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案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案例
案例1：“实事求是”碑的来历
案例呈现：在延安中国革命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早在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党中央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由王明主持，但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明等人经常是四处躲避。恰好此时，共产国际需要中共派一个负责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到了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28岁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37年6月，伤情严重的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接替王明，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7年11月29日，王明便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对这位长期在外的领导人尊敬和礼貌，毛泽东等赶到延安机场欢迎王明的到来。毛泽东向王明伸出热情的大手，说道:喜从天降!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也许，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欢迎词。因为早在中央苏区时，王明对毛泽东的“农民路线”及其领导地位，便持着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王明便摆出一副“钦差大臣”居高临下的模样。一天上午，中央党校接到通知，要学员们到大礼堂集合，听一位大人物作重要报告。王明衣着齐整，脚穿马靴，满面笑容地走上了主席台。
王明扫视了一圈会场，显得气宇轩昂。他开口便讲国际形势，次谈国内形势，最后谈到党的任务:现在形势变啦，我党的任务和路线也应随着变化。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了;目前，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就是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王明口若悬河，讲得有声有色，致使许多同志将他的话当作新的指示、新的观点，认真地进行记录。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表现得不可一世，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和他的演讲，被一些人看成是“国际路线”。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泽东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希望大家能看到对蒋介石寄以希望是会吃亏的。他表示坚持自己原来的见解与主张之外，便没有多说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后，王明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甚

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的分歧，17岁时就曾见到过列宁的任弼时来到莫斯科。在中国革命艰难的实践中，任弼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在莫斯科期间，他和王稼祥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国内形势，极力宣传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复介绍王明那一套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6月，共产国际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文件。在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为王稼祥、任弼时举行家宴，并告诉他们:“应该告诉全党，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会议决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无奈，只好回到延安。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会议经过正确的批评和斗争，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在口头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1月6日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还提出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的领导人，就尝试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向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作斗争。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可是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
教训如此之多，情况这样复杂，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入地下。解放后，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师范学校

，师生们在一次建校劳动中挖出了石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至今。
案例讨论：1.结合案例，谈谈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立碑铭志的重大意义。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冲破党内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案例2：科研“卫星”
案例呈现：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在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全面启动之后，教科文事业的“大跃进”也就迫在眉睫了。
一、科学也搞高指标
1958年2月，批评“反冒进”的南宁会议刚刚开过，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郭沫若说：现在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愁地无用武之英雄。
在会上，一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当场就提出了本所的跃进规划。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负责人提出，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来掌握世界上光学机械仪器方面的主要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开始制造新仪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与世界先进水平犬牙交错地前进。石油研究所所长表示，在五至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
这年5月15日，中科院向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项目有18项，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58年6月4日，中科院党组为了响应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号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十年赶上美国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二、经不起检验的“国际水平”
“大跃进”启动之后，科学跃进取得的“成果”，也不时见诸报端。
从195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7 月1日这天，中共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

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般坚硬，钢铁像陶瓷般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而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科学研究的牛皮还吹到国际上去了。冶金部赴苏联参加真空冶金会议的一个干部，曾到苏联黑色冶金研究院了解耐热合金的情况。当他与该院的耐热合金室主任谈话时，吹嘘说：“我们有的是钱，有的是人。”当时有一个中国实习生阻止他讲下去，他反而说：“不吹点牛皮，他们看不起我们。”另一次，此人对苏联人说：“毛主席讲过，我们最近要放卫星，要放大的，二十吨，这样小的，几百斤（按：指苏联1957年放的人造地球卫星重量），我们不放。”苏联人听了，当场说：“你一定是听错了，不可能是二十吨。”
无独有偶，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访苏时，也向中国留苏学生吹嘘说：“我们不久就要放人造地球卫星，很大，内装有猴子，不仅一处放，北京、上海、南京都要放。”
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此时还刚刚列入研制计划。10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发射成功。
三、荒唐的课题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

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高的产量，那些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一些研究所接受任务，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四、违背科学的“科学研究”
这年的“大跃进”，还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从事着违背科学规律的“科学研究”。
《科学普及资料汇编》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科普刊物。这一年刊发了大量的所谓高产“卫星”经验的文章。仅这年的第9期上，就刊登了湖北麻城高潮三社水稻亩产10万斤、四川郫县友爱社水稻亩产8万斤、山西山阴县山药亩产10万斤、福建漳浦县农冲社亩产花生2．4万斤的经验。这份刊物的第7期上，刊登了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的文章《小麦高额丰产的科学根据——亩产十五万斤的技术措施》。文章说，小麦亩产6万斤、8万斤、10万斤，甚至15万斤，绝不是吹牛，也不是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是“根据事实以科学分析来确定的”。
这位农科所所长不但论证了小麦高产超15万斤的可能性，而且还论证了亩产万斤籽棉的可能性，并且分析了亩产万斤棉的理由，还据此提出“打垮观潮派，压倒美国佬”的豪言壮语。
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之下，许多科学“奇迹”被创造出来了。
江西省乐平县超美人民公社发射了一颗晚稻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这恐怕是“大跃进”期间放出的最大一颗粮食高产“卫星”。为此，《科学普及资料汇编》上专门介绍其经验。
广东新会农民周汉华“创出”水稻和高粱杂交办法；陕西西安雁塔区沙浮沱农业社社员赵丙红，“成功”地将棉花嫁接到了椿树上；陕西蒲城县吉村农业社社员试验用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并把它灌醉，这一“成果”的应用价值是使母鸡有更多的时间下蛋；西北农学院的6名学生在“研究”中发现，割去猪的耳朵、尾巴之后，猪能够迅速长膘，最多的一天可以长膘19斤；山西洪洞农民总结出了小麦丰产“经验”：将小麦和谷子嫁接，每穗结籽500粒，每亩植株250万

，亩产达8．9万斤，然后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品种，麦粒像石榴那么大，产量将无法计算。
这真是人世罕有的“奇迹”，怪不得当时一再宣传：“只要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案例讨论：
1.在“大跃进”中，一向严谨的科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违背实事求是的豪言壮语。请问：这些豪言壮语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科学上需要严谨，容不得半点马虎。本案例在科学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教训?
案例3：谈三大志愿
案例呈现:
（摘自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我第二次回原籍探亲时，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我向主席报告，并请主席指示。毛主席和我谈了很多话，其中讲到：一要保守国家机密，二不要和群众耍态度，三要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要提高警惕，不要被反革命搞了，五要调查农村的情况。说完，主席就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提笔写了一份出差守则，内容是：“（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主席写完交给我说，要把这五条守则传达给每个同志，每个人回家都要遵守。从那时起，我们就遵照主席的指示，把每次回家都作为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向实际学习的好机会。我们每次探亲回来，主席都要亲自听我们的汇报和批阅我们写的调查报告。毛主席还要我们用通信的形式向家乡了解情况，他说：“只要你们每两个月写一次信，把回信给我，我就消息灵通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善于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办法、随时随地作调查研究了，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主席和我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到这里，主席叹了一口气，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案例讨论：从毛泽东的三个愿望中你能受到什么启示？
案例点评：毛泽东的三个愿望：一是要下

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还是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的，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当前指导我们和推动我们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案例4：来个调查研究年
案例呈现
从1958年至1960年的3的“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致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期。到1960年度，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民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不少地区都发生了浮肿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残废等严重情况。这种实际状况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对此，毛泽东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曾连续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作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深刻自省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希望能够以此来制定出一套迅速摆脱困境的方法，也以此来重新探索我国应如何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情况明决心大，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比较有力。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江再次强调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今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就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

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使他感到十分高兴。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印发下去作为推动全党大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案例讨论：怎样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
案例点评：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内容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准则，是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制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案例5：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
案例呈现：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显得格外遒劲有力，它是当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题词，也是党校的校训。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党校校长由华国锋兼任，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教学重点是研究党的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提出了进行这种研究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这所庄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殿堂里，气氛活跃、思想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1977年7月，根据胡耀邦提议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大胆冲破思想禁区，开始发表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在这种氛围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也由此应运而生。1978年4月上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寄给《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引起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高度重视。杨西光建议作者对该文作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请正在撰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参与修改。经反复修改，并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5月10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这篇文章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5月11日，《光明日报》又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
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第三天，又有15家地方报纸转载。到5月底，全国共有30多家报纸转载。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而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都极强的理论文章，虽然文章引用和阐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常识，但在“两个凡是”占主导地位与“左”的思想和观念还很盛行的环境下，它的发表，无异于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块巨石。
很显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指责已不仅仅是针对一篇文章了。形势变得紧张起来，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真理标准大讨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特别提出：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讲话的

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一方面给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人以极大的震动。另一方面，则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以巨大的鼓舞，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的疑问，6月24日，《解放军报》顶住压力，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这篇文风犀利的文章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同时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
这篇被称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姐妹篇的万字长文，是在胡耀邦及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文章成稿后，解放军报社报送罗瑞卿审阅，他先后细看了3遍，亲自打了5次电话，并亲自查阅有关著作，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要求文章无懈可击。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严重迫害而高位截肢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将军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还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罗瑞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在为维护真理的权威而战。
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来点火的”，他点燃的，是思想解放之火，是烧毁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真理之火。
为了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不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而且敢于针锋相对地与消极面作直接斗争。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在全国日益形成之时，党的重要“喉舌”、在“文化大革命”中向来并驾齐驱的“两报一刊”，却出现了分歧：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卷入”政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不转载，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红旗》的不卷入，实际上就是对“两个凡是”的肯定和支持。而且，由于《红旗》杂志的性质、规格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力，它的不卷入，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和

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1978年11月，谭震林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而写给《红旗》杂志的文稿中，坚持要写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红旗》杂志负责人考虑到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直接改动文稿不合适，于是在11月16日将该文稿呈送中央常委审阅。邓小平看到后，在批语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之后，李先念对这篇文稿也写了支持的批语。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才不得不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由此，实际上结束了《红旗》杂志的不卷入状态，从而为真理标准讨论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全国理论界、新闻界等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并在讨论中努力澄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激发大家敢于突破思想禁锢思考问题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纷纷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并先后公开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广泛开展，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喜人的生动局面，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中央高层展开激烈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人了讨论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讲座的文章达650多篇，举行的各种讨论会80余次，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1978

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的两个月内，全国共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各种形式表态表示支持这场讨论。这说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同时也表明，实践标准的正确观点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和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的有力支持，权力标准、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当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和斗争处于某种程度的僵持状态时，中央领导层一些领导同志的表态无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表态给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以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削弱和孤立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力量，改变了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从而使两方较量和斗争的天平，无可逆转地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这一边。
真理标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案例适用范围：了解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有关内容。
案例讨论:
1、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案例分析思路：
1、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新时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案例6: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案例呈现：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这一理论品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掌握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讲话》统一思想和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运动和精神运动关系的一条基本原理。任何新的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是由于19世纪中期到末期，欧洲许多国家社会经济情况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技术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才使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成为需要和可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践又总是在不停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人物从不教条，从不僵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其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并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鲜明特色。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产生、完善和检验。实践没有止境，人的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没有止境。新的规律认识了，新的历史课题解决了，新的理论诞生了，又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更新的历史课题、更新的规律需要解决和认识，新的理论就会应运而生，如此循环前进，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由于实践发展和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只能解决当时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他们也只解决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性课题，推动历史的发展。新的实践，需要后人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为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再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历史。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顺应时代发展，不断认识新的规律，永远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和指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充满活力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就是既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向共产主义奋进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工作，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阶段性，使其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各自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新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和发展阶段的历史统一。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才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作者：徐文学，摘自2001年9月27日《解放军报》 ）
案例点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需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

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性，这一特征赋予了它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在动力，使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原有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同新的实践产生矛盾的时候，就不能以原有理论中某些结论来裁剪新的实践，而应该由实践来赋予原有理论以新的内容，敢于抛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以实践的发展来推进理论的发展。
案例7：豪华设施，建得起用不起
案例呈现：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建设城市标志性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大剧院”更是热浪滚滚，一个个分布于各地的新型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这些新型剧场都有共性：投资巨大，建筑主体求新求异，设备大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硬件甚至可与欧美的新型剧场媲美。
这些为高雅艺术和大型演出提供平台的大剧院，是各地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提高城市和国家文化品位、文化水准的需要。然而，大剧场建起来后，实际运行状况如何呢？记者日前在上海进行了采访。
设备和管理国内领先 “管家”为何感到“心疼”？
冬季上海的阳光，居然和南半球的悉尼一样灿烂。刚刚受澳大利亚外交部邀请，考察了当地著名大剧院、接洽十多个演艺团体后归来的林宏鸣，此刻，站在令浦东人骄傲的那朵硕大的“蝴蝶兰”建筑——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门前，看起来心情不错。
东方艺术中心是上海继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之后又一标志性的现代化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坐落于浦东日晷广场。这的确是个大手笔，主体建设设计师是法国人保罗?安罗德鲁，建成后，更在管理运营体制上进行了探索，一改过去“谁建造谁管理”的模式，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招标寻找专业管理者。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共同组成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而在文化界颇有影响的艺术管理者林宏鸣，成为首任“管家”。
这一体制创新立竿见影。正式运营了一年半，“东方”的名气大噪。然而，看着正悬在外面擦洗剧场玻璃幕墙的保洁工，林宏鸣的眉头皱了一下。这两个月，是“东方”演出淡季，但日常维护却无法“淡”去。这个力求与国际接轨的大型剧场，给管理运营方提出了新考验。以保洁为例，装饰东方艺术中心内墙的陶瓷挂片多达１５．８万片，最高处达１４．８米，全部擦洗一遍就要两个月；４７００块玻璃幕墙“外罩”，每洗一次得４万元。电费更占“东方”全部开销的１／３，平均每天维护成本就达９万元。这笔开支让他心疼。
用不起的冰上舞台 养不起的管风琴

是否设施“超前”惹的祸？
“东方”有三个厅：音乐厅、歌剧厅、演奏厅。
歌剧厅里有国内最好的舞台设施、专用的冰上舞台，美轮美奂。歌剧厅造价不菲，据说仅舞台设施设备就高达亿元，冰上舞台则很少启用。去年夏天，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曾首次启用，让观众叹为观止，可使用了也只此一次。
少有用武之地的，还有音乐厅的管风琴设备。这些设备从奥地利定制、堪称国内之最，迄今只用过７次。“欧美世界一流的剧院，也会有设施利用率不高的情况。但与之相比，我们的利用率还是低了点，”林宏鸣坦言，“可惜了。”
豪华设施为何闲置？以冰上舞台为例，它每启用一次，仅耗冰成本就达２万元，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尚无冰上芭蕾舞团。而管风琴对环境要求更高，需要整个音乐厅２４小时的恒温、恒湿，光是电费就是一个惊人数字。
林宏鸣表示并不担心没人使用这些豪华设施。去年，东方艺术中心演出场次达３６４场，观众４０余万人次，有很多国际顶级演出团体，完全有“资格”使用那些一流设施。但是，作为运营方和演出团体，在权衡成本后，常常不敢用那些“宝贝”。
高票价并非化解压力良方　高昂管护成本谁承担？
很多人认为，提高票价可能是为“东方”化解成本压力的手段，但林宏鸣表示，高票价会拦住部分观众，舆论也一直对“高票价”极端不满，这招似乎也不是万全之计。
东方艺术中心最辉煌的，是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成功迎来世界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上海的魅力，以及东方艺术中心一流设施，都起到重要作用。”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成本高达１２００万余元，创造了东方艺术中心迄今为止的最高票价——４０００元。这个价格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舆论非议。对此，林宏鸣觉得很委屈：“票房收入近７００万元，仅及成本的一半多。”最后怎么摆平——浦东新区政府补贴３００万元、商业赞助２００多万元。
其实，管理运营方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都在努力实现“低票价”，让更多人享受先进文化设施。比如通过大型演出的商业赞助降低票价，还与浦东新区区政府建立了东方艺术中心艺术发展基金，每年由区政府提供近９００万元的经费资助——４００万元用于管理奖励，５００万元用于打造一流剧目。现在，东方艺术中心全年平均票价２５８元，每月还推出一场“市民音乐会”，票价仅３０—８０元。
令林宏鸣更加担心的是，再过５年、１０年，一些设施面临大修、更新，高昂的管护成本问题将愈加突出，到时这部分成本又该如何承担？
“东方”目前的难题并不是个例。

据了解，目前许多地方的大剧院或多或少地都为维持基本运行的高昂成本所困扰。“大剧院”的“超前设备”、“超前眼光”是否合理，又该由谁买单，成为很多管理者心头的问号。
近年各地已建在建大剧院（部分）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１１．４亿元
■杭州大剧院，投资９亿元
■宁波大剧院，投资６．１９亿元
■绍兴大剧院，投资３．１亿元
■广州歌剧院，投资超１０亿元
■东莞大剧院，投资６亿元
■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１０亿元
■河南艺术中心，投资９亿元
■重庆大剧院，投资１５亿元
豪华剧院，什么地方都能建？（文化观察　关注大剧院建设热 ②）
“记者同志，我们这儿的大剧院才叫浪费。花了几千万元造的大剧院，除了‘五一’、‘十一’重要节庆有政府大型活动外，就是出租场地，卖参观券。”
２月９日，本版发表的《豪华设施，建得起用不起》，报道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运营一年半，耗资巨大的冰上舞台却仅用了一次的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次日，一位西部地区的读者辗转打听到记者电话，迫不及待地要“举报”当地的“建筑浪费”。而在网友当天１０００多条的留言中，这类“举报”并不鲜见。
看来，大剧院建设热引发的问题，远比预想的还多、还重。
城市需要文化建筑——
大城市建大剧院并不为过，警惕中小城市盲目攀比
一位网友留言说：“东方艺术中心几乎每天一场演出，国际水准很高，利用率至少在国内很突出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有一声叹息的：“‘东方’至少还有人在心疼、着急，很多地方的大剧院，国有资产闲置浪费亏损，没人心疼，更没人负责。”
事实的确如此。“东方”启用一年半来，在管理模式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无论是利用率还是影响力，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在国内“同行”中有口皆碑。
“大剧院的特殊意义，使它在设计上求新求异，设施上追求先进，造价上偏高，这有一定合理性，应该理性对待。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国际文化交流频繁的城市，有必要拥有能与国际接轨的一两座大剧院。”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京沪很多专家的赞同。
保利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李南认为，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建大剧院并不为过。文化建设首先应该从硬件建设开始。现在一些发达城市能够想到投资大剧院，而不是政府大楼、宾馆和银行，这其实是好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说，前些年，我们的城市竞相上马大项目，可就是没

有博物馆、大剧院，结果成了城市的缺憾。如今开始建大剧院，说明了人们的认识在进步。
至于像一些设施利用率较低、耗费较高一类的问题，专家认为，这不能单纯从现实利用去考虑。剧院是百年大计，设备必须齐全，这是为长远利益着想。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宏鸣对此深有体会：“尽管我们很难用得起管风琴，但有没有管风琴，大剧院的身价完全不同。”
“但是，一些中小城市一味强调‘前瞻眼光’，不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考虑或少考虑建成后的效率与效益，这样的超前，应该修正或制止。”花建同时强调。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宁根福这两年率团到过不少大剧院，他发现，一些地方大剧院建设相互攀比之风盛行，一个比一个考究。这样的剧院往往浪费惊人。他曾在一个很华丽的剧院看到，由于长期无人使用，只好承包出去，乐池也因荒废不用而招致老鼠横行。
是“必要的超前”还是“奢侈的浪费”——要量力而行，警惕大剧院带来大浪费
客观地说，判断一座大剧院建设究竟是“必要的超前”还是“奢侈的浪费”，是件极富争议、需要时间考量的事。国际上也没有绝对标准。
但并非“无迹可循”。事实上，各地如火如荼竞建的大剧院正有豪华攀比之趋势，很多大剧院里的先进设备设施，已不是利用率低的问题，而是被严重大材小用甚至束之高阁，绝不是因合理“超前”造成的阶段性正常现象。
决策浮躁、一哄而上，是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
某种程度上说，大城市的著名剧院，类似于机场、港口等枢纽，其布局与功能定位应有区域整体观念。
大剧院“公共性”的辐射半径，不受行政区划所限。当《剧院魅影》、《猫》等世界名剧和柏林爱乐乐团这类世界顶级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时，观众中很多就来自长三角甚至国内其他城市。可惜，很多地方决策大剧院时，就像热衷于建机场一样，在意“拥有的自豪”，忽视了这些规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这一带密集的城市群中，近年来春笋拔地般“长”出大量新型剧院，外型千姿百态，功能大同小异。无法拥有上海演艺市场的国际号召力，又缺乏自己的本土特色，这样的剧院，想靠市场化运作维持经营，难！
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冯双白说，像大剧院这样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定要量力而行，进行细致的论证。他发现，有些城市根据游客的流量、文化市场的成熟程度、旅游和演艺产业的发展状态来确定建什么样的剧院，使用率很高；但更多的地方不做调查和分析就拍板上马，有的

纯粹是为艺术节而建，结果门可罗雀。特别是一些城市将大剧院完全当作一种形象工程，至于形象以后做些什么，就无人过问了。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说，“大剧院”建造不能抱有暴发户心理，好像别人有了我就必须有，而且还要超过别人。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亚洲有些国家与欧美攀比，经济刚一腾飞就盲目建造许多剧院，导致后来演出场所的过剩，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记取。建大剧院千万不能造成大浪费。
内容建设才是关键——
大剧院不是大房子，重“建”更要重“管”
豪华剧院的低利用率，还直接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许多大剧院普遍重建不重管。
今天国内很多中小城市的大剧院，硬件设施甚至超过了欧美一些著名剧院。但管理水平远远落后。政府缺乏有效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操作经验，剧院匮乏优秀的剧场管理、演出经营人才，从而直接影响大剧院的经营和演出计划。
人才到底有多缺？几年前，上海文广局一次调查表明，全市演出机构员工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仅为１／３。被公认为全国演出市场最成熟的上海尚且如此，各地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就不难推测。
余隆认为，内容建设才是大剧院建设的关键。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放在大剧院也很适用。没有优秀的艺术表演和专业化的经营，剧院实际是个空壳，纯粹成了一种形象标志！李南说，大剧院不是大房子，而是一个制作公司、一个营销团队、一个艺术生产单位。许多地方将剧院看成是城市内的房屋建设或者是建筑艺术，盖完就算大功告成，这个观念必须改变。
客观地说，东方艺术中心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管理团队，在国内都居领先地位。然而，我们的管风琴演奏家太少，冰上芭蕾舞团没有，都影响了剧场某些设施的发挥。
很多专业人士指出，我国大剧院建设起步较晚，管理运作经验不足，相应的演艺机制还不健全、市场培育还很落后，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在大剧院的管理上加快有益探索，力求与国际接轨。
案例8：奇冤昭雪栋梁才
案例呈现：
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他留下了一句令后世人沉思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书写历史的笔杆永远属于人民。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步伐加快。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名誉。
同年5月17日，曾被列为所谓“刘邓反党集团”的“二号要犯”的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召开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一大批党、政、军的华夏栋梁平反昭雪。在这本平反谱上，历史老人用凝重的笔写下了一串光辉的名字：彭德怀、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肖劲光等。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得以平反昭雪。其他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还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等。
案例讨论：本案例说明了什么？
案例点评：“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到残酷迫害，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悲壮的一幕。本案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