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城诗歌中的童话世界

论顾城诗歌中的童话世界邵阳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3级邓宇【摘要】少年时代顾城就开始写诗，歌唱自己的童心，这个主旋律在以后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下来，因此，顾城有“童话诗人”之称。

翻检顾城留下的大量诗作，可以看到贯穿尾首的风格，从早期的天然明丽、率真热情，中期的高度凝练、空灵幽远、神秘叵测，到后期的孩童心绪、稚儿语言、淡泊心境，都有着深深的“童话”印记。

这种与众不同的童话印记使顾城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显示出独特性与唯一性。

本文从顾城诗歌中的童话世界着手，就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组成元素、创作心理、艺术特点、具体表现、误区等方面作出简单分析。

【关键词】顾城；诗歌；童话世界；灵性意识与同时期的其他著名诗人相比,顾城显得与众不同。

他不像北岛那样冷峻、深沉, 具有反叛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英雄人格, 也不像舒婷那般人道、自尊，充满浪漫情调与奉献精神,他显得纤弱、机智、纯净,在众多的朦胧诗派诗人当中,他以童真的孩子形象确立了自己诗歌的和人格的独特性。

作为朦胧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 80年代,顾城以一系列宁静、优雅、美丽纯真的诗歌,赢得了“童话诗人”的美称。

虽然顾城的成名作《一代人》被读出了政治含义,他的《远与近》被读出了哲学含义并被人们作出了多种解释,但这都算不上是他真正的代表作品。

他的诗作都有着深深的童话印记，这种童话的印记不仅因把顾城和其他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而显示出独特性,更因顾城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地位而显示出惟一性。

“童话诗人”是顾城的创作选择和追求目标，而这种选择和目标的建立是由他特殊的心理基质所决定的，他的心理基质对他的创作追求与诗歌美学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顾城成为一个“童话诗人”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对作家进行研究的时候，“童年经验”常被研究者作为解剖作家的突破口。

童年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而作家的创作经历反过来也或多或少地修正和补充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很多作家的“童年经验”本身就带有文学创作的痕迹，它既是作家解释创作动因的根据，也是作家对创作“血统”的验明正身。

既然经验是对以往经历的提取与升华，那么，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能清楚地显示出他的记忆情绪。

从这个角度看顾城，可以看出他的情绪记忆是非常封闭的。

这种封闭性首先表现在记忆的时间和空间上。

他的记忆固执地停留在与父亲下放的那段时间和那个地点，其它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

他从这段生活中提取经验，将其升华为艺术经历和创作经验，但以偏概全地把部分的、暂时的经历当作童年经历的全部，并因此给自己划定一种“成分”，则显示出他心理上的某种封闭特征。

他的封闭性还表现在与人类世界的隔绝。

在他的童年生活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在远离人世的地方，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而顾城从不与人争斗的怯懦性格，屈服于强力，害怕压力的处世态度，也许更能说明他精神上所受过的创伤。

记忆的封闭性使他有条件在有限的个人世界产生着不断的联想，那儿有着丰富的内容，精微的感知，浓烈的色彩，他把自己的天赋才华在这个狭窄的世界里泼洒得淋漓尽致。

他的诗王国是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他在这个王国里延续着他童年的梦境时空内为自己营造一个与世无争，与自然为伴，绚丽多彩，富有传奇特色的童年生活。

同时，他将童年经验与创作经验依附在自己身上，从而产生一种错觉。

就一个诗人而言，他是真实地生活在那个与世隔离的世界中的，他自身的气质和处世态度使他只能选择在这样的封闭的世界里作一个童话诗人。

童年经验的影响使他无法长大成人，他只能以童话的方式讲述现实中的故事。

纵观顾城的一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方面，他是早熟的，在很小的年纪就有创作的意识；另一方面，当他在真正长大之后，却又一直用一种拒绝的态度与外在世界对抗，固执地坚守着“孩子”的阵地，坚守着自己的童话理想，将自身以外的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己的成人世界，而后又上升为将人异化的物质世界，他始终不渝地抵抗着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影响。

这种拒绝长大的心理定势左右了顾城一生的生活和创作，在这其中我们能清楚看出他拒绝被污染，固守童真的纯洁，不向世俗社会妥协的一贯姿态。

此外，顾城对自然的超常感受和偏执的女性崇拜都影响着他的创作，使得他的诗歌着有着天然的气息及儿般的心理，也使得他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中的童话王国。

同别的诗人相比,顾城的创作经历更多地显示出“自生自灭”的倾向,先天具有的天赋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完全是在心灵直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诗王国的探索和进军的, 他对中外文化养分的吸收也完全出自于生命本能的情感与价值取向。

顾城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开始作诗到1978年为第一个阶段。

这是他创作的少年期,作品数量不多,内容较浅显,语言平易,明显看出是一个善于思索的天才少年之作;1979—1986年为第二个阶段,这是他创作的成熟期。

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比第一阶段有明显提高。

诗歌高度凝练,看似平淡却不可解,活泼空灵而又含义幽远,有些诗已“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

”1987—1993年为第三阶段,这是他出国以后的创作阶段,数量相对减少,语言向童稚回归,虽不乏优秀之作,但有时也显出无所适从的迷茫和才情不足的窘困,作诗似乎漫不经心,却写出了生平第一本长篇小说,以及话本和哲学著作。

也许由于在荒谬时代过早地剥夺了童年应有的生活所致，顾城格外迷恋童年的角色，不懈地追寻、精心地构建着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

这一童话元素主要由以下元素构成：一、唯美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城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真正的唯美诗人。

他沿着安徒生的道路寻求，用孩子的眼睛寻找美，表现美。

顾城的诗不像舒婷那样，以多少带些理性的情感来维护独立于污浊环境的精神家园，而是凭着还原人类的童真来生成一个未经污染的世界。

这种唯美境界在顾城的诗里，表现为儿童们天真的感受，也表现为纯净的自然景观。

例如他在《我是一座小城》构建着心中的圣地，那儿纯净自然，也是安静和谐的：“啊，我是一座小城，一座最小的城，只能住一个人”。

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则集中表现了对纯美世界的执意追求。

在诗中，他偏执地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以构造一个美的世界。

然而顾城那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毕竟是从“黑夜”里带来的（《一代人》），它们事实上无法回避黑暗。

诗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天国”无法不受“黑暗”和“灰色”的侵扰，而只能隐隐约约闪现在人心深处的若干亮色。

为了向现实环境索回“我最初的记忆”（《梦境》），顾城才“任性”地营造童心般纯美的世界，他追求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

二、梦幻的旋律精神分析家指出：梦与童话极其相似，梦的象征及其讲述的心灵活动与童话往往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顾城的诗作似乎诠释了这一理论，它们仿佛以梦幻的动人旋律演绎的一个又一个童话。

诗人将“白日梦”当作自己创作的圭臬：“我醒着，就梦见一切”（《领取》），坦言“我所有的花，都从梦中来/我所有的梦，都从水里来”（《来源》）。

他的一千余首诗作中，几乎一半与梦有关。

或者是完全是梦境分厘不差的原始纪录，或者是梦后的再加工，或者自一丝梦痕而繁衍，或者是梦象的另一种形式的转换，或者本身就是货真价实的白昼梦。

信手拈来仅仅于梦为题的也够可观了：《梦》《梦想》《梦痕》《梦后》《梦园》《梦鸟》……而那些隐藏在题目背后与内容紧密关联的梦境，梦幻，梦呓，梦想，梦语，梦象，更是五花八门。

在顾城的童话王国里，梦既是污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的达成，更是他的整个生存，因为只要少许进入双目凝视的出神状态，梦的游思，乃至整个梦的世界便会频频在诗人的心灵涌现，曲折地传达着诗人灵魂深处对纯真、美好、自由的呼唤。

诗人早期的梦，尽管经过精心的主观变形、组合，梦的生成还带着比较明显的线性思维逻辑——在定向集结的基础上，多是异置的，串联的，且以清新简洁的外化形式最后导向比较明确的主题。

它的叙述是传统的，浪漫式的，其表达手段常常是我梦、我梦到、我梦想的模式及其相应变奏，直接而明白，通过透明而姣美的意象中介，把读者迅速导向童话境界。

后期的梦尽管更多融入了超现实主义成分，但意绪结构仍夹带着先前的“象征基因”：“你登上了，一颗心将沉没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它空无一人，每扇门都将被打开/直到水手舱浮起清凉的火焰”（《方舟》）。

可以这么说，顾城正是以既远离现实又多少与现实“藕断丝连”的自足的梦幻的韵律谱写出他那浪漫神奇、迷离多彩的童话曲。

三、孩子式的“自我”顾城的“自我”意识在朦胧诗派诗人中有着鲜明的特色，这是一个孩子的自我：早慧、纯洁、自信、执拗。

这个“自我”与北岛、舒婷、江河的“自我”相比，也有着质的不同。

北岛们的“人”的代称，是“人民”的代言；而顾城的“自我”从本质上只代表他自己。

正是有了这一本质的不同，顾城和朦胧诗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样说并非否认顾城的《一代人》等作品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思想艺术上的成就，恰恰相反，它说明了当顾城的个人的“自我”和时代的洪流汇合在一起时，它的艺术创作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并产生轰动的影响。

具体而言，顾城的孩子式的自我，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到文化，最终到达更高境界自然的过程。

在诗歌创作的早期，顾城就有意识地寻找“自我”，在最初的寻找中，这个“自我”是一种自然的“自我”。

它包括“天空、大地”，生活，“风雨、鲜花、草木和树木，鱼、鸟、昆虫和四脚蛇”，这个“自我”代表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希望和恐惧的方式。

这个阶段表现出他“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这个个体的存在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时他对“自我”的认识还只限于自然属性的一面。

他在这个阶段的创作充满对生命的热爱，感情饱满热烈，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那时的创作是他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

创作中期，顾城在现实的裹挟下渐次步入文化的“自我”，他写下了《一代人》《世界和我》等诗，从依附自然转向依附文化。

这个阶段的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对社会的观察角度很明显地由孩子变成了成人，对自然的歌颂变成了对社会的批判。

随后顾城开始了对人性异化的抗争，而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社会的参与只是一种机缘和巧合，从来不是一种使命，无论是做时代的歌手还是做斗士，他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他只像个过客般地对社会与政治进行了短暂接触，便与时代主流分道扬镳了。

进入创作后期，顾城发现自己“寻找自我，对抗世界”都是在一个怪圈里旋转。

他对文化和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从此放弃了对“我”的寻找，进入了“无为”的状态。

他是这样说的：“我开始作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

”进入了这种状态的顾城，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

进而，他的“无为”又发展成“不无为”，最终达到了无目的的境界。

这个“无目的”的“我”并非意味着放弃自我，在顾城看来放弃自我与寻找自我都是对“自性”的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