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经验

过渡性质的社会（见右图）

经济构成：五种经济成分并存（1952年） 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 公私合营经济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19.1%

（主导） 1.5% 0.7% 71.8% （主体） 6.9%

三种基本阶级力量

① 工人阶级（国营经济、私营经济）

② 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

经济）

③ 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

①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②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90

① 社会性质：过渡性质

② 经济构成：五种经济成分并存（领导地位的经济，优势地位经济）

③ 阶级构成：三种基本阶级力量（阶级矛盾）

④ 主要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⑤ 发展前途：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2

? 提出时间：1952年9月

? 主要内容：过渡时期，“一化（建设、主体）三改（改造、两翼）”

? 必要性：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

? 可能性：国营经济、农业经济、私营经济、国际形势、社会主义因素

过渡时期总路线（1952.9-1953.12)的最终表述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 第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改造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的迫切需要。

? 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历史沿革

社会主义革

命

主体时间类型1949年前1949-1952

年

1952-1956

年

1956-1978

年

1978-今

所有权主

体

地主，

中农、富农

地主

农民

农民

集体

集体集体

经营权主

体贫农、雇农，中农、富

农

农民农民合作社、

生产队

农户、农业公司

和平赎买

?和平赎买，就是国家用和平的方法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而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获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包含“四马分肥”和定股定息等两种方式）。

四马分肥

企业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

定股定息

?公私合营时，国家对合营企业的进行清产核资确定股份数额，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给原工商业者5%的定息，先决定付7年，后延长3年，共计支付10年，此为定股定息。

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之分。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在购销环节用“四马分肥”方式赎买）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购产销环节用“四马分肥”方式赎买）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购产销环节用定股定息方式赎买）。

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表析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在新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次规模空前的生产关系变革——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

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回顾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反思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透视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早已成为定格在历史画卷中的图景，虽经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这场社会变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依然强劲。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所遗存的问题，是新时期全面改革的出发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发展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促进社会基本矛盾朝相适应的方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意义。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生产关系只有与生产力紧密联动、并保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形态，其自身才能保持存在的合法性。经过改造的生产关系，只有被实践证明比以往更加促进生产力发展，这种变革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同步。实践表明，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动发展这一正确思路，我国在生产关系层面大刀阔斧的变革，确确实实为经济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二)重视改造过程的渐进性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我国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改革的实质是重新确立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至今，利益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中心话题，因为利益是人类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关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相应的，任何社会成员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通常都表现得敏感而保守，这是一种异常顽固的社会心理。因此，调整社会利益格局最稳妥的方法是“以利制利”，通过提高公众的改革预期来凝聚共识、减少阻力，这就要求充分尊重改革的阶段性和长期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跨度，最初估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具体改革方案上，根据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三套从初级到高级的过渡方案。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策略，“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等词语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醒目用语，这是充分尊重改革规律、充分估计改革难度的理性态度。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决策层对改革形势的估计判断不一致，导致经济改革掺杂了过多政治因素。“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实践证明，对于关系亿万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急于求成的心态、快刀斩乱麻式的方法，其后果往往有悖于改革的初衷，所以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行动规划。(三)坚持和平的改造方式社会革命的终极目的是重塑利益格局，而利益调整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革命。因此，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保持社会稳定。为了使这场改革助推社会进步而不致瓦解革命成果，“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无论农民、手工业者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面临生产资料所有权变更的事实。即便失去现有财产意味着长远更丰厚的收益，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心理震动并滋生抵触情绪。化解改革阻力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温和疏导消除误解，让统一战线等革命法宝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作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动摇农民对土地、牲畜的深厚私有观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习惯，自然会引起相当大的抵触。党和政府坚持和平方法和自愿原则，用事实证明，农业合作化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合作化是拥护或比较拥护的。较富裕的农民面对大势所趋，也可以拥护或随大流。手工业者的改造情况与农民基本相同。鉴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对其进行改造更要遵循和平路线。资本主义工商业约占当时我国经济总量的6.9％，虽然绝对量不大，但主要分布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属于较优质的经济成分。新中国成立后，愿意留在祖国大陆的资产阶级人士基本是革命同盟者，他们拥有广泛的海外关系，是特定时代下西方了解中国的特殊窗口。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成员提供了良好的改革预期，

因而获得普遍拥护。作为积极接受改造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先生曾说：“单从个人物质生活来看，社会主义对我们中国的资本家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还值得羡慕。”“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只要自己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改造所采用的和平方式，为今天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实力悬殊、立场不同，工薪阶层和新富阶层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预期也不尽一致。社会主义改造初期，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收入差距，类似于目前新富阶层与工薪阶层的贫富分化。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中进行的，社会财富缺乏转移渠道，加之政策得当，因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得以顺利完成。时至今日，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中国的发展已离不开世界，中国的财富具备了向外流动的可能。在这一新形势下，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令社会成员、特别是新富阶层产生良好的改革预期，很有可能出现巨额资产和精英人群“逃离中国”的情况，这一后果无论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还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将是伤筋动骨的打击。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决不能等同于民间武侠文化所推崇的“劫富济贫”，这项改革只有基于“令绝大多数人受益”的价值目标和方案设计，才较有把握取得成功，而新富阶层的改革预期，对于改革成败和社会稳定具有更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