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学号：1600015811 序号：82

姓名：马宁妍

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摘要

“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思潮的核心思想，贯穿洋务运动方方面面，对洋务事业的推广兴办具有重要意义。它处于虽然保留了相当的封建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保守的特点，且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根基，最终随洋务运动及维新变法运动的覆灭而失败，但是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尤其是思想近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中体西用”思想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尤其突出表现在其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以及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上。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教育近代化；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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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务运动概述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中央以恭亲王奕、地方以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一）兴办近代企业

为巩固清政府统治，增强自身集团的军事实力，洋务派首先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系列官办军用工业。其中规模较大

的有五个：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

局（附设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在19世纪70年代后，为了向洋务军用工业提供原料、交通运输和资金，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采取官督商

办的方式，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其中最重要的

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

器织布局。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

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清政府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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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

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三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

式海军人才。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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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著《四洲志》，提出“开眼看世界”，开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思潮之先河。然而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之上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尤其是并未付诸实践。魏源在《海国图志》之中总结道，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在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并进行对比之后，魏源针对顽固派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提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其所长”的主张，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明确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然而，与此同时，魏源仍固守“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的封建纲常，并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以为只需闽粤派些精兵巧匠，“一年而可习，两年而可精”。然而，从此种思想萌芽，亦能看到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先兆。

20年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入侵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的持续反思，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了进步。19世纪60年代的冯桂芬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就更加深入。冯桂芬不仅承认坚船利炮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这就承认了在军事实力之外，中国生产力相较于西方的落后，并且看到了政治运行体制机制中的一定缺陷，进而提出了“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的措施。冯桂芬将自己的思想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念。

他虽然没有明显揭出“体”“用”的说法，但明确表示出了移花接木式地将西方资本主义之“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体”嫁接起来的思想。19世纪70年代，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沿袭冯桂芬的思路，继承并发展了冯桂芬的思想。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发展工艺科技，扶助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工业，振兴商务外贸，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院制度，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们的论述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纯熟圆滑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体系中的道、器、本、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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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阐明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色彩：“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者也。”虽然今天看来，他们简单地将中学视为道、本原、形而上者，将西学视为器、末、形而下者，这样的认识有其片面浅薄之处，但这样的文化信息却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觉悟阶层，已经开始对于客观存在的、不可逆转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趋势进行自觉的、理性的思考，而这正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进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的思想亦成为早期维新思想的肇始，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19世纪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先进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体西用”说正式出现并广为流行。1893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刊行，其中《西学》篇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沈寿康在《匡时策》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中体西用”一说阐发的更加明白：“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5月，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其中，《设学篇》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同年6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间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中体西用”即因为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力而昭告天下。由于《劝学篇》与《定国是诏》在此方面十分合拍，光绪帝立即将其“颁行天下”，西方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长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加之张之洞本人在实践中对“中体西用”圆熟应用于洋务事业中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声誉非常，一般被认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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