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制度

苏格拉底之死之雅典民主制

一、苏格拉底之死的历史背景

(一)苏格拉底的审判背景

耶稣基督诞生前400多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龄的被誉为西方孔子的哲学家，被指控“不敬国神”、“另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分别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工艺的阿尼图斯、代表诗人的美勒托和代表公众的演说家素康。

在受审期间，苏格拉底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申辩，以平素一贯的淡定自如的高贵态度为自己辩护，并在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他的指控出于“多年的错误印象”(《申辩》19a)，他不仅陈述了这种错误印象的感知，而且要申辩对其指控。其后雅典法庭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他死刑。在当时，雅典人民正准备祭祀阿波罗神，这是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照其惯例认真对待准备这次祭祀活动，为保证城市的整洁将死刑一律暂缓，苏格拉底则被囚于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于判决。期间本可以赎走或逃狱，但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他以激情澎湃、慷慨的陈词反驳法院对自己的指控后做出了饮鸠而死的选择。

（二）后世的影响

2000多年来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一生不探索真理、寻求真理，死后他以这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的捎带他神圣的真理不住的向来去匆匆的人们传达着理性的光环。他的死被人们传为佳话，被人们深深铭记。苏格拉底垂暮之年被称为民主派的是死而非的罪名处以死刑，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悲剧，然而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是处于时代人们的悲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苏格拉底的死是仅次于耶稣的第二个最著名的死，苏格拉底之死已成为学者研究、争论、考证的热点问题。

二、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

(一)民主制简介

雅典民主制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梭伦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平民的地位为雅典的民主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实行了进一步改革铲除了日氏贵族的政治特权，扩大了城邦的民主力量，遂始雅典民主得以确立。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成为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

在当时古代国家一般都采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时，希腊形成了独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1.政治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体取决于国家统治阶级中各个权力力量的划分，以及权力力量的对比。由于雅典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工商奴隶主阶层逐渐扩大，他们要求取得一定的统治地位，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政治。不断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使得政治具备了可妥协的特性。长时间的各阶级相互的摩擦，达到了政治中各派的共融，民主政体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

2.文化因素

宗教在古希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平等、朴实的城邦生活造就了希腊神话独特的世俗化、自然化。神与人平等，神与人都是充满感情的，这与中国的神话等级观完全相反。希腊的宗教没有东方宗教的森严与神秘，它是自由的。雅典的民主

制中权贵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也如此，民主制则是最好体现了希腊宗教神韵的一种制度。

3.经济因素

雅典具有活跃的经济市场活动环境，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其运作方式，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以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为首的平民阶层与旧的氏族贵族进行斗争取得品等的过程促使了民主过程的发生。在希波战争后，大批的公民受领了封地，极大的改善了低生活水平公民的生活环境，富裕的物质生活无疑有助于公民潜心下来，积极的投身于城邦的建设与管理。

（三）两者的冲突

从公元前468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处死，可以说，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民主制有兴盛到腐败衰落的全部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坚持信仰，坚持真理。苏格拉底的坚持与雅典的民主间产生了矛盾，在被处以死刑之时，他依然忠于雅典的法律，即忠实于，并维护雅典的制度。

1.自由定义的争议

古希腊人被认为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希腊人热爱自由，对于雅典的公民来说自由是能够分享的政治实体，而不是其赋予个人的权利。雅典的自由是一种城邦式的自由，是经过自由选举出的公民联合在一起，公民自己自理。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体现了这种强烈的自由观。

苏格拉底也是忠于自由的，他更信奉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先从控诉他的罪名说起：一是“不敬国神”，色诺芬认为苏格拉底是十分守法和虔敬的，他声称苏格拉底参加雅典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和献祭，并对宗教的传统十分了解。苏格拉底曾说“有个预言性的声音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申辩》4?8?1）这种事情和当时占卜及其他宗教的指引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在自由的国度里却不允许苏格拉底这思想上的自由，指控他有“不敬国神”之罪。二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认为：人有真理，这真理在你心中；要想知道这真理，人就需要省察自己和他人，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省才会进步，他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苏格拉底教会当时的部分雅典青年，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如何过一种自省自察的生活，如何取得进步。当这些雅典青年理解这道理，并试图教会自己的长辈时，苏格拉底则被冠以“败坏青年”的罪行。

这些做法仅仅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由，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与魄力改变无知的众人，却不知不觉触动了雅典本身固有的自由——个体从属于群体，个人自由服从于城邦，个人没有脱离城邦以外的其他自由。以赛亚?柏林曾在一篇就职演说中定义了现代的西方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政治方面的自由，个体在贯彻落实实国家政治方面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人们依据自己的意愿和想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不会受到国家的任何非法干涉。以赛亚?柏林认为雅典的公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积极自由，却没有个人应有的自由，即消极自由。美国左派老报人斯东认为正是由于苏格拉底与雅典人之间的分歧才导致了审判，而不是“不敬国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

2.公意和众意

在审判中对于苏格拉底的指控在证据方面并不确凿，并且因思想犯罪在雅典的法律中也判处不了死刑，但是雅典人民以360票对140判处苏格拉底死刑。雅典的人们自古就追求公正，而“多数人说了算”使公正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吗？“多数人说了算”在雅典发挥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日常的生活中，政治上的各种问题都是通过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多数人说了

算”的大众意见又在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公意在众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了。罗尔斯理论的正义原则也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一、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如何安排使之被合理地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并依于地位、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二、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的一种平等权利。他强调了社会是否是正义的是在于同时容纳接受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正义乃是公意的一种所有人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众意是着眼于部分人，只考虑和照顾了部分人的利益产生的。雅典人当时俨然是缺少这方面的意识的，也就造就了雅典制度的失重性。雅典十分强调多数人意识的重要与权威，在无形中酿成了众意在实质中高于法律，把雅典民主制推向了极端。

苏格拉底认为，多数人的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每个人生来并非智者，而是无知的，需要经过自省，思考等方式才能进步成长。由于不公正的正义是苏格拉底被冠上莫有的罪名，他以生命为代价，让后人了解了雅典当时“公正”的众意是如何结束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的生命的，又是如何持续这种众意最终走向衰落的。

3.守法即正义

在祭祀的期间，背判死刑的苏格拉底本可以逃走或赎走，那么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两种方式之一，而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苏格拉底对法律有这高度的信仰和无限的执着，他认为守法即正义，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就是保卫了正义。他临死前曾说：“他的一生都享有了法律的利益，不能晚年不忠于法律”。在伯里克利时期之后雅典的法律已经有相当的成就，拥有了独立的相关法，法制观念也深入人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论是私人的生活还是国家的事务中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雅典人民对法律有深深的敬畏和信任。公民的地位无论其高低，都不会免于被起诉，无论贵贱，都可起诉侵犯其利益的任何公民。

在民主与法制相遇的时候该怎样衡量他们孰重孰轻呢？在积极自由占主导地位时法律权威与公平正义该如何实行呢？在苏格拉底因苏格拉底因思想犯罪，极其民主下的法律和苏格拉底正义之心坚持的法律碰撞时，又该如何选择呢？与其说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法律判处死刑不如说是苏格拉底自己选择的死亡，他认为法律必须被遵守即使法律不正义。他始终坚持对法律的信仰在于克里同的对话中，他说，“假定我们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呢？你想采取什么行动来来破坏我们的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决没有他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取消破坏，你认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苏格拉底借着法律，强调了遵守城邦法律的重要性。他认为服从法律的判决是他应该的责任和必须遵守的事。雅典城邦法律和苏格拉底法律信仰的冲突促使了苏格拉底的死亡。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种无可奈何，雅不可调和，典民主制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苏格拉底是一位英雄，他意识到了这冲突，并希望用道德、智慧和自信的力量化解这些，于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托起这项艰巨的冲突，托起正义的使命，托起历史这段曲折的进程。

三、苏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制的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为文艺复兴的民主制提供了思想和灵感，为近现代的西方法治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民主制下创造的一定空间，是雅典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完美的，都有瑕疵的存在，雅典的民族制也是如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问题，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

社会动乱的隐患。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承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度，辉煌盛大的雅典民主制最终被淹埋这历史的长河中。

（一）全民思想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的价值基础是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在希腊贵族与平民、强势与弱势之间都存在着等级关系。这样的本身具有的等级关系与雅典的平等自由又相互存在着矛盾。公民个人权利的似实实虚的境况也是公民常常陷入对平等自由的过度追求。柏拉图关于雅典的民主制做过这样的定义：“一种使人快乐的无政府状态的，花俏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分区别的把一切平等给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主义。”

希腊的哲学家安提尼西斯把民主派的平等比作了了兔子与狮子之间的平等，来描述搭档是雅典自由平等观的窘迫的境遇。过度的追求平等与自由在自然规律中打破了原有兔子与狮子的平衡体系，雅典公民疯狂的追求极度的自由与平等，渐渐失去了希腊雅典人本身的优良品质。自由的尺度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界定？“自由应当是法律下的自由。因为我们服从法律我们才自由”而民主制形式下的雅典公民则由“极端奴役”到“极端自由”转化，脱离的原有轨道。雅典公民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自由平等，他们竭力防止争取来的自由遭到破坏，反而由于他们各种无限的保护措施，让他们葬送自由的主导者。雅典公民的自由观不断走向极端，发展成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不受到任何约束。自由变了质，在他们还没感觉到时，这迷失的自由渐渐腐蚀了他们的心。

平等自由的失控给雅典指引了一条通向灭亡的道路，是形成多数人暴政的原因。雅典公民变得十分放纵，不服对他们的各种管理。柏拉图有这么一个结论：“所有这一切总的起来使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变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最后就像你知道的，他们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苏格拉底用智慧引导人们自省自察，学会用理智分析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无疑是触动了那些极端自由分子的危险而又敏感的触角，他们心存害怕他，又深深敬畏他，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拉回他们已走向极端的心。他们战胜不了真理，只好让苏格拉底死亡，让他们紊乱的心恢复到原有看似的平和与宁静。苏格拉底意识到这点其实雅典的公民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被自己的私利蒙蔽，在深夜他们无法安睡，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紧张，只有苏格拉底死了，他们认为内心的恐惧也会消失，这样这些自由的雅典公民就可以大张旗鼓的追寻着那莫须有的自由平等。苏格拉底的可以认为是场谋划已久的谋杀：雅典人试图通过判处雅典人中最有智慧和最高贵的人死刑来扼杀良知的声音。他们始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公元前404年，雅典丧失了霸权。

(二）民主基础弊端

雅典民主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民直接参政，遵守多数人原则，自主决定城邦的命运”，也被称为直接民主，雅典的民主是由雅典的全部公民组成起来的。由此看来，雅典十分强调个人的权利。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能够成立并结合起来是由于众多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并且为了生活的更好，自愿的结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不应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压迫。这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产生的。哲学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类似于个体与共体的关系。先有个别的事物，所有事物的统一并高于个体就形成了共体，在众多个体追求自由，平等中，整个社会也就趋于并逐渐形成了这种社会观念。

但在古希腊这段时期中，享有民主的真是所有公民吗？在当时的民主制度中也只有奴隶主和自由民才能享有民主权利。这说明当时的民主制中自由、平等的观念仅仅只是形式上的。

在众多参与民主的雅典公民中，又会有这样的怀疑，如此自由在面临重大的选举中是否会不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当时这种方式促使了公民的随心所欲，自行其事。雅典公民有三万人，因为经常开会有工作的公民则很少参加公民大会，平时通常只有六千人参与，并且还要对贫困的公民发放津贴。雅典公民大多数是不具备知识的，对于国家和社会崇拜依赖于国家的领导人物。可雅典的领导人则是通过抽签，轮番执政产生的。苏格拉底曾说：“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抓阄的办法雇佣一位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者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程度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在这样轻率的领导中，多数公民的公平是值得考究的，他们的公平正确观不值得肯定。他们大多目光短浅，真正的智者却不占多数，相反一些“能言善辩”的人只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忽视公众真正的切实利益，或被一些野心家利用，做出不正确的决定。如公元前406年六位雅典将军被公民大会宣判死刑一案中，雅典战胜伯罗奔尼撒，由于统帅征军的八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的让士兵死亡，最高法庭判处他们死刑。柏拉图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民主，无视个人和贡献的差别。对于这样的投票方式中以少数服从多数，致使雅典的管辖权是操作在多数人手中。多数人在自己的或被鼓动的状态下，是会抹杀少数人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少数人总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暴政的现象由此产生。苏格拉底也认为建立这样的统治必然是种暴政，是非理性的政治，民主走向了极端，多数人至上，毁灭的被保障的自由明显的把民主推向了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也是死于多数人的意志的法庭下。托克维尔说：“当我看见任何一个权威被授意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贵族政府时，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

雅典虽然实现了民主，但由于过于广泛没有限制的参与。没有过滤掉其中的危害杂质，这种多数人拥有的发言权是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提高，反而成为了推动多数人暴政的原因。多数人所创造的辉煌与成就是可以肯定的，但其中的风险不能忽视，雅典民主制中把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公平真理，却缺乏了对其权利的限制与制约。是多数人只凭自己的认识，决定城邦的未来。所以雅典民主制很难持久。在岁月的洗涤中渐渐失去了其独特的优越性，没有限制的参与成为多数人保证之浪的风，为此苏格拉底被审判庭判处死刑也就理所应当了。民主与雅典社会活动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了不平衡，致使了冲突的加剧，也就酿造了雅典民主制的失败。（三）司法弊端

古希腊早已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过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提到过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时雅典也十分推崇它，并且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赋予行动的。伯利克是当时公认的政治领袖，他的老师著名的哲学家阿那可萨格拉斯因主张“大阳是炙热的石头”被指控为渎神罪，伯利克他也无力援助。在这样一个推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随着民主不正确的发展，只是施行了“人代法”治的历程。雅典也制定了有助于“人代法治”的规定。如公民大会、司法审判制度等。

雅典的陪审员是由抽签产生，其中大部分是中、下阶层的公民，甚至很多人不识字。他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法学教育，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养。通常是能言善辩的雄辩家，需要的并不是法规。只是按照自我的看法进行判断，投票决定被告者的命运。不具备相应知识的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是非理性的，在判断时常常带有个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依照个人的主观情绪去做决定，无法客观的看待问题。同时这些公民是极具有煽动性的，怀有私欲的贵族他们富有，受过教育，知识丰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鼓动公民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指控苏格拉底的人中有代表政治和手工艺人的阿奈特斯，诗人美勒托在这些控告人当中，唯一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阿奈特斯。阿奈特斯是个有钱的皮鞋匠，在推翻克里底亚斯和恢复民主的武装抵抗中起了领导作用。阿奈特斯和苏格拉底关系恶劣，有两方面的原因：政治和对其儿子的教育问题上的分歧。以至论私心阿奈特斯是希望苏格拉底被判刑的。苏格拉底的罪行并不致死，在第一轮投票中有280票对220票表示他有罪，但在第二轮审判团以360票对140票判其死刑。苏格拉底当时已是70高龄的老人，在充满人人平等的雅典却坚决的投以死亡之票。

审判中，陪审员采取一人一票之，服从多数人的判定。这种多数人的方式，即使拥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也难以正确的实施。在审判中审判员仅以投票的方式决定了苏格拉底的生死，而在法律的具体依据上并没有说明，这无疑是降低了法律本身的重要性。柏拉图指出：“在法律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时，而它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方，依我看，这个国家离崩溃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权威的主人，并且政府是他的奴仆，那么形式就充满了希望。”他强调了法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不能因某种势力而改变。雅典多数人胜利了但雅典法律却是失败的。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雅典民主与法治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雅典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是以城邦为基础，且依附于城邦。并没有对个体的相关法律约束，在雅典民主逐渐强大的过程中，法律却丧失了应有的地位。

正如梅因所说：“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为了要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地把阻碍完美判决的法律规定变通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和遗传诸后世，那它所能流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苏格拉底是死于一种非正义的结果。苏格拉底显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他通过对自己案件所作的最坦诚，最坦率和最正义的申诉，赢得了光荣并且以最镇定，最勇敢的忍受了死刑。“苏格拉底的信息永远被人们用来尽可能地派各种各样的用场。尽管那些审判者强迫他无言，这个在雅典响起了已有2300念得声音，却从未沉寂过。”苏格拉底并不是死于民主，而是缺乏法治的民主。

四、雅典民主制对后世的影响

雅典民主制虽然有其弊端但也掩盖不了其中一些璀璨的光辉，他是民主的发源地，孕育了民主的诞生，民主制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任何任何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取决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能动性发挥的越大，社会发展的越快民主的优越性就在于多数人比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公民可以发挥最大限度的积极性。”雅典民主制大大促进了雅典的发展，为世界民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一）文化影响

黑格尔曾说：“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希腊的思想一直都深远的影响着西方的文化，雅典是希腊的一个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则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展现于人类的文明史中。

民主的宗旨本源乃是自由，雅典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由的观念之上的。公民的自由不被限制，当时产生了许多的文化杰出人物：戏剧中有悲剧作家索福里斯，他写的《波斯人》《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直接的展现出当时人们命运中的悲剧性，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著有《云》《群蛙》粉刺了当时的著名人物，但由于雅典特有的自由，所以不用担心遭到迫害；史学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创立了历史著作的先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着“借以遇见未来”的理念，向人们展示了战争的真实性；哲学中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当时的哲学比较信奉物质世界，苏格拉底由对物质世界的探讨转向到人的心灵世界。苏格拉底相信“善”的力量，“善”将主导整个世界，“善”也就是知识。他引导人们运用理性思维，获得知识。

雅典文化中不仅表现在许多卓越的学者上，还体现在整个雅典的城邦中。雅典十分重视教育，创办了学校，其目的是“为了训练人们按照理性思维独立进行思考”培养了很多著名的人物。艺术成为雅典公民展现思想的媒介，许多艺术家运用完整、真实、生动的艺术作品给人类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产。

（二）法律影响

雅典演说家艾索克拉底说过：“我们的法律是大众的利益，并且对人类的生活具有重要的贡献。”雅典的法制是由其历史、宗教、经济的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与雅典的民主联系在一起，它秉承了雅典民主的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存在，并被广泛利用。

雅典的民主为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平台探寻法的理性，成就了最为早期的自然法理念，并且为西方法律植入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每一位雅典公民都能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雅典公民参政是达到法定条件下的自愿行为，自愿不仅表现在参与过程中，在做表决时也是自愿的行为。他们注重的公民权利的观念，西方传统法律也融入了这部分观念，西方法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现各国法律也都提倡权利保护的而概念

雅典的法制不仅造就了当时绚烂的雅典法律，也对西方法律产生了影响。雅典法律的精神融入了当时城邦的每个公民中，我们不能说雅典当时的法律制度有多么的完备于丰富，但它始终传递着法制的精神本质，为后世的法律精神奠定了基础。雅典的法治是人类早期条件下特有的产物，有益于了解一些法律思想的渊源，使我们对法制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三)政治影响

雅典政治是一个由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历经了光辉与暗淡。在这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雅典当时设立的政治机构独特的方式，以及机构设立的宗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人人平等”在各个国家机构中都有体现，它常常作为衡量民主的尺度和人们一般行为认可的尺度。国家机构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也是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的组织形式。他们都分别拥有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着反映了当时雅典分权制约的思想。相互有牵制，避免了独裁的产生，防止执法机构滥权。“少数服从多数”虽然在雅典的实行中存在的弊端，但弊端并不是方式引起的，而是由着这种方式的组成基础所致。不可否认这种方式尤其特殊的的优良性。国家公职人员的任免，虽然对其选举公职人员的选举方式不认同，但是公职人员不是靠世袭、君主任命，或靠着暴力手段夺取的。并且任免后对其规定了期限，现在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有任命期限的，让位给有能力的人。

雅典的政治体制我们应辩证的分析，既看到弊端又看到其中有价值的部分，雅典的政治体制之一块未开发的美玉，在岁月中摒弃坏的部分，渐渐展现其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