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学号：1600015811 序号：82姓名：马宁妍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摘要“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思潮的核心思想，贯穿洋务运动方方面面，对洋务事业的推广兴办具有重要意义。

它处于虽然保留了相当的封建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保守的特点，且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根基，最终随洋务运动及维新变法运动的覆灭而失败，但是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尤其是思想近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体西用”思想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尤其突出表现在其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以及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上。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教育近代化；洋务派1一、洋务运动概述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中央以恭亲王奕、地方以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一）兴办近代企业为巩固清政府统治，增强自身集团的军事实力，洋务派首先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系列官办军用工业。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五个：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附设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在19世纪70年代后，为了向洋务军用工业提供原料、交通运输和资金，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

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清政府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1（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三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2二、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著《四洲志》，提出“开眼看世界”，开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思潮之先河。

然而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之上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尤其是并未付诸实践。

魏源在《海国图志》之中总结道，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在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并进行对比之后，魏源针对顽固派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提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其所长”的主张，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明确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然而，与此同时，魏源仍固守“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的封建纲常，并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以为只需闽粤派些精兵巧匠，“一年而可习，两年而可精”。

然而，从此种思想萌芽，亦能看到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先兆。

20年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入侵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的持续反思，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了进步。

19世纪60年代的冯桂芬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就更加深入。

冯桂芬不仅承认坚船利炮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这就承认了在军事实力之外，中国生产力相较于西方的落后，并且看到了政治运行体制机制中的一定缺陷，进而提出了“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的措施。

冯桂芬将自己的思想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念。

他虽然没有明显揭出“体”“用”的说法，但明确表示出了移花接木式地将西方资本主义之“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体”嫁接起来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沿袭冯桂芬的思路，继承并发展了冯桂芬的思想。

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发展工艺科技，扶助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工业，振兴商务外贸，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院制度，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他们的论述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纯熟圆滑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体系中的道、器、本、末、形3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阐明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色彩：“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者也。

”虽然今天看来，他们简单地将中学视为道、本原、形而上者，将西学视为器、末、形而下者，这样的认识有其片面浅薄之处，但这样的文化信息却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觉悟阶层，已经开始对于客观存在的、不可逆转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趋势进行自觉的、理性的思考，而这正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进步。

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的思想亦成为早期维新思想的肇始，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19世纪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

先进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体西用”说正式出现并广为流行。

1893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刊行，其中《西学》篇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1896年，沈寿康在《匡时策》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同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中体西用”一说阐发的更加明白：“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5月，张之洞撰成《劝学篇》。

其中，《设学篇》说：“新旧兼学。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同年6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间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中体西用”即因为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力而昭告天下。

由于《劝学篇》与《定国是诏》在此方面十分合拍，光绪帝立即将其“颁行天下”，西方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长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

加之张之洞本人在实践中对“中体西用”圆熟应用于洋务事业中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声誉非常，一般被认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人物。

4三、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以教育为例进行探讨。

洋务教育思潮的特征，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务采西学，二是改革科举，三是建立新学，四是中体西用。

其中，“中体西用”是洋务教育思潮的指导原则。

“中体西用”思想既有推动近代教育改革的积极面，也有阻挠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消极面。

但从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看，它的积极面是主要的。

（一）“中体西用”思潮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历史证明，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起步是在中体西用思潮影响下开始的。

自然科学的传授、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教育的开拓，乃至科举制度受到冲击，都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发生的。

这些现象，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二）“中体西用”思潮推动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传播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出版了他的《德国教育论略》和《泰西学校论略》，介绍了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教育制度。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受清朝总理衙门委托，于1883年完成了欧美日本教育制度的报告。

李提摩太所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及林乐知所著的《文学兴国策》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些介绍对清末教育改革的启发很大。

（三）“中体西用”思潮的扩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在“中体西用”论出世之初，曾经遭遇到极大的反对，京师同文馆也险些胎死腹中。

而几十年后，这一局面有了根本改观。

20世纪初颁布的新学制，所受阻力就已经很小了，表现出社会对新式教育的接受程度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5当然，“中体西用”思潮对清末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固守“中体”的教育宗旨是洋务教育发展极为缓慢的深层原因。

它使清末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的支配，使清末的任何教育改革都不能摆脱传统教育的阴影，只能达到以新卫旧、以西补中的目的，而不能真正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

6四、结语“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流行，表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态度。

从理论上看，这个口号是经不起推敲的。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

体为精神之主导，用为应事之方术，体与用是统一的。

“中体西用”论在两种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割裂了体用的统一。

洋务派只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坚持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远远高于西方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处在江河日下情势中的封建士大夫的过分夸张的民族优越感心理的体现，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色彩。

但是，中体西用的历史局限性不能掩盖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的极大贡献。

在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时代，民族意识浸染在愚昧落后和妄自尊大的文化氛围之中。

如果没有维护“中体”的名义，引进西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将西学置于“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进阶之身和用武之地，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事实上，可以理解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正是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的。

“中体西用”思潮的流行，给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取到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从而为近代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这在当时起到了风气肇始的进步作用。

7五、参考文献【1】李结，王顺生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最新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01，第48页【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第2版）（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769页【3】冯克诚主编,《清代后期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上）》,人民武警出版社,2011.06,第101页【4】李济琛主编；肖庆华执行主编；王瑞成，王淑华，刘琼等副主编,《戊戌风云录》,金城出版社,2014.07,第245页【5】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02,第139页【6】李立华主编；陶维兵著,《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武汉百年思潮研究》,武汉出版社,2014.09,第141页【7】张宪文，张玉法主编；朱庆葆，陈进金，孙若怡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04,第65页【8】张之洞著；孙甲智点校,《劝学篇·輶轩语（大字版）》,中国盲文出版社,2014.10,第62页【9】王建军著,《中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7,第210页【10】祖保泉顾问；李平主任；李平主编；安徽师范大学，皖西学院，淮北师范大学等编审单位,《中国文化概论第3版》,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01,第324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