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五大名剧论.长生殿论》

思想与民族情绪。通过董老的论述，能够看到，董老时刻将论点与实际相联系，看到事物正反二面，辩证分析，从不走极端，理论科学，论证严谨。

再如董老论述第一至四出时，举出作者对唐玄宗的看法——一方面肯定玄宗功绩，因此在剧中“隐恶扬善”，同时也揭露了他的昏庸误国。董老对于作者的看法持赞赏态度，这便再一次显示出董老的辩证思维，正因如此，董老才能看到洪昇在对待唐玄宗一分为二看法的高明。而后，董老佐证了唐明皇形象的两面性，说出玄宗“有过亦有功”。在这里，董老从事实出发，站在历史真实的角度论证，他引经据典，说明唐明皇在开元年间贤明仁德，错在天宝年间的荒淫，而且“过而能悔”。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方法在书中颇为多见，得益于董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在科学理论的统摄下，全书逻辑严密而清晰。而董老更为高明之处在于对细节的洞察。《长生殿》有一出为“傍讶”，这一出在旁人眼里看来仅仅是“过场戏”，董老却并不苟同，他认为此出的重要性除了为下一出杨贵妃“忤旨出宫”做了过渡，更在于体现了杨玉环与姐姐挪过夫人和梅妃争宠吃醋的事实。董老抓住杨玉环与人争宠的情节，发现杨玉环占有欲极强的性格特点，做了深入分析，他说：

“杨玉环正因为占有欲极强才特别嫉妒……她自己所爱的人便不允许和别人分享，不管是梅妃，或者姐姐挪过夫人，‘权力攸关’她都得嫉妒，事理如此，爱得深才妒得狠。”众所周知，正因杨玉环嫉妒心如此之重，才导致她对唐明皇的独占，也使唐明皇对她的爱愈来愈深，由此引发出的是后来的灾祸和两人的生离死别。杨玉环善妒的细节在戏文中影响尤深，在“傍讶”一出表现得最多，董老对这一被常人忽视细节的把握显现出他独到的洞察力，他的细致洞察是全书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观察细致入微，所以董老能看到许多常人难以发觉的东西，因而《长生殿论》的诸多观点是在当时前所未有的，董老的创见成就了本书极高的学术价值。在董老的创见中，有一些甚至是颠覆性的，与前人看法大相径庭，笔者尤为欣赏的有两点：

其一是对《长生殿》戏剧格体的看法：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长生殿》是悲剧，也有人说其是喜剧，董老觉得它既非悲剧亦非喜剧，算得上是封建时代的“正剧”，既有悲剧元素，也有喜剧元素。原因在于杨贵妃尽管因兵变不得不“香消玉殒”,而杨贵妃的死促使玄宗翻然醒悟带领军民重振旗鼓，最终平息叛乱，在民众看来后者为重，加之李杨二人在剧末于天庭团员，构成“大团圆”结局，故《长生殿》不是悲剧；尽管二人最终天庭团圆，但经过作者一番渲染，杨贵妃的死令人触目惊心，而杨鬼魂寻夫的情节也是悲伤凄婉，使人声泪俱下，这些悲剧化的情节设计使戏文无法被后来的喜剧结果“冲喜”，故《长生殿》不是喜剧。其二是对李杨二人关系的看法，《长生殿》中两人的关系一直被公认为纯洁真挚的爱恋关系，而董老却大胆地提出，两人的爱并非至纯，在夜怨一出中，杨玉环暗中得知梅妃被宠，一夜未眠，足见妒心深重，而玄宗在在宠妃的妒威之下只敢偷偷摸摸得干，这些说明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并非深挚，她同梅妃一样，是唐明皇的泄欲工具，而杨玉环对李隆基也并非深情挚意，爱的是他的地位和权力，因此紧握不放。

综上所述，《长生殿论》一书文思缜密，论证科学，多有创见。而董每戡先生“平易近人”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行文，更多的体现为对人民乃至观众的关注。

董老心系人民，并不限于某个时代。他察觉到了《长生殿》中的人民性，花费了诸多心血加以揣摩、论述。董老详细地分析了第十四出“进果”，认为这一出暴露出当时老百姓性命贱如草木，苦难深重的现实，戏文中借人民的嘴道出路上无辜行人被飞马踏死的原因：

只是因为为杨贵妃飞递荔枝，荒唐至极。戏文中平民百姓的话语实际上真实地再现出人民的悲惨命运，可以换来观者的同情，是人民性的体现。董老还说，这一细节看似在谴责杨妃，实质上影射荒淫昏庸的玄宗，洪昇不令玄宗置身事外、脱离责任的意图昭然若揭，让戏文人民性提升到新的层次，看到了祸害人民的罪魁祸首。董老还总结道：

“‘进果’一出发出了人民性的闪光，值得赞许。”除此之外，书中董老多次提到“人民性”一词，可谓用心良苦。

董老除了关注平民百姓，还关注到了当时的地位与男子不平等的女性，以女性视角审度杨玉环这一角色。《长生殿》对杨玉环有贬也有褒，寄寓了深切

的同情，在当时难能可贵。董老意识到，洪昇的观点不同于当时“女人即祸水”的看法，大胆地褒奖她，使她在临死的刹那，能博得观众的同情，在“冥追”到“情悔”几出中，写她多次悔恨，让观众的同情更为浓厚，同时，洪昇在写戏时删除了历代对杨玉环的谩骂，有意减轻她身上所担负的亡国罪责也体现着对女性的尊重。董老的发现源于他自身所有的男女平等思想，若非如此，董老绝不可能意识到洪昇对女性的理性关照并花很重笔墨论述，很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

而董老对观众的重视是贯穿全书始末的，书中常可见对观众感受的揣测穿插于论述中。比如，在论及“密誓”一出时，书中说道：

“就因‘密誓’培养了适度的同情心，才可教观众看完后十四出戏。”又如在论述“惊变”一出时，有如下文字：

“戏情急转，反跌有力，场面紧张，一下子把观众的心拉紧，定会‘聚精会神’地看发展，尤其盼望结果。”再如论及高力士时，董老说：

“高力士不是一般太监，演员该掌握他的身份,一如杨氏兄妹对他之懂得深切才对……”这是董老对演员的要求，也是对舞台效果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台下观众的重视。董老有着明确的戏剧观，他认为，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的感受十分重要，观众的感受关乎整个戏的艺术完整性，所以舞台效果不能忽视。难怪董老在书的开头便说：

“只想把它（戏）作为综合艺术看待，想象它在舞台上演出时对观众的应有感染效果如何？给它以我个人认为相当的评价，如斯而已。”

“文思缜密，平易近人”是我对董每戡先生文章的概括，而稍加研究，便可发现这也契合了董每戡先生平生的为人，董老既是戏剧界所推崇的泰斗，亦是文人学者们为人的楷模，值得我辈学习。

至于《五大名剧论.长生殿论》的不足之处，也并非完全不存在。我认为，本书未细分小标题，给初学者查阅造成小困难乃不足之一；董老处在意识形态统摄文人思想的年代，书中有些地方存在被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而被意识形态影响的观点有时显得有些片面，乃不足之二。当然，以上纯属个人愚见，姑且视作片面之辞。