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考点试卷(七)(含答案解析)

2020年高考语文钻石考点专题卷(论述类文本阅读)专题07 论述类文本阅读（七）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

“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莫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

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

”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

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

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

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

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

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

费氏的“差序格局”有多个内容，既有李树青的三个“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自我主义”，也有潘光旦的“伦”“格局”“推或扩充”论。

李树青和费氏都对“自我主义”有所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人“贫病愚私”中“私”的问题作出的回应。

潘氏深入研究儒家社会思想，他对“伦”的分析和考据（如“沦”指水的纹理）则成为费氏“同心圆波纹”的来源。

他还对“人伦差等”进行辨析，并提出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有其“格局”。

有学者指出，费氏根据潘氏的研究提出“差序格局”几乎是水到渠成的。

其实，“差序格局”概念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学术圈。

这个学术圈的学者来往密切，思想上相互激发，其中不但有潘光旦、李树青、费孝通、袁方等老中青社会学人，还有闻一多、吴晗等文史专家。

“差序格局”是聚集中西方相关学术智慧产生的。

以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费氏本人，还是相关学术史论著，对雷氏等中西方学者的贡献肯定是不够的。

事实上，学术工作往往难以独自完成，要有多人数代积累之功。

即便因缘际会使个人的贡献格外耀眼，其背后定有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的支撑及学术思想的汇聚。

（摘编自阎明《“差序格局”探源》）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费氏和雷氏都认为亲属关系是乡土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对亲属关系特征的看法也一致。

B.费氏把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比作“蜘蛛的网”，形象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密切性、复杂性。

C.费氏受摩尔根亲属制度研究影响，运用其学术方法调查研究，提出“差序格局”概念。

D.费氏“同心圆波纹”源自潘氏的研究，突出乡土社会人际关系从中心向外扩展的特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第二段引用费氏写给雷氏的信，证明“差序格局”受雷氏理论影响，又有所创造。

B.第二段运用比较分析法，肯定费氏的学术贡献，辨明费氏对其他学说的借鉴之处。

C.第三段列举多个事实材料，证明“差序格局”概念的产生深受当时中国学者启发。

D.文章从中西两方面考求费氏“差序格局”的学术渊源，有理有据，学术视野开阔。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作者认为费氏对相关学者贡献肯定不够，可能是作者学术的视角和取向与费氏不同。

B.费氏的学术交往圈既有社会学家，也有文史专家，呈现出类似“差序格局”的特征。

C.“差序格局”受到众多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也可能受到了费氏学说的启迪。

D.费氏的学术交往、所受学术训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促进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思考。

一、1.D【解析】A项，“对亲属关系特征的看法也一致”错误，原文“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

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B项，“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密切性、复杂性”错误，为了说明“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C项，“提出‘差序格局’概念”错误，原文“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2.A【解析】A项，“证明‘差序格局’受雷氏理论影响，又有所创造”错误，应是为了说明“‘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影响较为显著”。

3.C【解析】C项，“这些学者的研究也可能受到了费氏学说的启迪”文中无据，无中生有。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人工智能算法的传统通常有两个：一是符号认知主义，主张智能行为依赖于符号操作，通过基于符号表征的计算可实现推理、决策，甚至情感活动，如早期的专家系统；二是联结主义，认为通过大量底层简单的“激活单元”相互交织可在高层自发涌现出复杂的智能行为，这一传统以神经网络为代表。

阿尔法国棋的研究主要得益于这一种传统，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实现算法的突破。

以复杂性视角观之，目前的智能算法有一个突出特质----涌现性，即智能是一种由算法底层的简单规则生成的复杂行为，智能并不由预定的算法前提所决定。

游戏棋局的最终输赢是一种涌现，不是依靠单次行为的累加，而是算法演化系列的整体取胜。

阿尔法国棋有一些令顶尖职业棋手难以理解的“昏招”，可这些昏招最终成了取胜的“神之一手”这表明“招数系列”比“某一招”更有意义。

在伦理上，涌现性特质揭示出智能算法具有不同于传统的行为特征；智能算法行为不是边界清晰的单个行为而是集体行为的演化，其行为效果既不由“某一”行为所决定，亦不由其前提决定。

智能算法的另一个特质是算法的自主性。

阿尔法国棋一代曾依据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棋语，对弈了3000万盘棋，二代强化了自我增强学习。

如果智能算法的自主性意味着机器是某类主动的、自我进化的“生命”那么我们是否能说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决定的“主体”？以算法的观念来看，理性传统所认可的“主体”是一个能够协调个体自身复杂行为的中心控制单元，它担负该个体所有信息的整合和全部行为的控制。

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弱人工智能，则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主体观念。

弱人工智能的自主性是智能行为的自组织性，机器算法会在没有人类程序员的干预下自发学习，自动处理问题。

2015年，有人在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时遭遇车祸，历经十个多月的调查，最终归责为驾驶员过于信任人工智能，手没握住方向盘，人工智能得以免责。

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必会让我们可完全摆脱方向盘。

智能驾驶系统由厂商的机器人制造，其算法不断自我进化，无缝嵌入庞大的物联网中，行进于更多智能体交互的开放环境，并与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演化的复杂算法整体。

在这一整体中，厂商、机器人、使用者、众多智能体等都是造就整体的个体，但并不存在对整体负责的“主体”，此时我们在伦理上可能面临根本的挑战：智能行为既不不遵循行为与效果之间的直接对应，也不遵循行为与主体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出一个恰当的道德判定？(摘编自刘劲杨《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特质及伦理挑战》)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 基于符号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这两个传统，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最终得以实现。

B. 无论是“某一”行为，还是预定的算法前提都不能决定智能算法的行为效果。

C. 弱人工智能有一个中心控制单元，它担负了所有信息的整合和全部行为的控制。

D. 既然智能驾驶系统不存在对整体负责的“主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则无需追责。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 文章第一段通过比较两种智能算法传统的异同，分析了阿尔法围棋获胜的原因。

B. 阿尔法围棋“昏招”成了取胜的“神之一手”，是算法演化系列整体取胜的例证。

C. 算法的自主性意味着机器是某种“生命”体，这是文章对“主体”进行辨析的前提。

D. 文章重点分析智能算法的两个特质，指出在人工智能上我们可能面临的伦理挑战。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 没有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联结主义传统，阿尔法围棋就未必会有算法上的突破。

B. 弱人共智能不具备理性传统所认可的“主体”，具有自主性，能够自动处理问题。

C. 智能驾驶系统的算法处于众多智能交互的开放环境之中，才能不断地自我进化。

D. 智能行为与效果不直接对应、与主体无必然联系，但是我们还要对它做道德判定。

二、1.B【解析】A项，并非基于符号认知主义；C项，“弱人工智能”应为理性传统所认可的“主体”；D项，需要认定事故的责任者。

）2.A【解析】A项，并未比较两种智能算法传统的异同，也没有“通过比较……异同”“分析……原因”，而且第一段指出的是“阿尔法围棋的研究”成功的原因。

3.C【解析】C项，表述过于绝对，与原文逻辑不符。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

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

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

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

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

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

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

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

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

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

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

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

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

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

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

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