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综述

摘要：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是西方文学长河中的一条绵绵细流，它们以独特的视角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思考。

本文从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对其进行总体评述。

关键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综述自从潘多拉的盒子合上那一刻起，人类就在不停地为寻找希望而努力，为寻找到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就这样，乌托邦(utopia)——这一具有美好未来意蕴的术语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不断出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诸如：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致使人们的生活逐渐机械化、教条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对科学技术的过度应用，致使人们对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担心，越来越恐慌。

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整容技术等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对科学技术的过分开发，致使人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恶化；大气污染、白色污染、核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乌托邦的理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曾经渴望的美好境界在这一系列危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乌托邦走向了它的反面。

反面乌托邦(dystopia)是“把展望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描写作为讽刺幽默手段加以运用，预示未来世界的恐怖可怕，讽喻现实社会的丑恶腐败。

”它不但对乌托邦所设想的理想境界进行了讽刺，而且对人类的现实处境进行了警示。

尤其是在文学中，反面乌托邦小说通过各种视角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处境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从而引起人们从外到内的思考和反省。

一、国内研究现状长期以来，乌托邦小说和反面乌托邦小说一直却处于边缘的位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表面上看，乌托邦小说似乎仅仅是对美好未来的畅想，而反面乌托邦小说则是对这种畅想的否定。

但实际上，从其内在本质上看，它们无疑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反思，是对人的发展的一种本真追求。

它们之间是一种承继关系，反面乌托邦小说正是乌托邦小说的延续。

而整个西方文学史不就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的发展史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乌托邦小说和反面乌托邦小说作为“亚小说文类”，它们所反映的内涵正是贯穿整个西方文学史的主题，它们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地区的乌托邦研究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格局。

其中，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和美学领域，而且大多是从哲学或美学的角度对乌托邦思想或乌托邦情结进行了解读，包括对马尔库塞、诺齐克、布洛赫、曼海姆等人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关评述。

还有一部分涉及了文学中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

本文只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文学中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与评述。

我国关于文学中的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现象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对《理想国》《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等单部作品的评论开始的。

从评论的形式上来看，多数评论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的，主要对作品的内容进行评述，尤其是集中在对小说的理想社会及其各种社会制度的优缺点的阐述上。

个别批评家侧重两部小说的比较研究。

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耿伟的《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以(乌托邦)为创立标志?》，王启民的《比较论略》等。

第二阶段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还是以单篇论文为主，只有个别评论者进行了整体评述，而且大多数都是对乌托邦小说的总体评价。

即使有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评论，它也只是作为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延续部分出现的，因此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研究还只是一些仅限于内容介绍的一般性评述。

至于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综合评述更是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也多限于对反面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的评价。

李霞的《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与变异》从神话开始，简介了乌托邦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如何由乐观的乌托邦转为悲观的反乌托邦，并阐述了这种转变的原因所在，她把乌托邦的根源追溯到了神话，提出“神界就是最早的乌托邦，神话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乌托邦文学”的观点。

刘象愚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可以说是这类综合评述的代表之作。

他认为，虽然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因素早在《工作与时日》里就已经出现，但乌托邦小说却是从《乌托邦》开始的，他对乌托邦小说和反面乌托邦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一个是美好的天堂，一个是可怕的地狱，并进而对反面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一九八四》《我们》《美丽新世界》进行了评论，指出其讽刺矛头主要针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政治两个方面。

刘先生的观点无疑在文学批评界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关系、特点以及反面乌托邦小说的主题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评价。

而且，他关于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所体现的极权政治和科技威胁的观点，都得到了后来的许多评论者的进一步论证，以至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无人能超出这一定论。

但是，这篇论文中有两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一、“地狱”与“天堂”的说法有误导的嫌疑。

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所反映的是人类在追求的过程中，对自身存在方式的两种不同的思考与反省，反面乌托邦小说本身也是乌托邦小说的一种延续，正如作者所说，它们是“相反相成”的。

如果仅仅以天堂——地狱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界定这二者，就会给人一种二者对立、敌对的误解。

而且，这种二元模式的观点成为后来许多评论者直接采用的观点，从而忽视了乌托邦小说和反面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二、刘先生在文中提到，威尔斯的“科幻乌托邦”体现了人们相信科技的不断进步可以实现美好的未来。

确实，威尔斯的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未来世界图景的描绘，但这未必就一定是威尔斯对未来的乐观的畅想。

我们在阅读他的许多作品时发现，虽然在他的笔下，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旅行家可以乘坐时间旅行器邀游未来世界，科学家也可以利用科学技术作出隐身衣以显示科学的伟大力量，甚至医生也可以利用高科技的医疗技术把动物变成人，但我们也依然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未来世界中两类人之间的矛盾，隐身人的恐慌以及非物非人的兽人的痛苦。

也就是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并不完全描绘的是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存在着作家对科技的负面影响的深深的忧虑。

笔者认为把威尔斯的科幻作品划归为反面乌托邦小说的范畴也许更为合适。

20世纪90年代的批评界对乌托邦的关注似乎比对反面乌托邦的关注要多一些，尤其是到了1997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高峰，足以说明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小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第三阶段就是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些年，关于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研究，从数量上就超过了过去二十年，成为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的繁荣期。

这一时期的评论虽然仍以对单部小说的解读为主，但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分析与阐释却有明显的增加。

在总体评述方面，李志斌的《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结》，姚建斌的《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乌托邦文学论纲》，田俊武的《从天堂到地狱——论乌托邦文学在英国的发展与演变》，马兆俐的《解析“敌托邦”》，麦永雄等的《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从乌托邦、恶托邦到伊托邦(笔谈)》等等都具有代表性。

对于单部反面乌托邦小说的评论，大多数集中在对小说的内容和特色的解读上，评论的内容在对极权政治和科技威胁的批判基础上，又有许多评论者进行了深入挖掘，评论的关注点由此深入到对人的存在的焦虑、对人类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上。

姚建斌的两篇论文主要从存在的视角对乌托邦小说(含反乌托邦小说)的定义、特征、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的关系与区别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论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作者能够从美学、文化的角度对乌托邦文学进行分析与阐释，对于研究乌托邦文学的意义给予了回答，对乌托邦文学的地位的定位比较公允，使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提到了一个高度。

但对于反面乌托邦小说的文本解读似乎并不在作者论述的范围之内，作者更关注的是乌托邦小说的文化与美学视角，因此要加强对反面乌托邦小说的文本细读以及反面乌托邦小说的总体价值的研究。

李小青于2010年出版的《永恒的追求与探索：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嬗变》，是近年来关于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研究的专著，作品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再到中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等方面，系统阐释了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对我们研究乌托邦文学和反面乌托邦文学提供了一个平台。

但是就反面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对近年来新出现的反面乌托邦作品，如《羚羊与秧鸡》《玛拉与丹恩》等还有待进行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关于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的国外研究现状，仍然是单篇论文居多，总体评述较少。

首先，关于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作品的单篇评论，国内翻译的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乔治·格兰的《乌托邦创作》，罗兰·费希尔的《乌托邦世界史撮要》，弗·詹姆逊的《反乌托邦与后现代》，斯蒂文·魏因堡的《五个半乌托邦》，拉塞尔·雅格布的《期盼乌托邦》等。

这些论文基本上从哲学和政治美学的领域对乌托邦的内涵、发展、类型等进行了考察，对反面乌托邦的论述较少，尤其是对小说文本的分析较少。

其中罗兰·费希尔的《乌托邦世界史撮要》最具有代表性，是许多国内评论者喜欢引用的评论之一。

费希尔在文中概述了乌托邦观点的由来、起源和发展，探讨了乌托邦梦想在神经生理学、预言学、解释学中的若干问题，并对乌托邦、反乌托邦、科学幻想以及今日的乌托邦进行了考察。

作者从各个方面对乌托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而且还引举了大量的现实事例作为佐证，使国内学者能够了解国外评论的一些动向。

但他其中的一个结论却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议：乌托邦不是普遍性的东西，它们只存在于具有基督教古典遗产的社会，是西方所独有。

如果从欧洲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出发，说明乌托邦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欧洲人的信仰和追求，那是可以理解的。

但就此断言其他社会没有乌托邦，也是有失偏颇的。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的乌托邦倾向在儒家思想中就已存在。

其次，除了翻译的评论以外，还有一些论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现象进行了论述。

m·凯恩斯·布克(m.keith booker)的两部论著《反面乌托邦文学：一种理论和研究指南》(dystopian literature：a theory and researchguide)和《现代文学的反面乌托邦倾向：作为社会批评的小说》(the dystopian impulse in modern literature：fictionas social criticism)，是对西方小说和戏剧中的带有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情结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并从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品本身出发，对原作进行了介绍和概述性的分析。

虽然他能够对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作品进行纵向的梳理，但论著的大部分内容也仅仅局限于对作品的简要评述，不能很好地深入挖掘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