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

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编者按“全球化”、“中国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学界探讨既多，成果亦丰。

但“拒绝”还是“融入”全球化以及如何在“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坐标中选择“中国现代化”，仍是一个需要现实地解决的课题。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有所积累，并对上述问题多有心得。

这里刊出该所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部分成果，以期学界对这一课题展开进一步思考。

中国现代化与双赢的全球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王锐生现代化这个概念首先包含着对传统社会的超越。

但是走出传统社会的文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代化不能摆脱全球化。

当今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刚刚起步的现代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是“助推器”还是“陷阱”？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能够给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以发展的机遇吗？我们的回答是：能够。

所以我们做出迎接全球化的选择，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机遇。

之所以这样回答，第一，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性。

既然我们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拒绝了计划经济体制，那么除了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我们别无选择。

第二，因为我们认为，全球化尽管已经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但仍然有可能经过我们的努力，争取到一种双赢局面——这对双方（主导者与后起的参与者）都会是有利的。

中国现代化在对外开放方面要求的，就是芄淮此娜蚧?“双赢说”的对立面是“陷阱说”。

此说在一部分人中流行并不是没有根据。

根据之一是：经济全球化越发展，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就越严重。

世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创造财富和加快进步，但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

在信息革命背景下，全球化是通过世界范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的。

而这一调整的主体力量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以利益必然集中到这些公司手里。

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所的估算，全世界447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合在一起比占全世界一半人口的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

该所的计算表明：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二的人被排除在全球化（受益）之外，受到全球化的伤害或者被全球化所忽视。

又据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不超过20个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受益。

但是毕竟还有受益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积极投身全球化，并从中得到好处。

在同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覆盖下，由于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不同，有的地区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有的地区却没有。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从1987年到1998年，亚洲地区（尽管当时已经出现金融危机）每天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数从占人口的27%降到15%。

与此相反，在非洲，由于没有抓住机遇，1998年46%的人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停留在11年前（1987年）的水平。

如果人们不想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那么留给我们的出路只能是主动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迎接挑战，就是争取一种双赢的全球化。

问题是，何以可能？1.可能性就在于上世纪末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经济分工。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代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一调整的产物。

经济学家甚至把这一产业结构调整视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跨国公司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以实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这一过程主要始于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收整个（外国投资中的）75%的投资。

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一转移始于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促使了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从80年代的25%逐步上升，1992年达到32%，1996年达到37%。

发展中国家如果要争取在全球化中获得双赢的结果，就应当积极利用上述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种形式，参与到国际经济分工中去。

为此，要在某些方面改变传统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按照传统的思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意味着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个体系也参加国际贸易分工，但这种参加是从属于建立独立、完整的体系并为之服务的。

20世纪末出现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旧国际分工模式。

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看，如果一个国家要获得比传统做法更高的效率和付出更低的成本，就不应一味追求建立自己的完整的体系，甚至不应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应依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

这样做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即从全球化带来的新生产分工体系出发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

这样做也意味着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今天的各种高新科技产业已经高度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若不参加跨国公司所组织的全球性生产和市场网络，就难以加入这些产品发展的世界主流。

2.在新国际经济分工中，发达国家有义务在经贸条件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那种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做法。

为此需要有全球性的权威机构（理所当然是联合国）来对经济全球化中的活动加以干预，改变经济全球化中富国与穷国之间存在着的三个方面不平等：地位不平等——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历来被称为“富裕的白人俱乐部”，他们一方面实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建立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分工体系，垄断了技术和智能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又企图迫使不发达国家提高自己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成本，以免造成对本国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冲击。

例如借所谓“劳工标准”问题来制造新的贸易壁垒，等等。

规则不平等——规则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

总的说来，目前的世界贸易规则有利于发达工业国家。

这是因为，谁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占有主要份额，谁就在制定“游戏规则”上具有最大发言权。

许多规则事实上是在没有穷国参加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结果不平等——以关税为例，富裕国家向最贫穷国家的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比它们向其他富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

安南曾指出：“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它们对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四倍。

配额和‘反倾销’惩罚还被用来阻止第三世界的产品进入第一世界的市场，尤其在穷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它们是否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某种产品，都会被指责进行倾销。

”做到上述两个方面，是实现双赢的全球化的起码条件。

尽管全球化的现状仍不是十分理想，中国仍把参与经济全球化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并已经取得重大的经济成果。

就长远的目标来说，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双赢，而且是发达国家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最后是所有的国家都在全球化中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

如果全球化的结果是一部分国家成为天堂，大部分国家停留在地狱般的贫困，那是人类的耻辱。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现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叶险明近年来，在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普遍流行着一种反极端全球主义的观点：经济是全球化，政治和文化是多元化。

这样一来，全球化就被“缩放”到纯粹的经济领域，而多元化则被“限定”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和多元化只是作为外在的对立两极而存在。

极端全球主义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按照这一反极端全球主义的思路走下去，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将在逻辑上被有意或无意地分为两种“模式”：在经济上要融入全球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坚持多元化，拒斥全球化。

这一研究思路已经使学术界在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中陷入了一系列逻辑上的矛盾，并出现了不少“假问题”。

实际上，不仅经济领域有多元化，而且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有全球化，虽然在其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

我以为，这里在方法论上涉及到如何认识把握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问题。

科学地确定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正确地展开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点。

可以说，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就难以在整体上深入下去。

全球化的历史和逻辑表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决不仅仅是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更不是民族和国家日趋削弱的过程，而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交织发展的进程。

由一体化和多元化构成的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既是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主线。

全球化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但同时也包含着日益增强相互依存性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为其特定利益和价值取向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即全球化过程的民族化趋势。

国外有的学者把这种趋势称之为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目前在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有一个方法论上的误区：把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

我以为，“一体化”应是指包括区域一体化在内的协调、趋同、依存的状态和倾向，“多元化”应是指全球化中的离异、分散、摩擦、冲突的状态和倾向。

一体化不等于全球化，多元化也不等于背离全球化。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位在一个具有本土、国家以及区域特征的连续统一体上。

在连续统一体的一端是在本土和国家基地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在另一端是在区域和全球交往整个更广的范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

“必须把全球化理解为趋同的力量与分解的力量共同构成的过程”。

一体化与多元化之所以能构成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全球化的基本主体是民族和国家，正如民族和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一样。

虽然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最终支撑着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仍然是民族和国家。

一旦全球化的基本主体不再是民族和国家，至少今天人们所认识的全球化也就不存在了。

随着全球性联系日趋加深，一方面，国家的“行为”和“事件”越来越具有了国际性，跨国界和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形式，各个民族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所关注的共同问题也越来越多，从而他们在其利益关系方面的“衔接点”也就相应逐渐增多；但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价值取向和所追求的利益等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各种摩擦和冲突也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展开。

联系越紧密，联系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也就越多，由这种摩擦和冲突所产生的离散化倾向也就越强，从而民族和国家也就越需要“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