩世不恭的行动都可能被看作是最终和“更高使命”相关的。
对坦白的狂热
和对绝对纯洁的要求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是对个人坦白的痴迷。忏悔和坦白超越了其原本作为具有宗教、法律以及心理治疗意义的一种表达，其本身被提升到了一种宗 教狂热的高度。人被要求去坦白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坦白由人为引发的罪恶感，全部都以一种被专横地强加上的治病救人的名义。这种要求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 仅利用了普遍存在的人类感到负罪和羞愧的倾向，还利用了想要表达这些倾向的需要。在极权主义者们的手中，忏悔变成了他们利用这些人类弱点的手段，而不再是 向人们提供慰藉的工具。
当相信被不相信所取代（或者从未存在过相信），更高使命不再能够成为足够的情感支撑。个人于是对那些操控作出反应，开始发展出我将要称为卒子心理的情感。 感到自己无法从那些远远强于自己的力量中摆脱，他在所有事情上屈服以便使自己适应它们。他变得对于一切暗示都很敏感，成为预见环境压力的专家，并且以这样 的一种方式娴熟地驾驭它们，使得他的心理能量融汇于大潮之中，而不是反过来和自己过不去。这需要他积极参与到对别人的操控中去，还有那些必要的，永无止境 的一轮轮的背叛和自我背叛中。
社会环境控制
对于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来说最基本的特征，以及其他全部因素所依赖的心理学上的动力，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控制。通过这种社会环境控制，极权主义环境 不仅仅寻求建立起对个人和外界之间的沟通的掌控（人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或写到的，体验到的，以及表达的一切），而且 - 通过渗透到人的内心生活 - 控制我们可能会在和自己沟通时进行的内心独白。这种控制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氛围，令人很不舒服地联想起乔治.奥维尔笔下的《1984》。
在这种要求背后的哲学假设是，绝对的纯洁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以这种纯洁的名义对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最终都是道德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指望任何 人真的能达到如此这般的完美。这个矛盾也无法仅仅用 “建立一个激励所有人都努力去实现的高标准” 这种说辞而被打发掉。思想改造证实了它更恶毒的后果：通过定义并且操控构成纯洁的条件，然后展开一场针对不纯洁的全面战争，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构建了 一个内疚和羞愧的狭窄世界。这进而被一种持续变革的道德观所持续下来，要求人为了某种不仅不存在，并实际上与人的天性背道而驰的东西，永远而痛苦绝对的程度。当被外界信息影响时，作为实现这种控制的控制装置的人会变得比起任何机械装置都更容易受这些不和谐“噪音” 的影响。不过，对于极权主义的管理者而言，这种情形不过是对于装置的“不正确”使用的例证而已。因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正当而且必要，完 全不必遮遮掩掩的措施：思想改造的参与者们可能对谁在向谁告发什么有所疑问，但是大家从来就清楚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大量而广泛的，关于每个人的信息一直在 被报告给当局。这种自认为正当的中心理念，是他们所臆想的全知全能。他们坚信真理只有他们独家拥有。在体验过那种被他们认为是终极真理的某种东西的冲击之 后（并且出于驱除他们自己内心中的任何疑虑的需要），他们认为，创造出一个包含并且仅仅包含不折不扣的“真理”的环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成为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首先要把人类灵魂置于全面的观察控制之下。
在这种全部曝光下面所隐含的假设（除了那些与要求纯洁相关的）是环境所宣称的对其中每个个体本身的完全拥有。私自保留思维及其产物 - 想象或者记忆 -变成了非常不道德的事情。这其中的合理性（合理化）很令人熟悉。环境已经到达了如此完美的教育启迪的程度，以至于任何个人还保留着的想法和情感都变得和 时代背道而驰。
作者：Robert Jay Lifton，医学博士 翻译：george@tecn
下文节选自 Robert Jay Lifton 写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对中国的‘洗脑’的研究》一书的第22章，并且经过编辑。Lifton 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以及纽约市立大学的著名教授，他对极端主义心理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他在对 Patty Hearst 的1976年银行抢劫案的庭审中就“强制性说服”理论进行了作证。（译者注：Patty Hearst 是美国出版巨头的孙女，19岁时被恐怖组织共济革命军绑架后参加了该组织并参与了一起抢劫银行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她的律师称她在被绑架后受到拘禁，侵 犯和洗脑）本书出版于1961年，于1989年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再版。
这些条件包含八项心理学主题。在思想改造的环境中，这些主题在社会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的每一项都带有极权特性；每一项都依赖于同样地绝对的哲学假 设；并且每一项都调动了某种个人情感倾向，这些倾向大多带有极端化性质。它们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能够短暂地带来激励和愉悦的氛围，但同时对人类造成了最 严重的威胁。
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层面上，对于纯洁的要求造就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负罪社会和羞愧社会的一种环境。既然每个人的不纯洁都被视为有罪的并且是对他自己和其 他人有潜在危害的，那就这么说吧，他就该期待着得到惩罚 - 这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样地，当他在驱除自身的不纯洁这件事上面没有能够达到主流的标准时，他就该期待着得到羞辱和排斥 - 这就建立了一种羞辱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这种负罪和羞辱的感觉变得具有了很高的价值：它们变成了大家首选的沟通方式，公众进行竞赛的目标，成 为个人和他的极权指控者之间的最终纽带的基础。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试图装出负罪和羞愧的样子，但这种招数很可能被识破，所以还是真诚地感到负罪和羞愧 比较安全些。
神秘操控
在社会环境控制之后不可避免的下一个步骤是对个人的广泛操控。这种操控无所顾忌，不加约束，运用社会环境可以动用的全部可能的手段，不管那手段多么怪异或 者令人痛苦。这种操控自上而下，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激起一种特别的行为和情感模式，使得这些模式看似完全是自发的并且是被一个表面上全知全能的集团所倡导 的。对于被操控者而言，这必然具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特质。
极权主义下的忏悔和坦白有几层特殊含义。它首先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个人纯洁化的一个渠道，一种保持永无休止的内部排空或是对不纯洁因素进行心理清洗的手 段；这种清洗的社会环境加强了极权主义者对存在主义内疚的掌控。其次，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将自己交出的行为，一种个体和环境相互融合的表达。第三，这是维持 某种全部曝光的道德观的手段 - 一种公开（或者至少是让组织知道）每一个个体的一切可能的生活经历、思想和激情的政策，特别是那些可能被视为（对组织）贬损的因素。
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txt当你以为自己一无所有时，你至少还有时间，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所以请不要流泪。能满足的期待，才值得期待；能实现的期望，才有价值。保持青春的秘诀，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是生活决定何种品位，而是品位决定何种生活。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1961出版的，不要对号入座）2010-02-08 12:10 P.M.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 Chapel Hill and London
个人于是也变得用同样的极权主义者的高尚和邪恶这两个极端来对他自己的品行做出自己的评判：他倾向于用过分的美德来渲染他自己的某些方面，而又更加过分地 谴责其他的个人品行 - 全都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标准。他还必须将他的不纯洁看作是源于外界的影响 - 就是说，那个一直充满威胁，超出他的知识范围，并在这个封闭的极权主义世界之外的世界。于是，减轻他沉重的负罪感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去谴责，连续不断地和 充满敌意地谴责那些外界影响。他越是内疚，就越是仇恨，而那外部世界就看起来越是充满威胁。以这种方式，人类普遍的“投射”心理倾向被滋养和制度化，导致 群体性仇恨，异端清洗，以及政治或者宗教性的圣战。更进一步，一旦个人经历过了极权主义的高尚与邪恶的两极分化，他会很难重新获得对于复杂的人类道德的更 平衡的内在感受。因为，当一个人全部潜在的神经性以及存在主义的负罪感都成了意识形态极权者的财产时，没有任何情感枷锁可以比这种情况更加沉重。
通过带来不断的情感宣泄的机会和对被压制的负罪感的释放，对坦白的狂热能够给个人提供意味深长的心理满足，特别是当这和从个人贬损中得到快感的自我惩罚倾 向相互结合起来时。不仅如此，互相分享坦白的热情可以造成一种狂欢放纵般的“彼此如一”的感觉，包含与一起坦白的同伴之间的最强烈的亲密感，和融入到运动 的洪流中的自我瓦解。至少在最初，也确有可能存在真诚的自我揭示和自我完善，通过意识到“被曝光的就是真实的我。”
在个人层面，对这种操控手法的心理反应摇摆于相信和不相信这两个根本极端之间。个人被要求在完全相信（信念）的基础上接受这些操控：“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 里”。一个人的相信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就会以这些操控后面的那种神秘所使用的方式来体验这些操控：那就是，他可能欣然接受它们的神秘，在它们所带来的 痛苦中得到快乐，并且感到它们（那些操控以及痛苦）是为了实现那些被他自己认同，并被自己所接纳的“更高使命”而必须的。但这样的根本信任是难以维系的； 即使是最强的信任都可能被持续的操控所瓦解。
不同的人感到负罪和羞愧的难易程度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在生活早期发展出来的模式。但是负罪和羞愧是人类生活的两种基本情感，这种差异不过是程度问题而已。 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局限性和未发挥的潜能有着深刻的内在洞察，从而每个人都因此存在着易受（负罪和羞愧感）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由于他的存在主 义内疚而变得脆弱。既然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者变成了在他们的世界里对于高尚和邪恶的最终裁决者，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感到负罪和羞 愧的倾向作为情感杠杆，来实现控制以及带有操控性质的影响。他们成为存在主义内疚的仲裁者，对付其他人局限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威。和他们有资格进行“宽 恕”比起来，没有任何事情更能够彰显他们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